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乐救国 五四运动的「国乐」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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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一九二二年成立时摄

　　一百年前的五月，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知识界，因不满北洋政府在当年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就范於西方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日本，在五月四日以三千之众，聚集在天安门，游行到欧美使馆区进行抗议，继而引发全国罢课、罢买日货等示威活动。激情背後，触发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前途，认为只有通过深入改良和构建中国文化，让中华民族以「少年中国，灿然涌现於吾人之前」（王光祈语），「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刘天华语）。周光蓁 文、图

　　以上两位「五四」时期的音乐先驱所表达对新文化的认知与期望，正好说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均以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奉献一己之力，重整传统文化。如果从觉醒和凝聚的力度来看，这场运动较八年前的辛亥革命更为深入，唤醒了国民，意识到国家民族的振兴，并非单靠推倒满清皇朝就能达致，还要民族自省，通过重新检视传统文化，以科学借鉴，传承出新的中华文明，焕然一新成为国际秩序尊贵的一员。无怪乎有人将五四运动媲美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国耻惊醒新青年 追寻中华音乐梦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作为主力，还有各路打着「以×救国」的科研尖子，但同期的音乐家们追求所谓「国乐」未必有立竿见影的功能性，但却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几乎是个民族灵魂工程。再用一九二三年留学德国音乐学家王光祈的话：「什麽叫做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

　　关於以音乐改造国民素质，其实五四前已经有所论述。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主角之一的康有为曾在奏摺建议改革包括「歌乐」学制，「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两年後，他的弟子梁启超在着名的《饮冰室诗话》亦提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从一九○二年开始，中国首批音乐先贤留学日本，其中包括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萧友梅等。

　　经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京等国耻洗礼，早期留学生大多以报国的使命吸收知识，对固有传统文化，一般都持批判态度，例如一九○三年由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一篇名为《中国音乐改良说》形容中国音乐为：「有文无声、有声无音、有音而器不调」。就读於东京音乐学校的曾志忞声言：「国无音乐，不得为文明国；人不知音乐，不得为文明人」。

　　经过晚清到民初，首批「海归」音乐先驱十多年的实践和第二批留学尖子回国前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几乎一夜之间轰动了知识界，中国音乐文化的改良已经是急不容缓的课题。他们一心一意但通过不同方法，以刻苦和无比的热情和使命感，独立思考，为国家、民族，为新文化艺术把脉断症，出谋献策，追寻各自的中华音乐梦。

　　留洋学艺播美育 新式乐社培英才

　　五四前後参与音乐及相关文化建设的先驱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从海外完成学业回国的，例如莱比锡大学的蔡元培、萧友梅、日内瓦国立音乐学院的杨仲子、哈佛大学赵元任、周淑安等。第二是五四之後出国求学的，例如前往德国的民族音乐学家王光祈、美国奥柏林、耶鲁大学的作曲家黄自、法国巴黎大学的语言文学家刘半农等。最後是没有出国但同样贡献良多的音乐家和学者们，例如刘半农的弟弟刘天华，以演奏琵琶、二胡、小号加盟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还有一九一九年在上海成立以改良传统乐器为己任的大同乐会的郑觐文等。

　　一如五四运动以北大为首，该校对音乐发展的推动领先全国，主要拜一九一七年担任校长蔡元培的领导。蔡氏早年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和美学，深谙音乐乃美学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他後来的名言：「以美育代宗教」。为此他先後成立北大音乐会、北大乐理研究会、音乐讲习会等学社。一九一九年一月，他更以会长名义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下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崑曲组。当年四月十九日於东城区青年会大礼堂举行音乐演奏会，超过一千人出席，由蔡校长亲自主持。

　　五四时期完成学业回国的萧友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六年在莱比锡大学攻读音乐博士，毕业论文题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团的历史研究》，完成後在柏林大学学习器乐和指挥。据他後来回忆，在德国留学期间，总共听了二百○六场音乐会及歌剧，其中包括指挥泰斗Arthur Nikisch与柏林爱乐、莱比锡布业乐团的演出。

　　萧友梅一九二○年返国，马上参与音乐教育工作，应蔡元培邀请在北大任教，与任教清华的赵元任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乐友社」，目的是「输进西洋音乐之乐理及技术，以增益吾国之所未有」；「整理吾国旧有学说，发挥而光大之。使理论及技能者互相辅助，群策群力以图音乐之革新，其最终之目的，在使一般人士深知音乐之价值，而美感教育渐且普及於社会。」

