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运河靠拢——唐宋城市与市场经济

蜚语

有宋一代，辽、金压迫北疆，西夏阻断西域，故贸易转向海外。于是乎，下海！海域大开，宋朝就像一匹失马的塞翁，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日本人内藤湖南说，唐朝是中世纪结束，而宋代是近代化开端。西方学者也说，宋代是中国“文艺复兴”时代，新社会诞生了。那新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式？我们来看一看唐宋两座城市。

为运河正名

先来看开封。春秋时，原名启封，汉初，为避景帝刘启名讳，改称开封，因战国时曾名大梁，又被南北朝时的东魏改为梁州。五代时，北周改梁州为汴州，这大概就是开封又被称为汴梁的由来，至于称开封为东京，那是北宋四京制，立东京于开封。

四京，东京开封府外，还有西京河南、北京大名、南京应天府。

东京为首都，建在开封府；西京在洛阳；南京是宋州，即商丘，是宋太祖的龙兴地，也就是宋之所以为宋的宋州；北京亦非今日之北京，而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其中，洛阳为古都，自周秦以至于汉唐，历来皆为东都，从宋开始，称西京，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地理发生了大变迁，政治中心从西往东移动，向运河靠拢。

据说，太祖时，曾起了据关山之险以建都的念头，后来，这念头被太宗打消，太宗的回应，还是吴起说过的那句话：在德不在险。德者，得也。得什么呢？

当然要得民心，得民心靠什么？靠市场经济。民心所向，即为地利，哪里市场发达，那里就是地利，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利，已非关山之险，而是河海之便。因此，宋人建都，是市场经济新思维的产物，摆脱了“在祀与戎”的传统约束，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欲迁都洛阳，说了两个原因，一是“生于洛阳，乐其土风”，二是“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这两个原因，一跟祖宗之地有关，一跟“去冗兵”有关，还是“在祀与戎”的考虑。太祖的想法，一嘴说了出来，大将李怀忠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东京有汴渠漕运，每年都要输送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军“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李怀忠是个带兵的人，他当然知道兵心，若谓民心以市场为本，则兵心以财赋为本，所以，他说“根本安固已久”，一旦迁徙，即动摇国本，“臣实未见其利”。

运河，是宋朝的生命线，它在权力支配经济的帝制格局中，开了一条市场经济的通道，甚至让自由贸易的天风海浪，通过浙东运河，将海通输送到了京师。

说起大运河，都说是“京杭大运河”，其实不妥，“京”非一个，而是有三个，隋唐大运河的“京”，是西京，宋元大运河的“京”，是东京和北京，而“杭”只有一个。

杭州，被当作运河在江南的起点，其结论，就如同在板上钉钉，但，我们只要再往前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钉子，根本就钉不住，因为，再往南去，还有一条杭甬（宁波）运河，也叫浙东运河，若以最南端为运河起点，那么起点，在甬不在杭，京杭大运河，本来跨河连江，据江河文化，可称京杭运河，若加以海通文化，也可以说是京甬运河。

浙东运河，始于春秋时山阴故水道，据《越绝书》载，该水道，自范蠡修建山阴大城时就有，起于大城东郭门，终于上虞东关练塘，长约二十余公里，晋时，会稽内史贺循，修建了西兴运河，即从钱塘江东岸西兴至会稽城的一段运河，该运河与山阴故水道以及姚江、甬江等自然水道相连形成了浙东运河，南朝时，运河形制已经成型。

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浙东运河，是因为东南沿海的这一段运河对于宋朝极为重要，北宋时，它的终点位于今日宁波出海口，那时，属于两浙路，称为明州。

扬州风月入汴渠

北宋京甬运河，连着汴京开封和甬上明州，以汴渠北引黄河，南控江淮，遥制东海，而其出海口，就在甬上明州。隋唐大运河，虽亦另有出海口，如越州、明州，但主要在扬州，那时，“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州第一，益州第二。

扬州第一，那是真的，益州第二，倒也可能，古人喜欢做对子，以益州来对扬州，从东南对到西南去了，并非真的要排什么名次，一入名次，便无风雅。那风雅去处，便是诗人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所在，是个“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人间仙都，有着长安短缺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市井诗意，更有诗仙“举头望明月”、“举杯邀明月”的“明月夜”，脱了长安“政治正确”的樊篱，来扬州诗意地璀璨，看那“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那样一片广陵风月，竟以“无赖”言之，怎讲？此二字，若用之于人，那人便是无底线、不可靠之人——无赖之徒，若用之于风月，便有几分无常的感觉。风月，本来有常，然而，天命无常。“天下三分明月夜”，凭什么扬州要独占“二分”？这样的好日子——“明月夜”，且过一日是一日，它终究会有个尽头。

