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

Mary

后疫情时代，生活在什么城市最舒适？

传染病除了是一个医学和流行病学问题，同时也是观察一个地区的治理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窗口。

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不可避免地放大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不仅是国内与国外，也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的差异。对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显示了这些城市由历史塑造出的不同性格。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程迟

新年方始，中国的南北两大都市就都出现了零星疫情。

作为国内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它们都有着最好的防疫响应和精准防控机制，然而人们也发现，落实到细节上，京沪的防疫做法又有所不同。

前几天有饲养宠物者在微博上求助，由于北京大兴疫区融汇小区居民须集中隔离，不让带宠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 14+7 天隔离下来，宠物全都得死了。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

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

此事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随后，北京大兴官方对市民的诉求做出了回应，确认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北京大兴官方正式同意，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北京这次防疫采取的是全员核酸检测的方式，至 1 月 24 日已累计完成 1746 万人份，这可以有效确保安全。

上海并未采取全员核酸检测的方法。1 月 24 日凌晨，张文宏医生在微博上形容 " 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 "。

他说，" 只要中国保持开放，新冠病例的发生必将成为常态 "，" 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点状发病区域，避免出现病毒蔓延后引发的社会停摆，这是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 "。确实，上海正是这么做的。

" 小市民 " 与 " 混不吝 "

在这些事上，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两座城市在防疫做法上的细节差异，还因此牵涉到城市管理落实在细节上的技术治理水平，甚至更进一步说，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精神。

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坐动车来沪，见面后她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趟车开出北京不到一个小时，不知何故，她所在的这节车厢空调就坏了。列车员忙了一头汗，但还是没能修好。当时盛夏 7 月，空调坏了，车厢里的确不好受。渐渐地，车厢里的一些上海人开始发牢骚，用方言相互应和，最后他们决定集体找列车长过来索赔，理由是：这是空调车，车票里含有空调费的，既然你坏了又修不好，那这部分费用应该退还给乘客。

列车长起初不肯，说没有过这样的规矩，但他们不依不饶，列车长理屈词穷之下，终于被迫同意，在他们每张车票上签名，每人下车后可以去窗口退赔近 100 元。

当上海人在那闹的时候，旁边的北京乘客都默不作声，有些人还笑：这些上海小市民，为这点钱还闹，列车长都说了没有过这种先例，看你们能闹出什么结果来。没想到他们竟然争取到了索赔，这下子，北京人也开始骚动起来，" 哎，这不对啊，我们也是这节车厢的，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 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赔偿。

这虽是一件小事，却颇可见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基底。上海人对自己应得的权益十分在意，甚至锱铢必较，他们不会说 " 那只是几十块钱，就算了吧 "，相反，" 几十块钱也是钱，是我的你就应该给我 "。

在一些北京人看来，这确实相当 " 小市民 "，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中的王沪生，就是北京人眼中典型的上海人（尤其上海男性）的形象：精明、小家子气，甚至 " 不像个男人 "。

电视剧《渴望》，海报。

许多人都曾表达过对 " 上海小男人 " 的蔑视，最能代表北京人精神的据说是 " 混不吝 "：一种皇城根下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既不拘小节，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可想而知，这指向的是一种 " 大气 " 的审美取向，往往与更宏大的事物联系起来，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显得 " 小气 " 的。

像这样的城市精神，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影响。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多年的杨东平在 1994 年曾出版《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轰动一时。

他发现，北京人喜欢 " 大 "，而上海人却喜欢 " 小 "；上海人常会问 " 北京和上海哪个好 "，但对北京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北京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杨东平 著

新星出版社，2006-1

虽然上海一直号称 " 海纳百川 " 的 " 海派 " 精神，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倒是在北京有着更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上海的精致如今既难催生多元异质的文化，也没能容下野蛮生长的创新企业—— BAT、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几家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竟无一家诞生于中国的经济中心，这恐怕绝不是偶然的。

上海人可能是全国最好的职业经理人，但却缺乏生猛的冒险精神。这是上海人自己也很清楚且并不避讳的，以至于本地大媒体《新民晚报》早在 1990 年代就曾发起过大讨论，要做 " 大市民 "，不做 " 小市民 "。

相比起北京人那种对 " 家国天下 " 的宏大关怀，上海人更注重的是 " 螺蛳壳里做道场 " 式的精致生活，讲求精打细算的 " 实惠 "。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曾写道：" 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

上海作家王安忆。

然而，上海人的这种抠细节，重权利边界、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等的 " 思想基础设施 "，却非常有助于城市治理。

张文宏说上海防疫是 " 陶瓷店里捉老鼠 "，那反过来不妨试想，如果他们捉老鼠的时候打破了瓷器，那这样 " 计较 " 的上海市民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正是因为上海人众所周知地 " 挑剔 "，对自己应得的权利寸步不让，十分难缠，这才迫使城市治理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一座城市的良好秩序，往往正是在这样不断挑剔的优化改进下一点点累积形成的。

