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贩卖未出世的婴儿

告知真相

当他们还是母亲腹中几个月大的胎儿时，便已经成为一桩“生意”中的待售“商品”。    参与这桩“生意”的，有人贩子、中介、医生、买家……甚至，还包括那些胎儿的母亲。
    这是一个隐秘的贩婴网络。6月15日，《京华周刊》记者赶赴山东聊城，试图进入这个地下网络一探究竟。
    中介
    “你放心，我手头有货。”
    人们都叫他“张哥”。
    他40岁左右，平头，身材瘦弱，肤色黝黑。他的公开身份是经营药品的商人，但熟悉他的都知道，他的业务还包括贩童，是负责沟通买家和卖家的“大佬级中介”。
    他狐疑地盯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喷出来，任烟雾在狭小的茶室中弥漫，又沉默半晌，疑虑似乎慢慢打消，这才开了口：
    “听说，你想从我这儿买个孩子？”
    这时，我的身份是一名“大学生”，找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帮我“表哥”买一个孩子。
    找到他并不容易。几经辗转，才有知情人帮忙联系到他。他很警惕，几次改变见面地点，直到见面前半小时才敲定这家位置偏僻的小茶馆。
    见面的时间是傍晚6点半。但他说，其实他提前20分钟就到了，一直坐在茶室外面，观望形势。
    我开口询价。他几乎不加思索：
    “男孩6万，女孩2万。”
    他说，他提供的服务比一般人贩子更“高级”，他能提供怀胎7个月左右的孕妇，如果我决定“购买”，交了钱，等时机成熟便可以直接将孕妇领回家去，等待孩子出生。
    他还说，如果我愿意加钱，还可以挑选孕妇的长相和身高，以保证将来孩子的“质量”。
    “你放心，我们都给孕妇做了B超，都有医学证明。说是男孩，就保证是男孩。当然是在小医院做的，大医院不让弄这个。”
    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进入这个行当，他对这个话题似乎并不防备，于是聊了起来。
    他说，他从2000年起就开始干这一行了。那时候，他在聊城做医药代表，交友广泛。有一次，他结识了一群来自四川省资中县的朋友，酒桌上谈起了一桩“生意”。
    当时，资中县的农村经济落后，许多农妇在怀了第二胎、第三胎婴儿后，面临着要么打胎，要么交超生罚款的困境。那些朋友由此想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他们在酒桌上一拍即合。接下来，他们便开始分工协作。
    根据事先商定的流程，“生意”在西南和山东两边同时展开。
    首先，那些人贩子会通过关系获得西南各省超生孕妇的信息，想方设法上门“收购”孕妇，并将这些孕妇的信息反馈给他。由他充当“中介”，负责接洽买家。
    如果找到了合适的买家，人贩子会将待产的孕妇“运”到山东。由他负责联系医院，安排接生事宜。
    一般情况下，他会安排孕妇住进聊城的私立妇产医院。
    “公立医院管理严格，还需要结婚证和准生证，很麻烦。”
    他说，私立医院不仅能为外地孕妇提供接生服务，还能充当他的眼线，经常有医生向他提供有人想买孩子的信息。
    孩子出生后，他还需要主持一个简单的签协议仪式。他手头有一份协议样本，签署人分别是买主和孕妇。协议大意是孕妇自愿和孩子永远断绝母子关系。
    “让孕妇按个手印儿就成了。不让她们签名，我都搞不清楚她们叫啥，万一签了假名，也是个麻烦事儿。”
    至此，交易全程结束。以交易额6万元为例，他可以分到1万元，另外5万元按照人贩子和孕妇事先商量好的比例分成。
    “一开始孕妇并不多，挣的钱也很少。因为卖孩子不是孕妇的主要目的，一般给个万儿八千营养费就行。大概从2004年开始，情况就变了。其他农民一看生孩子还能卖钱，就有孕妇主动找上门来谈价钱，要求上咱们这儿来卖孩子。从那时候开始，孩子的价格就炒起来了。”
    他说，十多年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孕妇的供应地已经从四川发展到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最初，他接手的孕妇大多是为了躲避超生罚款，随着“生意”不断发展，开始出现“职业孕妇”。在他接触到的孕妇中，有些已经生到了第六胎。根据他的经验，一般超过三胎就是“专门生孩子的”。
    介绍完经历，他言归正传，又谈到了我们的“生意”。
    我说，“表哥”想要一个男孩，但具体事务我还需要跟“表哥”沟通一下再做决定。
    他答应了。他说，他也同样需要一点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孕妇。
    临分手时，他又说：“你放心，我手头有货。老子干了十来年，聊城、菏泽、济宁，基本上我都跑过。从我这儿买，你就放心吧，我经验丰富，全给你办妥当了。”
    孕妇
    “生多了，卖多了，也就麻木了。”
    5天后，“张哥”又露面了。这一次他带给我的消息是：他的人贩子朋友已经在云贵川等地的农村相中了4个孕妇，目前仍在积极寻找更多“货源”。这4个孕妇中，3人已经怀孕5个多月，另一个已经怀孕6个多月。她们都不是第一次怀孕，目前分别在各自家中静养。
    我希望能见见那些靠生孩子牟利的“职业孕妇”。他拒绝了。他说，按照行规，“验货”前必须先交1万元定金，再等几个月，等孕妇的孕期到8个月左右时，人贩子会把她们“运”到济南，任我挑选。
    “都是按你提出的身高等要求来筛选的，到时候如果你不满意，可以退货，但必须说明理由。”
    他手里有一本手册，上面如同记载商品参数一样，写着孕妇的年龄、身高、地区、胎数、怀孕月数等资料。根据手册里的记载，他预计，最后能提供给我“表哥”挑选的孕妇将达到16名左右。
    我问，有没有孕妇卖了孩子又后悔的？他说，他没遇到过，但他的同行遇到过。那个孕妇又哭又闹、要死要活的，那个同行只好把孩子还给她，最后不但把钱全额退还给了买家，还赔了对方一笔损失费。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中介和人贩子会在交易前和孕妇深度沟通，而且，“她们生多了，卖多了，也就麻木了”。
