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的通胀生活

风华园志愿者

家庭“计划经济”

    每天早上出门，郑军的妻子袁丽都会在他包里塞一个苹果，说是让他补充点维生素。但过完年后，这项待遇突然停了。

    “现在菜市场里差点儿的苹果10块钱3斤，好的都卖到了5块钱一斤。大超市的水果更贵。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袁丽抱怨说。

    郑军一家人生活在辽宁省鞍山市。在这个因钢铁而生的工业城市里，大多数人的工作都跟鞍钢沾亲带故。不过，相比企业巨大的名气，不少职工的收入却并不高。

    “以前就觉得孩子的奶粉费钱，现在啥都贵！”没结婚前，袁丽对花钱不怎么仔细，买东西都是凭需求，价格适中就买；现在，她都是货比三家，专挑便宜的下手。根据她的观察，不光是水果，大米、鸡蛋、豆油、蔬菜，一夜之间都涨了。

    现在，她跟邻居之间的开场白，都从孩子换成了抱怨涨价。

    最近袁丽交给爱人一项“政治任务”：每天下班后先不回家，到市里的几个大超市逛上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打折的东西。自从持续涨价以来，各大超市为了招揽顾客，每天都有不少的打折商品。当然，这种优惠不少是限量的。“超市生意都火爆得很，天天排长队。不少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一大早就去抢购东西了。”郑军说着直摇头。

    过年时，厂里发了500元的购物卡，本来郑军打算给妻子买件新羽绒服。只是，转了一圈发现，羽绒服的标价起码比去年贵了两百多元。袁丽后悔得直跺脚，“早知道该在夏季清仓时候买件打折的。”她把准备淘汰的羽绒服又穿了出来，“购物卡还是留着买米、面、油吧。”

    涨价的事还远没到头。前几天跟人聊天时，袁丽听说电价、水价跟着也要涨了。她决定让丈夫赶紧戒烟，“每月至少省20块钱呐！”

    到今年夏天，郑军的父亲就正式退休了。老爷子准备把9万多元的住房公积金取出来，让儿媳妇做个小生意以补贴家用。这可能是袁丽半年多来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吧。

    白领资产保卫战

    对于物价的上涨，刘明亮是从早餐的变化得知的。

    大学毕业后，刘明亮在老家河南找到了一份工作。2010年初公司调整，把他派到了成都。公司附近有一家卖豆浆油条的，没几天，豆浆从五毛涨到了一元，油条从五毛涨到了八毛。刘明亮一下子想起了通货膨胀这个词。

    其实，刘明亮并不算穷：刚毕业时，家里在郑州市给他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工作四年，虽然没有刻意攒钱，他已经有了近五万的存款；调到成都后，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曾经有段时间，媒体上讨论中国白领的标准，除了京、沪、广、深外，在其他省级城市无房贷、平均月收入达到3000元左右即可。按此标准，刘明亮是个不折不扣的白领。

    但他依然对物价的上涨颇有微词。“什么是通货膨胀？说到底就是政府发的钱太多导致物价上涨，把老百姓的财富给秘密蒸发掉了！”

    在老家上班时，刘明亮一直没买车。到成都后，这件事一度提上日程。“成都年轻人基本都有车，小排量的。一到下班时间满街都是小车。”不过权衡再三，他还是没下手。“买车不保值，买了就跌。与其买车，还不如存到银行里。”

    从2010年下半年起，银行里办理转存业务的人排起了长队，大家都希望通过存款来跑赢通胀速度。“五万元存成一年的定期，每年利息是1500元。”刘明亮也算了一笔账，看着挺划算。但他咨询了几个做理财师的同学之后，再次失望了。“连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都说，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补贴富人，这傻事我还是不做了。”

    刘明亮也考虑过买点股票和基金。不过，2008年那场股票黑色风暴让他心有余悸。当年，他是在5700多点进入的，等股市跌到2000多点时，他连贱卖带割肉，所剩无几。

    最终，他还是决定买房。“我在郑州的房子，买时3000多元一平，现在已经7500元了。”虽然国家房地产调控搞得各地风声鹤唳，但曾经尝到的甜头和身边不少活生生的例子，让他坚信还是投资楼市有希望。

    “物价飞涨，工资原地踏步。这年头，咱跑不赢刘翔，起码也要跑赢CPI！”最近几个周末，刘明亮开始忙着四处打探楼市消息，家里也准备给他凑钱了。

    希望熬过去

    “他们在职职工都发愁，我们下岗职工就更不用活了！”谈起飞涨的物价，鲍冰玉突然有些激动。

    鲍冰玉下岗已经两年多了。她曾经是河南一家国有纺织厂的女工。上世纪90年代，大批国有纺织厂关闭、破产时，鲍冰玉失业了。不过，那时她爱人是军队的一名士官。爱人相对丰厚的待遇和较低的物价，让她还没感到生活拮据。

    2000年，爱人转业到郑州市工程通讯公司，成了技术员。托爱人战友的关系，鲍冰玉在郑州市某家酒店谋得了一份差事。“每月开不了几个钱，想着能给缴社保就行。要不等老了连饭都吃不上。”鲍冰玉的想法很朴素。

    2008年夏，酒店换了法人代表，新老板上台后解除了十几个员工的合同。“没有啥正经说法，一个人就给了2000块钱的安置费。”愤怒的员工几次找到老板，对方都把他们搪塞走了。2009年，他们请了一个律师帮着打官司，最后老板向他们支付了补偿金。鲍冰玉得了近三万元。

    “这钱缴完社保就剩不下啥了！”下岗头一年，鲍冰玉每月要缴纳社保费600多元。现在，这个数目已经升到了700多。“社保缴费基数上调是好事，退休后能多得一些，可眼下的日子就难过了。国家为啥不替咱们下岗职工想想？”每次半夜里醒来想起这些，她就睡不着觉。

    2009年，女儿考上了大学，每年的学费是5000多元。两年来，这个数虽然没变，但女儿的生活费却一路攀升。“刚开始一顿饭五六块钱，现在学校沾点肉腥的菜就七八元。每个月她自己就得花七八百元。”

    女儿考上大学时，爱人为奖励孩子买了一台电脑。自从物价上涨后，鲍冰玉学会了网上购物。她常逛淘宝、京东和各种团购网。过年时给女儿买的保暖衣和零食，都是她货比三家从网上淘来的。不过，过完年后她决定把网线给停掉。一年900多元的网费让她心疼，“有这些钱不如多买点面和油囤着。”

    家里唯一的积蓄就是当年爱人转业时的安置费，大约有九万元。这笔钱鲍冰玉一直放在银行里没动，她想着等女儿毕业了，再从亲戚那借点儿给女儿在大城市买套房。只是，这笔钱早已被高高的房价远远抛在了身后——现在，郑州市郊区的房子也涨到了5000多元一平，而女儿读书的北京早已是天价房了。

    鲍冰玉说，自从女儿上大学后，自己两年没买过一件衣服。“只要孩子以后能过得好点，我受苦也值了。”她打算着，找个家政公司培训一下，准备再就业。“甭管物价怎么涨，咱也得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