扬州风月靠地利——运河与港口，唐时，大运河过扬州，将大唐立国的关山之险与河海之便枢纽贯通了，这样一条从东南往西北去的运河，正应了太史公说过的那句话，中国之事，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于是，中国收获了盛唐。

到了宋朝，不仅扬州那一片唐时风月难以回头，就连它自身的那一点魂魄，也被东京汴梁勾走，扬州失魂落魄，失落于汴渠，流入《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里，宋立国于长安与扬州之间，有两种文化样式可以选择，或以政治正确的长安样式，或取市场优先的扬州样式，宋人虽然像隋炀帝那样选择了扬州样式，但还未到“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架六龙”的地步，对于扬州，宋人遗其形而留其神，失其体而得其魄。

总之，宋人不会跟着唐人走，写诗不跟唐人走，不但写出了新理路，还写出了新诗体——宋词，那宋词岂不就是诗歌中的扬州样式？写字也不跟着唐人走，仅仅路过了一下唐人的书法空间，就奔着晋人去了，在“我与我周旋”中，宁做我！

宋人文艺如此，其经史又如何？那就更是推倒汉注唐疏的靠山，自己跑到山林里，搞个书院就来开宗立派，不是像唐人那样跑到禅宗里去，而是就在儒门中，体现“我思故我在”，在书院里，通过自由的讲学活动，硬是讲出个理学与心学的互动来。

因此，宋立国，不但忽略了大唐开国的关山之险，而且冷落了大唐那一片扬州风月，这固然跟宋人的自我期许有关，但也跟当时那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有关。

运河，毕竟人力所为，怎敌天地之变？也难逃割据之乱。晚唐，除了天地之变带来的溃决，使得运河西行，被泥沙淤塞，积淀为污泽，因而停了航运，又有割据之乱，将运河切断，使得运河治理告停，同时，滔滔长江，也泥沙俱下，长年累月的冲击长江口岸，扬州港口消失，变成陆地，如此，断了大唐江海之便，其关山之险也就无据了。

得运河者得天下

自安史乱后，朝廷沉浮，便取决于“扬一益二”，即一靠扬州，以运河调度东南财赋，挽大唐于既倒，二靠益州，以蜀地为避难所，长安一破，就南下益州。

唐末，“扬一”不再，“益二”难续，长安遂成废都。朱温降而复叛，颠覆大唐，盖因其割据运河一段，能截断大唐财源，以此，拉开了五代序幕，至其末，后周柴世宗兴起，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收复河北三关，就因为他已先手统一了运河。

汴州居河、淮间，地平水阔，河道纵横，扼关中与东南水陆要冲，东西向，枢纽隋唐大运河，朱温以此为据，故能篡唐而立，称后梁，后唐继之，弃洛迁汴，亦都之。后晋、后汉接踵而至，至后周，世宗柴荣深谙“得运河者得天下”，把河南、淮南、江南打通，整治运河，重启航运，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连成一体，宋以之为立国生命线。

但宋运河，不是唐运河，大唐已死，有宋当立，宋人没有在长安、扬州的废墟上修补大唐老例，没让运河给长安输血，而是任其地老天荒，自生自灭。对于扬州，也没去重修，运河虽然还是枢纽，但作为海通的港口却因海岸线的变化彻底失去了。

宋运河形成了新的运河体系——汴京四渠，它以汴渠为主，兼以广济、金水、惠民三渠，南通江淮，北达燕赵，以运河得天下、治天下，以此而为立国之本。

宋人张方平《乐全集》里，有《论汴河利害事》一篇，对于汴河的作用，他是这样说的：汴京，在古代叫做“陈留”，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乃“天下四冲八达之地”，既不像长安那样有关中之固，也不像洛阳那样“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故汴之患在“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但宋立国，“不还周秦之旧”，仍以汴梁为基业，何也？张方平指出，不是那些开国者们都喜欢这里，而是国家的形势已不得不然。

此地，虽无关中那雄伟蓬勃的帝王气象，也无洛阳立国形胜，但它却是个“下克上”的好战场。汉末，已有曹操陈留起兵，挟天子以令诸侯。唐末，则有朱温受封于梁，亦据此以篡唐，且定都于此，石敬瑭如法，以后晋克上，取代后唐，亦都于汴梁。鉴于此，非以重兵拱卫京师，不足以镇之，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便叫作“京师”。

