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俄界会议」

Mary

　　

　　图：「俄界会议」遗址资料图片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中央红军终於走出苦难的草地，许多红军战士，踏上黄土地後，几乎都情不自禁地倒卧在黄土地上哭了。没有准确的统计，据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进入草地前，中共红军有一万二千多人，「和四方面军暂时分手後，我们陕甘支队七千余人进入甘南。」许多久经考验，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死在草地的水草滩里，至死不得入土，至死死不瞑目。

　　更大的难题，更大的危险，更难的选择，还在等待着中央红军，向何处去？如何落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以来，这道难题就始终未解，始终困扰着中央，苦难愈重，危机愈深，困惑愈多，紧迫性就愈加刻不容缓，这是关系着红军生死存亡的大计。一步走错，中央红军危矣，党中央危矣，中国革命危矣，中央红军面临生死抉择。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的俄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着名的「俄界会议」。

　　俄界当年是座藏族山寨，零零星星地住着二十几户藏族人家，家家几乎家徒四壁，土墙木楼，俄界当时无名，藏族同胞唤之为高吉，意思是此地可能有虎，给红军带路的汉族人根据藏族同胞的发音，翻译称俄界，俄界从此青史留名。

　　「俄界会议」开得紧张，也开得艰难。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极其艰苦，极其严峻，极其危险，一步蹬空，有可能葬送中央红军，断送中国革命。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从红军内部看，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定，反对北上抗日，率领红四方面军公开分裂红军，重返草地，南下四川。张国焘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和中央对着干，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依仗着自己人多、枪多，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县达维会师时，据说中央红军有二万多人，四方面军有十万人，张国焘多次想摸中央的底，在《张国焘回忆录》中，他认为中央红军是残师败旅，人数不足五千，所以他才敢要挟中央，向中央叫板。

　　按彭德怀回忆，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大体不会超过六七千人，且是疲惫劳苦之师。长期作战，长期行军，长期营养不良，得不到休整，有病有伤得不到及时的治疗，部队已经达到了极致。且脱离队伍者大增。据《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走出草地到达俄界期间并没打什麽大仗，但部队减员大增，以至於兵员减半。中央红军已经失去全部重装备，後勤供给基本全无，红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据一些老红军生前回忆，他们只在打下遵义时进城剃过一次头，发过一套军装。此时无论干部战士个个又黑又瘦，几乎人人有病，全靠精神意志支撑着，刚到甘南，藏族同胞以为他们是逃荒的，要饭的，流浪的。汉人叫他们是「花子队」。而外部又是逼人的严峻，几乎到了要置中央红军於死地的绝境。

　　红军到达的甘南迭部一带，重山叠嶂，穷山僻壤，处处险恶，易守难攻。国民党早在红军出甘南之前就开始经营这一带的防御，对这一带的土司头领大加封赏，发放枪支弹药，给钱给物。对当地的地方军阀鲁大昌封官加职，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陇西路总司令，新编陆军一五四师师长，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在岷县、腊子口、西固等地布下重兵，修筑坚固工事，破坏一切道路桥梁，堵死红军；蒋介石又速派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薛岳部集结十几万部队快速从左右两翼包抄。前堵後追，剑拔弩张。中央红军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刻。

　　「俄界会议」通过毛泽东作的《关於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後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後将中央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兼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决定迅速拿下腊子口，再图发展。「俄界会议」开得也沉闷，也沉重，因为并未能解决红军往何处落脚，单凭红军眼前这些人，这些枪，要开创一个新根据地几乎绝无可能。当时陕西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地方军阀总兵力应在三十五万人，所以「俄界会议」对今後的战略行动也是茫然四顾，很难寻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作出先冲出腊子口，然後伺机向甘宁进军，创造机会，求得国际支援。两年後的实践证明，那也是一条绝路、死路，红军西路军二万一千多人全军覆灭。就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胜利了。

　　为保留革命的种子，面对前堵後追之敌，针对中央红军的实际情况，中央只有一个选择，到中苏边境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可以肯定，「俄界会议」前後，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蒋介石亲自布置「围剿」，十分自信，认为这次红军陷入「绝地」，绝难复生，因此向其三路「剿匪」军队，下令悬赏缉拿红军领导人，开出悬赏，彷佛其胜在即，生擒毛泽东奖励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生擒彭德怀林彪的，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一直开价到红军师以上领导。可见其嚣张得意到何种地步！我解读「俄界会议」中，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再说，不能坐以待毙，等着敌人合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