　　一九二二年十月，北大附属音乐传习所成立，所长由蔡元培兼任，教务主任是萧友梅。官方资料介绍「本所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和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挥而光大之。」作为中国史上第一所大学程度的音乐教育专科机构，传习所引来全国有志从事音乐事业者慕名而至，其中一位是广州单簧管学生冼星海，即後来创作《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家。他和萧友梅均为广东人，都曾住过澳门。冼到北大，师从俄罗斯小提琴家托诺夫（Nicholas Tonoff）。这位前国立西伯利亚音乐学院院长是当时北京最着名的小提琴家，他的学生包括刘天华，和一九三二年从上海来京小住的聂耳等。他曾以首席身份领导传习所管弦乐队首演萧友梅的新作品《新霓裳羽衣舞》。传习所另一位俄籍钢琴家教授嘉祉（Vladimir Gartz），他众多学生之一是天才横溢的吴伯超（一九四○年代在重庆、南京出任国立音乐院院长）。吴氏同时师从刘天华学习琵琶，多次在北大音乐会上演出中西绝活。

　　传习所音乐会更为人认识的，是上文提过的单管编制管弦乐队，成员包括六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一把低音大提琴、长笛、单簧管、圆号、小号、长号各一、另外由嘉祉以钢琴弹奏出缺的声部或乐器。据不完全统计，这个乐队由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以苏贝《农夫与诗人》开演，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德伏扎克《新世界交响曲》欢送离华的嘉祉作结，一共演出超过四十场音乐会。对担任指挥的萧友梅来说，这队小乐队在北京演奏巴赫、海顿、贝多芬，可以说圆了他在莱比锡的交响梦。

　　拯救传统宫廷律 复兴华夏礼乐风

　　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有别於清末的学堂歌之处，在於更为抒发个人情感和寓意含蓄。一九二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乐初集》，首次发行萧友梅的二十首作品。其中的《问》是个典型例子。该曲一连问八条问题，由「你知道你是谁？」到「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反映知识分子对於当时军阀时期国家时局和现况，充满困惑。另一首着名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原本是刘半农一九二○年秋留学伦敦时创作的白话新诗，後由赵元任谱曲，成为世纪金曲。刘半农固然是语言兼文学家，但他同时对音律、京剧都有相当研究，梅兰芳的曲谱也有他的笔迹。更重要是，他对弟弟刘天华就国乐、西乐的研究极为支持，经常将欧洲音乐文献翻译成中文邮寄到北大传习所，探讨中西音乐异同。一九二五年在巴黎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返国时，更购置一把小提琴送给弟弟，刘天华对之爱不释手，之後拜师托诺夫，开展提琴、胡琴的比较和研究，改良乐器之余亦创作出《空山鸟语》、《良宵》等多首名作。一九二七年更成立「国乐改进社」，在京畿进行拯救工程。用他的原话：「宫中散出的乐工，能奏全数曲谱—约三四百套—者，现在只剩一人。而此君身老多病，我们应该急急想法找他一起研究。」

　　另一位与时间竞赛的音乐先驱是上文提过的王光祈。他原是一位激进青年，五四当天火烧赵家楼也有他的足迹。接着七月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充当成立大会主席。一年後，他前往德国，实地研究一个战败国如何复兴，希望能够应用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然而他观察到音乐在德国不分贵贱，人人家中都有乐器，激发他对自己先辈的音乐与民族性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在波恩大学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为毕业论文完成博士学位，亦完成《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国音乐史》等巨着。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自省，经常流露在王光祈的字里行间：「我们这种不肖的皇帝子孙，对於先民文化，不能发扬光大，反把一个礼乐之邦，弄成一个无乐之国。」但他深信，「盖中华民族者，系以音乐立国的民族也」，「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因此他呼吁：「我们只有从速创造国乐之一法，现在一面先行整理吾国古代音乐，一面辛勤采集民间流行谣乐，然後再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他制成一种国乐」。

　　让人遗憾的是，上面提过的五四运动音乐先驱们时不我与，几乎都过不完国难连绵的三十年代，包括一九三二年离世的刘天华，一九三四年离世的刘半农、一九三五年离世的郑觐文、一九三六年离世的王光祈、一九三八年离世的黄自、最後是一九四○年离世的萧友梅，以及长眠香江的蔡元培。但从他们折射出来的五四精神，虽百年而不息。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