" 城 " 与 " 市 "

近代西方学者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 中国无城市 "。这一度引起很多人的误解，以为西方人简直睁眼说瞎话，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没有 " 城市 "？

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中国在传统上没有西方那种 " 城市 " 的对应物：即在自治、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市民共同体。事实上，西方意义上的那种 " 城市 "，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体验，意味着要在法律基础上重塑市民之间的关系。

按中国古代的划分，像北京这样的都市是 " 城 "（政治官僚、军事精英和文化礼仪的中心），而像上海这样依靠商业流通集聚起来的则是 " 市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早就说过："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没海者近商。"

《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 著

译林出版社，2013-11

可以说，在城市的基因上，" 上海市 " 与 " 北京城 " 就不一样——上海就更偏向 " 市 "。

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张真认为：" ‘市’是‘小市民’重要的一方面，‘市’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urban）’和‘优雅（urbane）’，而‘城’则缺乏这些含义。"

相比起来，正如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知的 " 老北京 " 是近代北京人在朝向未来又回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 老北京 " 和 " 老上海 " 有着很不一样的现代体验。

《民国北京城》

董玥 著，何大齐 插图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8-6

一些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将这座城市看作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唯一一座 " 现代城市 "。

1911 年，中国全部工厂的 1/4 落户上海，1933 年占一半，到 1949 年已集中全国 60% 的工厂；1865-1936 年间，上海所承办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45%-65%，因而有人说，当时中国 " 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 "。

近代上海号称 " 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城市自治机构工部局由租界居民选举产生，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机构被弱化了，因而上海人也缺乏官本位思想，相比起 " 升官 "，对 " 发财 " 更感兴趣。

1931 年上海租界分区布防图。（日内瓦国联图书馆藏）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机构组织完善，公廨司法管辖范围明确细致，租界则不仅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有绝对支配其私产的自由权，甚至可以排除其他一切干涉。这使上海人习惯了在法治框架下培养起经济理性，并由此尽可能地追求个人合法权益。

美国学者罗兹 · 墨菲在其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说，上海的经济生活 " 绝大部分按照欧美方式组成 "，" 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 美 ] 罗兹 · 墨菲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

与中国别处不同的是，十里洋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那时的人们涌入上海，怀着避难、冒险、发财等种种不同的动机，他们往往彼此也并不认识，陌生人之间没有熟人社会那种温情可言，也没什么 " 关系 " 好拉，如果没有一套公平的法治体系，势必会陷入人人各自为战的极度混乱。由此造成近代上海人以商业的契约精神贯穿社会生活，因为唯有这样才是彼此都公平信守的。

江文君在《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中指出，由于银行业等发达部门一度集中于上海，而这类现代经济生活 " 都使得互信必须跨出熟人的圈子，扩及陌生人和各种机构 "，其结果是上海的人际关系必须跨出传统的熟人网络。

《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

江文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

也正因为上海一直是一座 " 陌生人城市 "，不那么依靠 " 关系 " 来维系社会运作，加上社会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上海人群体之间看起来缺乏凝聚力，上海人出了名的散漫、" 不尊重领导 "，人际关系总显得有几分冷淡。

上海的商业社会训练出来的所谓 " 精明 "，虽然常被诟病为 " 不够大气 "，但换一面来看，也正意味着在合理合法的边界内，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利益。

像这样一种理念，在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的年代，其实是有几分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它表示出来的人际冷淡、锱铢必较和对私利的重视，以至于一度都戏说，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就是 " 你不像个上海人 "。

然而，随着中国逐渐完成现代化，近些年来上海人似乎咸鱼翻生，突然之间，他们的契约精神、不重情面都得到了正面评价，甚至人际不黏缠这一点也受到了更注重权利边界的年轻一代的偏爱。这并不是上海变了，而应该说是中国变了。

参考文献：

[ 1 ]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 年

[ 2 ] 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 年，第 96 页

[ 3 ] 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 年，第 14、第 334 页

[ 4 ] [ 美 ] 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56 页

[ 5 ] [ 美 ] 罗兹 · 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1、第 57、第 139 页

[ 6 ]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 页

[ 7 ] 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熊月之总序，第 1、第 3 页

[ 8 ] [ 美 ] 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30 页引美国学者韩起澜语

[ 9 ] [ 法 ] 安克强《1927-1937 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4 页

[ 10 ] 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13-114、第 119 页

[ 11 ] 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第 15、35、227 页。当然，近代上海在一些工厂里，" 私交和同乡关系对求职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 经理部和主管职位的人往往雇佣亲戚、朋友或同乡人 "，见前引《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第 64 页。不过，大体上越是现代经济部门，就越需要跨出熟人圈子。

[ 12 ] 前引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第 36 页；前引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第 37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