唐之患在兵，唐以兵强扩张而盛，也以兵强失控而亡。为防失控，宋“依重师而为国”，驻大军于京师，便于调度、监控，故建都于前线，立国于四战之地，采取“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的方针，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尤其汴河，上供年额，斛 六百万石，一色粳米，相兼小麦，乃太仓蓄积之实。仰食于汴河者，不惟三军，还有士庶，数以百万计，所以，漕事之于有宋一代，至急至重。

民以食为天，政以食为本，所谓“足食足兵”，“足兵”者，京师也，“足食”者，汴河也。国初三渠，广济、惠民已罢，大众之命惟赖汴河，汴有食，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难聚，汴水之于京城，乃建国之本，非一般沟洫水利可与同语。

汴之食，来自大运河。运河者，天南地北，中国统一之大市场也；连山通海，中国贸易之总枢纽也。“足食”要靠市场，不能靠官场，这是宋人新思想，故宋立国，不光在京城的区域选择上尽可能靠近河海，靠近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连京城本身，也开始市场化了，最为明显的，便是宋城的格局，突破了唐城的坊市分离制。

有人将宋人的选择，称之为“城市革命”，“革命”，表现在哪里？在“市”上，城还是那个城，“市”却有了别样，唐宋时代的“市”，明显不一样，就大体而言，唐为坊市，宋为街市，街与坊的区别在于，坊是行政规划出来的，街是市场活动形成的，当街市取代坊市，说明城市内部市场活动增强，在城市发展中，市场经济发挥了主导作用。

唐宋城市多样性

中国城市化由来已久，从战国到南宋，是城市化上升期，有宋一代，达到城市化的高峰，此后，转而下降，降至晚清，与西洋五口通商，又有所回升。

从城市化的趋势来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城市革命”的迹象，从战国到汉，从汉到唐，城市化率一直上升，上升幅度同从唐到宋差不多，为什么不说汉、唐城市革命，而说“宋代城市革命”呢？有人说，那是因为对城市的管理出现了制度转型。

但那转型，让城市转出了权力支配经济吗？显然没有。那么，转向了市民社会吗？也没有，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官场日益增长的欲望，不得不更加重视市场。“城市革命”说，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加藤繁，1931年，他发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文中，提出“坊市制崩溃”，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提供了一个实例，但“坊市制”真的如其所言“崩溃”了吗？不见得。中国历史上，城市发展都是因地制宜而建设，因势利导而兴起，像唐代长安那样的城市，作为首府，作为皇城帝都，它是唯一的，没有代表性，它是最高的，缺乏普遍性，它本身，只能作为一个制度安排的特例，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个位于运河枢纽和沿海港口城市的扬州与它不同就知道了。

所以，不能以长安作为唐代城市标准，泛言“宋代城市革命”。以四大港口城市为例，不但扬州风貌与长安定式有别，其他三大港口，交州、广州、泉州也与长安不同，它们都是通过海外贸易发展起来的，不可能严格服从坊市制的特殊政治要求，对于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市场、海关、码头，“宋代城市革命”恐怕革不到它们的头上。

还有另一类城市，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论集》第四章“中国历史上的大城市”里，特别提到了“苏州与景德镇”，把它们作为这一类城市的代表，他指出，这一类城市的发展与繁荣，都不是靠政治因素，而是以交通与工商业为其主要推动力。

苏州作为位于中国前列的大城市，2500年前，春秋时期就已开始，那时是以政治为动力的，后来吴国败亡，政治动力退化，苏州转型为工商业城市。

赵冈说，推动苏州成为大城市，有两大动力，一是交通便利，二是农业发达。苏州四通八达，任何交通工具皆可直达，尤其是运河之利，苏州本来就是运河源头，隋唐大运河把江南与中原串联起来，苏州同扬州一样，一同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地标。

还有一个更加特殊的城市，那就是景德镇，它交通既不便利，又无军事价值，始终是个镇，连个县治的名分都没有，却纯以瓷业兴盛了千余年，可以说是个奇迹，放在世界历史上来看，恐怕也绝无仅有。作为一座以瓷窑为主的纯工业城市，它的窑业以外人口很少，而且很少迁徙，所以，人口相当稳定，或曰其人口曾高达数十万，但赵冈认为，人口大约在十万上下浮动，还说，十万人也不算小了，超过一般府治属于大城市。最后，赵冈还做了总结，他说：“从上面两个实例可以看出，以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大都市，很不稳定，随政治因素之无常变幻而大起大伏。工商业城市则能避免这种起伏变动，相对地稳定。”确实如此，放眼世界，2500年前，同苏州一道兴起的大城市，国内长安、洛阳，国外希腊、罗马，发生了多少兴衰变化，还有几个能像苏州那样持续发展到今天，并一直保持其良好的发展势头永居第一流？而景德镇，就更是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葩，以一个行业造就一座城市，还绵延千年至今未衰，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吧？

