汉史兼居延汉简专家劳干

Mary

　　

　　图：劳干（左）正在进行学术研究 尘 纾

　　月前在本栏介绍孟森《明代史》时，提及杨联陞忆述一九三六年他在「北大」旁听孟森所开讲的明清史。可惜，他没有取得讲义，但上课所用的讲义，一两年後恰巧在东安市场某书摊买到，而且是一份装订本。嗣後，他负笈美国亦随身带备。一九五七年他把这份极可能是孤本的讲义，从美国带至台北，交与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使之不至湮没，反可续荫後学。此讲义付梓前，由毕业於「北大」而其後亦成为史家的劳贞一（即「劳干」）校阅。这本《明代史》初刊时，杨联陞亲自作序，并於序内说明，劳干在「北大」毕业较早，好像没有上过心史（即孟森）先生的课，但是对於先生在明清史上的成就也是很佩服的。

　　对於杨联陞这段回忆，我辈後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捧读孟森此书时已经知悉。其实，我们在那个年代就读高中及预科期间，已经同时翻阅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的劳干在较早年间所写的两本断代史，即《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这两本我在七十年代购得的史书，均於五十年代初刊。前者初刊於五一年，後者初刊於五四年。

　　论篇幅，这两本都是小书，每本只有百多页，但都涵盖了一般二手断代史须予包含的内容。从资料数量看，若与近三四十年刊行的同类断代史书相比，的确远有不及。不过，我们作为後辈，必须明白个中的两大要点。

　　两本小史确有可观之处

　　首先，劳干（一九○七至二○○三）的两本断代史成书於五十年代。当时有心写这类小型断代史的学者不多，数量上根本不可能与近三四十年海峡两岸的断代史刊行情况相比。加上当时资讯不大发达，远逊当下的电子资讯时代，能够随时检索资料，所以手上执有一本这般篇幅的小史，已经如获至宝了。其二，劳干这两本断代史虽然篇幅很小，但并非表示书内论据贫乏，分析欠奉。反之，这两本小史确有其可观之处。

　　劳干《秦汉史》共分十四章，另有两个附录。头两章分别讲述「秦的发展」及「秦始皇及二世」；第三章谈及「楚汉之际」；余下十一章则由「从布衣天子到无为而治」讲到「蜀汉兴亡」、「两汉学术信仰及物质生活」以及「秦汉制度」，而两个附录是「世系表」和「年号表」。不过，最扼要精辟的，还是置於诸章前的四页「自序」。

　　疆域概念及制度的确立

　　劳干这篇「自序」，绝非交代成书的经过，而是以极小篇幅，提纲挈领，论述秦汉特色以及这段时期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首先，他明确指出，「地理上的中国区域，无疑的，是包括东北，外蒙，新疆，和西藏的。这是一个整个的区域，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分割的区域。凡是在这个区域的人民，只有精诚合作，才能共同过着繁荣而和平的生活。但是这一个整个的区域的相关性的被发现，却不在殷，不在周，而在秦汉时期。」换言之，中国疆域概念是在秦汉时期确定。

　　其次，秦汉两代为後世奠立明确制度。劳干指出：「在秦汉时期，不论官制，兵制，法律，地方制度，学校制度，选举制度，财政及货币制度，以至於现代所用的度量衡制度，现在中国的文字，无一不是树立了稳固而长久的基础。这些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虽然其中有些改变，但假如不明了设制的根源，也就无法推证制度中精神及关键之所在。」由此可见，沿袭千年的诸般制度，均确立於秦汉。

　　秦汉体现不同政治理念

　　其三，秦汉时代体现了不同政治理念。劳干指出，「秦始皇和秦二世在位之时，是纯粹法家思想实验时期……在汉惠帝至汉景帝在位之时，又是黄老思想实验时期……到了武帝即位之後，又成为儒法两家相杂的时期。这种『杂霸之治』，在实行上虽然得到若干效果，在理论上仍是很有问题，所以汉元帝，王莽，和东汉光武帝又都以儒术为主。但儒术政治的根本，渊源於执政者的正心养家，表里如一……因此汉元帝的政治只是牵制文义，优柔寡断……王莽的政治，只是比汉武帝的儒术装饰得更为多些……光武采用儒术，确比前人成功，但追究起来，仍不免有若干黄老的成分，掺杂在内（从古以来，政治的实行中，还未出现过百分之百的醇儒，所争的只是采用儒家教理多寡之分罢了……）到了三国时期，曹操又以法术为政。诸葛亮亦是内儒外法，和王莽内法外儒成一对比，所以秦汉时代，正是一个诸家思想的大实验时代，在後来二千年中，亦未曾出於这个范围之外。」从上述引文可见，秦汉以至三国时代，是先秦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体验期，时而更替，时而相杂，但始终脱离不了儒道法的范畴。

