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应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大发展画上恢弘一笔

蜚语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24日发布数据称，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进出口贸易不断增长，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据显示，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年均增速达6.8%，占广东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013年的16.4%提升至2020年的24.8%。今年1至8月，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3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占比进一步提升至25%。

期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方式也在不断优化，产业链更长、更能反映企业自主发展能力的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不断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般贸易进出口6217.9亿元，2020年增长至1.03万亿元，占比58.9%。今年1至8月，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一般贸易进出口7942.1亿元，占比60.6%。

民营企业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最大的经营主体，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2013年，广东民营企业进出口4622.8亿元，占同期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的41.6%。今年1至8月，广东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8532.9亿元，占比65.1%。

此外，技术含量及附加值更高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稳步提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逐步下降。同时，重要电子元器件及民生消费品进口增长更快。

2013年，广东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集成电路1021.3亿元，2020年，进口增长至1806.2亿元，7年增长76.8%。今年1至8月，广东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集成电路1266亿元。

2013年，广东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消费品243.4亿元，2020年，进口增长至506.9亿元，7年增长1.1倍。今年1至8月，广东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消费品376.5亿元。

广东最早实行改革开放，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价值链的低端加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其经济是典型的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保持了广东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要素报酬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广东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市场大幅萎缩，成本要素变化与外部市场冲击双重因素倒迫广东企业率先“走出去”，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事实上，从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三年来的实践来看，企业“走出去”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很多的联动机制。不管从交易数量和金额看，广东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都位居各省市之首。由此相对应，在全国民间资本投资普遍不振的环境下，广东省民间投资逆势上扬，2016年同比增长13.5%，远远高于全国民间投资仅3.2%的增长。新增投资主要流向先进制造业和互联网服务业，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开展国际产业合作，既是现阶段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和要素配置优化的现实要求，也是加快塑造广东新型比较优势和提升广东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机遇。

广东企业如何积极融入“一带一路”，通过“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可分为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导向型、技术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而按照日本、韩国产业升级的经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引进技术、学习、创新，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向上游衍生；二是将产业向周边国家或地区转移，通过更广范围的产业布局，充分利用区域合作的价值链或者生产网络来提升地位。笔者认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通过促进出口贸易、转移富余产能、获得先进技术和稳定资源供给等路径，可以推动广东产业升级和提升价值链地位。

首先，“走出去”促进贸易出口。进出口贸易是构建多元开放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主要内容，广东经济增长对外贸有着较高的依存度。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销售网点，扩大广东产品对东道国出口，可以推动出口贸易增长，有利于保持广东经济稳健发展。另外，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壁垒不断增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开贸易壁垒，产生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效应，带动相关产品及服务出口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广东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次，“走出去”转移富余产能。近年来，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产业链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广东大量的鞋帽、纺织、制衣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是丧失比较优势，或是虽有比较优势但产能富余。企业积极对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适度转移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及富余产能到工资水平较低、与国内产能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的沿线经济体，这是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较廉价的生产要素，重新获得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生产利润也可以反馈支持广东本土生产环节向品牌管理、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延升，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产能转移释放出的资金、人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为新兴产业培育和优势产业发展腾出空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价值链地位。

再次，“走出去”获取先进技术。从总体来看，广东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附加值要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制造、先进材料等领域尤为突出。广东产业结构中轻工业特征明显，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加工企业占了较大比重。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企业，或与发达国家企业组建战略联盟，以较低成本与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联合开发，可以打破技术壁垒，通过技术溢出和转移，提高广东企业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促进广东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最后，“走出去”稳定资源供给。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大，个别资源短缺问题越发明显，广东企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格约束。这就迫使企业改变资源供给路径，“走出去”寻求海外资源供给。现阶段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广东制造业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资源稳定供给对广东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企业“走出去”通过绿地投资或兼并收购方式获得海外资源所有权，增加广东资源的供给规模，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资源短缺瓶颈。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关联效应等渠道有助于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在价值链的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开展生产。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与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对支撑“一带一路”发展和重塑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枢纽位置，因此要充分把握自身具有的区位、产业和发展优势，紧握“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发展机遇，打造区域经济的新增长极，加速推进开放型经济高速发展，争取在不久的将来把湾区建设成为增长引擎的创新中心、内外联动的互通桥梁和服务“一带一路”纵深推进的综合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不论从地理、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来看，都具有十分特殊的优势。因此，大湾区要把握好自身优势促进自身融入到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不断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一是区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背靠珠三角地区，对内有着广袤发达的经济腹地，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北临长江经济带，西毗北部湾，对外是我国开放的南大门，濒临南海，是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航运要地和亚太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纽带。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漫长的海岸线、良好的港口群、广阔的海域面为湾区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独特的空间结构、先天的靠海优势和港口城市为依托使得湾区具有经济外向度高、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能够集聚大量经济要素容易形成相关产业体系，带来强大的“虹吸效应”。从地理上看，湾区良好开放的经济环境和发达的国际连接网络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内外联动、海陆统筹的重要支点和枢纽作用。

