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一带一路风险防控能力

蜚语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其面临的连锁性风险也不容忽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与政治动荡加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只有重视风险防控，才能化风险为机遇。

管控税务风险

报告称，中国企业近年来参与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通常包括绿地投资、海外并购、境外公司合资合作和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项目中，税务考量贯穿了整个生命周期，但多数中国企业却对管控税务风险的重要性一无所知。

根据全球化程度的不同，报告对中国企业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时面临的税务风险进行了分析。对于尚在考虑全球化的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国际税务环境、复杂的跨境业务安排以及来自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对于刚刚进行全球化布局的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不了解海外投资目的地的税收制度，导致没能搭建合理的税务架构，并因此承担了非必要的税务负担；对于已有较完备全球化布局的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陌生的税务环境下识别潜在税务风险，如何在交易中进行有效的管控和自我保护，以及如何针对“一带一路”市场设计出税务高效的交易架构。

刚刚进行全球化布局的企业应明确投资项目的业务内容，选择合适的投资模式，设计从中国到投资国的跨国投资价格，选择合适的注资方式，分析不同阶段税务影响，了解投资项目可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成本，直到最终完成日常税务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

已有较完备全球化布局的企业则应关注以下六项税务工作：确定适当的交易类型；充分利用税务尽职调查识别标的历史税务风险，从而保护买方利益；筹划得当的交易架构以降低整体税务成本，提升交易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对交易合同税务条款充分审阅以寻求合理的保护补偿机制；确保交易架构落地以实现前期筹划的预期效益；建立税收风险管控体系以实现对海外业务的长效税务管理。

强化人才储备

报告称，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下，中国企业加入国际市场竞争、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需求愈发强烈。对中国企业而言，精准识别与厘清当前阶段人才管理痛点与优先级、有效建立对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清晰预见下一国际化战略阶段的组织能力要求，是企业家与战略管理者亟须思考的议题。
报告认为，对于尚在考虑全球化的企业来说，认知投资背景并识别关键风险，同时思考和筹建与出海计划相匹配的人才能力是亟须关注的议题；对于刚刚进行全球化布局的企业来说，组织管控模式的选择、人才管理能力的建立、人力资源支持体系的完善是需要考虑的三个问题；对于已有较完备全球化布局的企业来说，跨区域的资源协同与统一高效的职能支持将成为该阶段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要落实风险防控制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主管部门管理责任。要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及时预警、定期评估”。讲话重点强调了风险管控和安全保障问题，为新时代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们积累了海外重大项目风险管理的丰富经验，自然、技术、法规、合同、劳务、物资、设计、环境、健康等技术性和操作性风险管理的实务能力逐渐增强。随着重大项目风险复杂性的增加和新特征的出现，传统工程视域下的风险管理能力已无法完全适应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需求，迫切需要进行风险管理范式变革，即从传统工程风险管控转向风险系统复杂性治理。这其中，三个能力至关重要。
　　
其一，重大项目风险防控的系统复杂性治理能力。项目的物理规模特征和空间特性决定了项目系统的开放性和差异性，而重大项目作为大型社会性工程，其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就决定了项目风险具有系统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尤其是要注重制度、文化等方面对项目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影响。因此，传统项目风险防控分而治之的还原思维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管理主体提升对这一系统复杂性的认知、分析和驾驭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广泛分布于沿线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应不断加强对“一带一路”外部环境的深度不确定性、动态性以及各类风险要素的异质特征、关联与耦合机理的复杂性认知，提升风险复杂性降解能力，形成风险治理的顶层统筹协调和执行层贯彻落实的综合集成管理体系。通过经验总结、服务平台构建和治理模式创新，快速提升风险防控的系统复杂性治理能力。
　　
其二，重大项目风险防控的多元层级网络治理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有多个成功案例，例如蒙内铁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中白工业园等。这些项目都有效控制了各类重大风险，从而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或标杆项目。分析发现，这些项目风险防控案例都具有相类似的经验，即构建了“母国—所在国”以及第三方合作等多元层级风险网络治理能力体系。与国内重大项目以及传统跨国项目不同，共建“一带一路”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身能力应对所有关键风险，尤其是制度、文化等重大外部风险。更需要借助所在国、第三方以及多边机构力量，通过管理和治理能力资源配置，构建政府间协商、管理层协调、参与方协同的多元多层治理机制，打造全方位、全天候的风险治理韧性网络能力，以保障重大项目在可控环境中实施，并具有“止损”能力。
　　
其三，重大项目风险防控的动态适应性治理能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须增强风险防控的动态适应性治理能力。在这一背景下，一要准确把握情境的高度动态性、不确定性以及对项目的深刻影响；二要理解治理要素配置是相机和动态演化的，包括模式、制度、知识和技术等都需要共同演化；三要深刻认识治理目标和路径都是相互依赖的，不同国别、不同行业、不同模式差别巨大，不能僵硬搬套。因此，共建“一带一路”的组织管理机构需要具备全球资源调配与整合能力、国际工程领导能力、项目外交和本地化管理能力以及重大机遇的把握能力等，这对于长周期的项目投资、建设与管理尤为重要，例如，大型产业园区、港口以及能源项目等。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即是中远海运在复杂动态环境中抓住重要窗口期，将风险转化为发展机遇的典范。
　　
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新的挑战和问题开始超出贸易或投资项目本身，表现出全球化、长期化、复杂化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东南亚、南亚、中西亚、欧洲等都是大国之争的焦点。区域内热点问题不断，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紧张，国家风险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覆盖四大文明古国的全部区域，这些地区内部文化、宗教、种族、民族的矛盾与冲突频发，且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分析、规避或对冲这类风险难度很大；“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经济、社会转型问题在其当下的发展阶段中将会很突出，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引发政治风险、商业风险。
　　
虽存在各种风险，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第一，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国可以充分发挥设计建造优势，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通讯干线网络等方面加强合作。第二，在投资贸易领域，可以充分发掘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经贸互利合作潜力巨大。第三，在产业合作方面，可以充分借助沿线大多数国家和我国一样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加强产业上下游的梯次合作，空间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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