包伟民在《以历史思维看唐宋城市史》一文中，对“宋代城市革命”说，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作为城郭居民区的坊治，从唐到宋，直至后代，一直都存在，但它们是否如加藤繁所言，都被围墙“封闭”起来，并在多数州县城市推行，则缺乏证据。同时，他还指出了加藤繁在论证方法上的问题，那就是以都城个案论及全国，先据《唐会要》卷86所载敕文，提出“坊墙”说，又引《唐律疏议》卷八“坊市者，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一条，以为天下通制，将针对京城长安的专条，拿来通用全国，而实际的情形是，大量州县，连外郭城墙都没有，更不可能在它们的内部反而筑有坊墙。

由此看来，“宋代城市革命”与这样两座城市同样无关，仅仅是针对唐代长安而言的。若就此而言，应改一字，将“宋代城市革命”改作“宋代都城革命”可也。

长安格局市场化

帝都长安，为朝廷所在，乃大政府也，故其发展，非以市场增长，而靠官场做大，市场为官场服务，以坊为主，市为辅，市之于坊，似《周礼》“工商食官”。其布局，君位北极，向南而治，分宫城、皇城、廓城三部分。

宫城在北，居中央，面积约占全城5％，其南门外，立为皇城，乃政府所在，面积约全城6％，皇城外，为里坊区，面积约全城86％，以朱雀大街为界，分东、西两边，各53和55坊，共108坊，对应着在天的108星宿，置坊墙隔离，设坊正管理。坊居者，以《周礼》所谓“五服”制——甸、候、绥、要、荒，按照“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原则，分别里坊等级，安排坊区，那108坊正，就如同《水浒传》里“108将”，这样安排，其思想的源头，远在《周易》，一如汉人故事，做天人感应设计。

用《周易》和《周礼》搞出来的长安格局，全中国除了洛阳，很难在别处实施，所以，那一套叫做“雍洛之制”，将城市整齐划一，摆出一副君临架势，如白居易诗所言，“百千家似围棋局”，城市是帝国的棋局，居民是王朝的棋子，而“十二街如种菜畦”，让我们看到了均田制的影子。还有，日复一日，主导城市的节奏是什么？当然是上朝，诗曰“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晓起时，天色微明，官员们步出坊居，打火把上朝，星火点点，宛如星空里有“一条星宿”的宇宙流，定时定向“五门西”。

据白诗所述，长安是一座王官城市，此乃就大体而言，但108坊，如108小城，拥有108个土围子，坊外，设巡街使，实行城市统一管理。坊内，就未必服从入夜闭市，把门关起来，照样做生意，每个坊都有配套的商业网点，长安城内，除了东西两市，白天营业，入夜闭市，另有108个坊区商业网点，在夜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何况人口不断增长，这是必然趋势。那一次性规划好的城市，无论其如何严密，又怎样封闭，也会发生松动，或调整原有格局或扩建新坊区，当土地用尽，而人口还在增长时，就得压缩居住空间，增加人口密度，或扩大资源供给，克服短缺，到那时，坊区内部的商业因素就会溢出，只要在行政权力的围墙上开个门窗，街市就出现了。

长安格局，易建难守，因为，市场是一种能动的力量，如竹生根，在地下潜移默化地成长，靠行政权力的规定和规划作用，能决定一时，难为永久。严格的坊市制，同均田制和府兵制一样，唐初有效，中唐以后便松弛了。官场规矩虽多，但多是红头文件官样文章，往往人存政举，人死政亡，表现为偶然的力量——无常。反倒不如市场，永远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掌握着恒定的力量——有常，到头来官场还得让位于市场，即便一个俸禄导向的臣民社会，其中也包含了以商品交换为导向的向着市民社会转进的契机。

市场如水，水因地而制流，市场亦因势而利导。运河，大水也，非言其独大，乃言其沟通中国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域，因其势而形成中国统一大市场也，故唐宋之变革无他，乃向运河靠拢，向市场靠拢也。得运河者得天下，得市场者得天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