二是产业优势。由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是国家建设的代表性世界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活力最强、高度开放的区域之一。湾区产业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11个城市各具特色优势，发展定位明确，产业分工较为完善，形成了“中心城市极点带动，交通网络轴带支撑，规模经济辐射周边”的产业格局体系。珠三角9市产业体系比较完备，科研投入大，科技创新活跃，制造业基础雄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港澳地区则是现代服务业占主导，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和航运系统，是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贸易、物流、教育、医疗和法律等服务业发达，国际化水平较高，澳门则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葡语国家合作平台。从产业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内上下游产业供应链完备，配套齐全，产业之间梯度互补，优势明显，能够实现错位发展。在产业布局方面，内地可以弥补港澳地区的“产业空心化”，港澳地区则可以反哺内地，为珠三角制造业出口保驾护航。产业链完备、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为大湾区城市间进一步深化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是发展优势。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要发展部分，它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一直处于领头羊地位，已经具备充足的发展优势。粤港澳大湾区过去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如今成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坐标。从政策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顶层设计为支撑，将大湾区定位成多元化、多中心、多枢纽，有分工、有合作、互通互联的城市群格局，破除制度上的障碍壁垒，给予一定的政策便利，创新跨境协同发展机制，使得在大湾区中各项经济建设得到较好较快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从制度上来看，“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在处理粤港澳三个独立关税区中，灵活多效的制度安排为大湾区和沿线相近制度国家的合作提供了便利，帮助粤港澳大湾区扩大贸易和产业合作面，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提供了制度化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双重属性已经成为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重要发展基础和优势。

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经济载体和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有着高起点、高层次、高标准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的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具有无限的潜力。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大湾区要形成正确的发展走向，以开拓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开阔的思路，把握历史机遇，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内地与世界交流的坚实桥梁，建好“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进入世界一流湾区行列。

首先，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不竭动力，未来要把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是要为科技创新拓展空间，构筑“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和科技产业带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基础科研与创新引领作用，加快建设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和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利用各地互补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驱动全面创新，着力促进大湾区的科技协同创新；另一方面要为科技创新完善配套创新体系，加快创新主体建设，包括打造科技含量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完善的大湾区信息基础设施以及能够为培养大规模科技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形成丰沃土壤的良好创新环境，同时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融合体系，在大湾区内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产业，以发挥金融助推科技创新的保障作用。

其次，开放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湾区在未来要扮演好内地与世界经济往来的桥梁。一方面，对内要优化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让国外企业“走进来”。从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信贷、跨境贸易等领域逐一对标世界一流湾区，逐步形成国际化、法治化、公平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并制定促进要素流动的政策，使得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加快完善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对外融入“一带一路”整体框架设计，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格局，让国内企业“走出去”。作为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助港澳的国际平台让内地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商贸合作，让世界了解“中国造”爱上“中国造”，建立湾区与内地以及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

第三，服务是走向国际的重要支撑，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实现资源要素的充分涌流。国际规则制定参与能力不足、专业人才队伍匮乏、金融约束、外向型公共服务不足、国际中介服务供给缺失等问题是内地企业“千帆出海”的现实困境，因此，作为“一带一路”的引导者，粤港澳大湾区应从这些现实困境和企业对于产业资源交融、人才培养交换、国际合作交流等现实需求出发，加快探索有效的国际化服务，借助自身区位、产业和发展优势，整合区内企业高校等各方资源，构建“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政策咨询、产能对接、金融支持、文化交流等一揽子服务，让各种资源要素充分涌流。

最后，融合是深化合作的未来版图，共建高水平、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合作平台和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广东省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是中国制造强省和产业发展高地，也是对“一带一路”参与国进出口贸易的大省。省内9大城市定位清晰，产业分工上错位发展，市场化程度和产业集群密集程度高，已经形成了广州南北部—中山—佛山—珠海的西岸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产业带和广州中东部—东莞—深圳的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带，构建了区域协同互动发展的良性格局。未来，广东省要做好港澳地区的产业支撑，利用港澳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优势，借助港澳的国际平台，让省内企业“走出去”。同时，加强粤港澳三地的联系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联互通，促进人才、物资、资金、信息快速有序的流转，努力提高科技、产业创新驱动力，建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共同构建开放融合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版图画上恢弘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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