　　其四，劳干明确指出「秦汉时代最重要的特徵，还在於当时的政治制度。秦汉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是简单明洁，富於效率……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标准，第一是『清』，第二是『简』……秦的亡国在於苛暴，王莽的亡国由於烦乱。就这个时期而言，困扰过的老百姓，需要的是休息。威逼过的老百姓，需要的是安静，横徵暴敛过的老百姓，需要的是薄赋……以简驭繁，以定驭疲，以易驭难。这就是西汉初年及东汉初年所以能成功的大原因……从这一方面来看汉代的政治，也许对於汉代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更容易看出来。」

　　反驳刘邦杀功臣之说

　　劳干在「自序」内的寥寥几段，已经把秦汉的历史特色及对往後朝代的影响，清楚勾画出来。能够做到言简意赅，精练入微，可见劳干对秦汉的认识，确实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他在正文多处表达他独特而足可提醒後学的论点。例如他在第三章「楚汉之际」提出两个论点。其一「刘项之争……项羽单纯的代表楚国，刘邦却并不是代表某一个地域观念，只代表对於秦代政治路线的反抗。换言之，项羽所代表的，是楚国的复兴，刘邦所代表的，只是秦帝国中人民的革命。」其二，他提出「世人以明太祖和汉高帝相提并论，认为都是杀戮功臣。这是完全不切当的，汉高帝为人，绝对没有这麽猜忌，只因为世人太同情韩信了……明太祖甚至对於郭子兴的後人也一律不留。汉高帝对於韩信，是先取消王号……再经韩信造反，汉才杀韩信……两方面都有错，不能说归咎於一方的猜忌。彭越为吕后所杀，不由高帝，陈豨和英布确实反叛，不能怪汉室。」

　　劳干以上的两个论点，特别是第二个，其他史家未必苟同，盖因功臣若不是情势所迫，会不会走上叛变而明知造反难有成功指望的不归路？不管劳干如何着力为刘邦平反，但刘邦开了新朝皇帝杀功臣的先河，怎麽说也抹杀不了。不过，即使他的论点未必得到认同，但他力排众议的胆识，确令後学敬重。

　　虽然一如前述，劳干的《秦汉史》是本小史书，但由於书内所载者，并非纯是篇幅有限的史料，而是以史实作为证据的史学论着，因此确有惠泽後辈之功。

　　至於初刊於一九五四年的《魏晋南北朝史》，虽然篇幅比他的《秦汉史》略大，但只有一百七十多页，始终是本小史书。全书共分九章，另有几幅插图和两个附录，即「世系表」和「大事年表」。除第一章「绪论」外，劳干分章讲述「三国之兴亡」至「南北朝的文学与学术」。此书与前作《秦汉史》的最大分别，是书内并无「自序」，也就是说，他没有运用「自序」综论这个时代的特色；七一年再版时只有一篇寥寥十行的「再版订正序」，交代再版的情况。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在历史意义上显然有别。前者是大一统的开端，为後世奠立大一统所需的基础；後者则是南北混乱的第一波。劳干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因素及特色，放在第一章「绪论」讲解。

　　西北逐渐落後於东南

　　第一章「诸论」下分甲、乙、丙三节，依次是「东汉与南朝」、「东汉的士风与曹魏」、「东汉以来的宗教与经济」。综观全章，主要是概述一些影响魏晋以至南北朝时代的东汉情况。例如，他在本章开头明言：「中国的西北边境……永远是在不平衡、不安静的局面下过日子。东南边境，却是易於扼守的丘陵地带，并且不处於民族迁徙激流的对衡之点。所以西北边境总是建设了又破坏，而东南边境则是建设一步即增进一步。因此东南边境的文化遗产一天一天的丰富，最後便超过黄河流域的『中原』了。西北边境的不安已经成为西北开发程度落後的主要原因，再加上西北雨量的不足，农作物不能给养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文化，更为落後……再加上东汉初年及东汉晚年两次内部变乱，使得西北一带，更为荒废。」上述这类分析，虽然稍觉简单浅白，但对初登史学门槛的学子来说，必须有所知晓。

