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生活逆水行舟

Mary

　　

　　图：一九八四年五月艾青接受本文作者采访/作者摄

　　曾卓先生一九八三年夏天来到北京，约我一起前往艾青家中。这才知道，艾青家与我工作的《北京晚报》相距甚近。报社在西裱褙胡同，艾青的家则在东裱褙胡同里一个往南拐进去的小胡同——丰收胡同。东、西裱褙胡同，本是同一条胡同，后因修建北京站，自车站广场往北开出一条「北京站街」，遂将裱褙胡同一分为二。从报社沿胡同往东，走过北京站街，直行百米，南拐即到艾青家，步行只需十多分钟。

　　裱褙胡同不宽，但很长，在北京胡同里它虽不着名，但仍有夸耀之处。西裱褙胡同有一座老房子，即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故居。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北京义和团的第一个坛口，便在这个四合院里悄然成立，随之掀起惊天风云。东裱褙胡同东端，耸立着着名的古观象台。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曾在此居住，观察天象，研究历法。义和团与西方传教士，相斥的历史两级，竟然存在於同一条胡同的两端，穿行於此，总不免让人有一种奇妙感觉。

　　那天，我与曾卓沿着这条颇具历史感的胡同，一路东行，一路闲聊。

　　后来我偶尔还是去探望艾青。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开设「作家近况」专栏，将艾青列入第一批人选，还破例先后报道两次。听说我要报道他的近况，他为之高兴。

　　采访归来，我以《艾青：写诗有待灵感 戒酒又复戒烟》为题，发表了第一篇报道，并配发一张照片。他视力极差，只能用放大镜看书，拍摄时他很配合，举起放大镜，认真地看为《林林诗集》写的序。仅仅几百字的报道，落笔在轻松的生活细节，而非棘手的现实话题，更非时常可以听到那一些议论纷纷。

　　记得一九八四年的年底，在第四次作代会的理事会选举上，艾青得票数名列第八名，因批评「朦胧诗」而笼罩在心上的阴影，渐次散去。

　　大会闭幕之后，一九八五年元月，我再去看望艾青，请他题字相赠。他欣然写下两行大字：「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

　　最后一次探望艾青，是在一九九二年，这一次，我陪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与夫人陈宁祖前去。马悦然五十年代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即与艾青结识，他欣赏艾青诗歌，曾将之翻译在瑞典出版，是艾青的老朋友。但是，一九八一年发生「朦胧诗」风波后，马悦然从瑞典致信艾青，坦率批评，从此，关系冷淡，少有往来。十年过去，时过境迁，重访中国的马悦然，嘱我与艾青家里联系，可否前往探望。我打去电话，高瑛欣然答应，并约好在家里设宴招待。

　　艾青家已从丰收胡同搬至东四十三条，一座修葺一新的四合院。几年不见，再看到艾青，不禁悲从心来。身患重病中的他，除了点头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很难说对久别的熟人是否依然记得。与来自远方的朋友重逢，只能无语对视，那个风趣、幽默、妙语连珠的艾青，影子全无。饭桌上，他也是只顾自己埋头吃饭，半天也不抬头。

　　这一年，艾青八十二岁。

　　几年后，我去瑞典访问，在斯德哥尔摩探望马悦然。那天，我们聊得很久。我请他谈自己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看法，后整理为《听马悦然漫谈》发表，其中，他这样谈到艾青：

　　三十年代我最喜欢的是艾青的作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北方乞丐》。以后他的创作走下坡路。八十年代艾青批评朦胧诗，骂他们，我知道后，给他去过一封信，说对他三十年代的作品怎麽欣赏。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写过一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很佩服你那时敢於讲话。我提到了代沟问题。我说没有代沟，就没有进步，应该互相respect（尊重）。后来去拜访艾青，他说：「你给我的信，字写得非常好。」我说：「字不是我写的，但信是我写的。」但他没有再说别的。好多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一直到前几年到北京，还是你陪我们去看了他。但那时他已经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遗憾。

　　「我非常遗憾。」说完，马悦然一声感叹。

　　我们的谈话是在一九九八年，诗人艾青已在两年前去世，他再也无法听到遥远的这声叹息了。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