    这一次，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推销”经历。他又聊了起来。
    三年前，他“推销”出了一个生到第5胎的孕妇，名叫李兰，25岁。她从18岁生下第一孩子开始，7年间共生了5胎。
    当年，怀孕8个月的李兰，被人贩子从云南“运”到聊城的一家医院。孩子出生后，哭声嘹亮，小护士高兴地把孩子抱给她看。但她把头扭开了，看都不看儿子一眼，就让护士抱走了。在场的医护人员惊愕不已，有人议论说：“这女人太冷酷了，没人味。”
    在产后恢复期间，李兰悄悄地对他说：“张哥，不是我不想抱孩子，头几次，我总会抱着孩子哭，不舍得卖。后来我也想开了，生了孩子看都不看一眼，眼不见，心不烦。”
    李兰告诉他，此前她已经和4个中介做了“生意”。聊城是她的第五站，也许还会有第六站、第七站……
    他说，李兰是云南山区的农民，一家十余口人，地里的收成还不够全家的口粮。卖孩子主要是为了钱。
    “我接触过的孕妇，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家里穷，男人又懒，很多老爷们宁可在家呆着，也不出去打工。有一些穷得实在不行了，就让自己的媳妇生娃卖。基本上一年半到两年，她们就得怀一胎，要不然家里连饭都吃不上。”
    他说，“职业孕妇”也不容易，每次“运送”孕妇，他都给她们买软卧车票，“交货”之前，他会一再叮嘱买家多给点营养费，在生产后尽可能照顾她们一段时间。
    随着“生意”不断发展，买家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今，他已经习惯提前给孕妇全面体检，排除残疾、遗传病等隐患。
    他说，现在城里人买孩子，大多不愿找“职业孕妇”，担心怀胎次数太多，将来孩子生出来会有问题，但农村人并不讲究这些。
    “现在都想找怀第一胎的孕妇，但价格也贵，我听同行说，还有大学生意外怀孕后把孩子卖了的，那都是天价。”
    医生
    “我手头有一大堆排着队急着要孩子的。”
    我告别“张哥”，来到了聊城市仁爱医院，见到了妇产科主任刘智英。
    这一次，我的身份仍然是一名“大学生”，基本情况如下：我的“女友”已经怀孕7个多月，在济南出生多有不便，希望在聊城接生。
    刘智英点了点头，简短报价：“顺产1200，剖腹产2000，其它费用另算。”
    我提醒她，因为我和“女友”是在校大学生，未婚先孕，无法提供结婚证、准生证等手续。
    她说，她以前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医院可以负责接生，不需要任何手续，并提供一条龙服务。
    “没有结婚证就办不了准生证，没有准生证，你到公立医院，连孩子都生不了，我们虽然可以给你接生，但出生证这个手续是办不了的。”
    她说，2009年以前，即便没结婚，医院也可以帮忙办理准生证和出生证明，而且不额外收费，全算在一条龙服务内。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当地计生部门开始“严打”，私立医院无法办出生证明，也就无法办理户口。
    她还说，计生部门管理非常严格，曾经给私立医院下达文件，让医院每天将没有准生证来生产的人数和具体资料上报。
    “不过你放心，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这么多年了，一个也没有报过。”
    她建议我花钱疏通关系，从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或者等毕了业结婚以后，拿到结婚证时，再来医院补办准生证。
    “反正我们给你登记了，到时候再办。也许过个一两年，政策就松了。”
    见我仍然有些疑虑，她脸上堆起了笑容：“像你这种情况啊，的确是不容易。都是学生，一没毕业，二没收入，三没结婚，孩子怎么养啊？”
    她试探地看看我，又说：“我建议你找个父母把孩子领养了。”
    也许是觉得我有些动心，她主动递上了一张名片：“你要是真有这个意思啊，我就能给你联系。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朋友很多，主动求我给联系孩子的不少，我每年都能安排好几个。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你再考虑一下。”
    我问，对方给不给钱？她说，具体细节要买卖双方自己商量，不过，根据她以往的经验，如果孕妇要求给一笔营养费，买家基本都不会拒绝。
    我问，买家都是些什么人？她说，城里的、乡下的都有。有的是生不了孩子的，有的是生了女孩，想再要一个男孩的。
    送我出门时，她说：“我手头有一大堆排着队急着要孩子的，政府机关的，当老板的，都有。你们要求经济条件好点的领养人，这我们都能理解，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呢？”
    离开仁爱医院，我又去了另两家私立医院——水城妇科医院和博爱医院，以同样的方式接触到了妇产科主任秦月茹和王威。从他们的口中，我得到的是与刘智英相似的答复。
    买家
    “很多家都要（买）了孩子，不算个事。”
    究竟有没有人通过医院和中介买到孩子？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聊城市莘县某乡的农民白勇。他曾有两次从一家私立医院购买孩子未遂的经历。他说，他的多名同乡或朋友都成功地买到了孩子。
    白勇有一个儿子，但受当地“儿女双全”的思想影响，他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妻子几次怀孕未果后，他决定花钱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