　　一如前述的《秦汉史》，劳干《魏晋南北朝史》内的二手史料数量，尽管逊於近几十年坊间可以买到的同类断代史，但这绝不是说，此书价值不大，不必参阅。反之，我提议後学花点时间翻阅，只因内有不少史论足以振聋启聩，惠泽後进。

　　除了上述两本小史书，劳干终其一生，写了不少论文，而绝大部分的论文已载录於一套两册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套文集的最新版，刊於二○○六年，但这其实是劳干继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文集後，经过几番积累，於一九九○年发行增订版後的再版。今天我们研读劳干的论文，当必以刊於二○○六年的增订论文集为依归。

　　这套论文集所涵盖的学术范畴十分广阔。内载的四十多篇文章，共归为九类，依次是历史与政治、制度、思想史、社会史、地理与边疆史、历法、考古学及文字学、文学、典籍。每个范畴多则十篇，少则两三篇。时代方面，绝大多数关於先秦、秦汉及魏晋南北朝，而三者以两汉居多。在此顺带一提，史学界习惯上把劳干看成是汉史专家，如果单从论文数目看，把他视作汉史专家，当然极为合理。

　　难从固有治乱周期解脱

　　不过，必须补充，劳干虽然花费极大心血专研汉史，但这并不是说，其他范畴建树不大。其实，他的史识和洞见，对我辈後学，启迪殊丰。例如他在上述文集的「自序」论及治乱周期时指出：「中国数千年一直是家族统治的专制政体，所以一个朝代最长不过二三百年，到了朝代结束，就可能即是天下大乱，人民痛苦之时。今後也只有脱离家族影响之後，才会突破原有朝代式的转移，而开创民族未来新的形式。只是旧的痕路，刻画很深，解脱出来，当然也是相当费事的。」这是他综观历史轨迹後提出而足以叫人深省的评论。至於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议论，可翻阅载於文集首篇的「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文集内所收录的论文，堪称佳构连篇，伟论纷陈，可惜本文篇幅有限，无法一一介绍，只可择其「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一文，稍予提述。劳干在文内第一句就劈头道：「霍光当政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局。」事实上，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衔领导内朝，而这种由大司马大将军或大司马车骑将军秉政，就成为惯例。影响所及，东汉外戚常以此例把持政事，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司马大将军往往变成篡位者。这种制度亦在某程度上影响日本的幕府。

　　研究居延汉简最有成就

　　对於霍光本人及他当权施政的评价，劳干明确指出，他「只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随事应付，并无远见……他所处理各项事件之中，如立昭帝，在昭帝时所执行的国策，昭帝之死，立昌邑王；废昌邑王；拥立宣帝的各项机会之中，有得有失，而且还成绩很好。可惜他的夫人毒死许后，以他们的女儿继立为后，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失着，但他既不能防范於事前，又不能当机立断，补救於事後，这才种下失败的因素。」不过，劳干始终认为，霍光几番废君立君，虽然悖於体统，但事急从权，不得不接受。劳干在文内以史实详细评论霍光辅政的功过，十分值得後学研读。

　　劳干除了写过很多篇关於汉朝的论文，他对汉史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居延汉简的研究。尽管我们十分明白，莫说是一般历史系学生，即便是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对於研究居延汉简这个课题，明显兴趣索然，但始终不能否定，居延汉简的价值在於弥补正史如《史记》、《汉书》的不足甚至缺漏。再者，劳干在研究居延汉简方面，确实起了承先启後的作用。继法国汉学家沙畹（Eduoard Chavannes）和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汉简的初步研究，劳干因应当时所发现的居延汉简，痛下苦功，反覆校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更影响了同辈陈梦家及牵动了後辈吴礽骧的研究。不过，若论众位学者的成就，当然以劳干最大。（见本版「居延汉简研究历程」一文）

　　劳干对汉代各个课题的研究成就以及对居延汉简的宏大贡献，足令後世称之为汉史专家。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