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森：政府要管理全球化益处消除全球化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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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至4月3日召开，英国前内阁首席部长曼德尔森在“全球化VS去全球化”分论坛上表示，我们在管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不能让全球化仅仅去增加了GDP，在经济发展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确保这些全球化的益处能够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加以分配。

　　目前阶段当中，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恐惧是在上升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种恐惧。与此同时要管理好全球化的成本和益处，这样才能够解决恐惧，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当然了，不同的政府、不同的人群他们对于同样的问题，拿到的解决方案和公共政策是不一样的。但这才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就全球化而言，无论全球化在本世纪当中如何的加速，我们看到会有更多的争议，而不是更少的争议，会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轻松，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争论，参加到这种争论当中，因为这场争论影响到了数以亿计的我们的同胞，而且我们要以一种非常智能的方式推出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政策上的回应。

　　以下为文字实录：

　　冯国经：谢谢古铁雷斯先生，你已经为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邀请其他嘉宾发言之前，我想向百事的董事长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如何去平衡全球化和本地化？我们都在讲要有本地的知识、本地的经营团队、本地的管理班子，你是如何平衡全球化的度和本地化的度？

　　卢英德：像我们食品饮料行业，在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做成本地化。既然是本地化了，变成有一系列的小的本地企业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生产薯片，薯片产品全世界都一样，在中国的薯片可能是有海藻味道的。在其他国家的口味不一样，我们生产薯片的口味是根据本地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来设置的，但是核心产品都一样。所以我们有全球的管理模式，同时又要考虑到本地的行为、本地的模式。我们能够保证产品的低成本，因为我们有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但是要把这个产品根据本地的需求来量身定制，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冯国经：我非常同意，在我们利丰集团确实要有本地的知识和经验，而且我们要搞清楚全球网络、全球的链条有什么优势。我们会找到两三个非常优秀的本地高管人员。但是我们也要确保全球网络能够发挥强大的作用。

　　冯国经：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科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把这一切用科技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强大网络的话，这也是效果非常显著的。刚刚讲了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继续谈这个概念，从政治角度是不是需要推进全球化呢？古铁雷斯先生，我还是要用全球化这个词，没有想到其他的词可以替换它。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会受到本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推动呢？《纽约时报》的董事长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你认为是有哪些因素在推动着全球化的发展动态形式呢？有哪些推动因素呢？而且未来全球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接下来再问曼德尔森先生最后讲几句，最后再请观众提问。

　　Arthur Sulzberger，Jr：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你讲得非常对，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8年的时候。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参加博鳌论坛，再对比一下1978年简直太不一样了，对于我这样一个记者来说，我觉得全球化这个词用什么词不重要，全球化是必然的，企业、组织、市场如果不适应全球化，不把握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的话，那么到最终遭殃的就是他们自己。而勇于去把握、去拥抱全球化的企业和组织，反而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在当前艰难的经济形势之下，尤其是像美国、欧洲非常艰难的经济大环境之下，人很容易害怕，一旦害怕就想倒退，就想回到过去。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个时刻我们会渡过去的，以前就碰到过，而且会过去的，因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带来的机会是如此之大。

　　因为我是做新闻信息《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今天上午在香港，我在降落的时候看了一下国际先驱论坛报，然后把纽约时报下载到IPad上，1978年有这样的技术是无法想象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此刻带来的强大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卢董事长讲了我们为谁去竞争，而不是针对谁去竞争，我们是为了别人去竞争市场份额和机会，这个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我在新闻信息行业工作了很多年，我们看到不只有全球化的趋势，同时也有数字化的趋势，我们看到社交媒体的兴起，所以我在这儿也想再谈一谈新闻界谈到的是一线的新闻，就是在第一线当中了解机会、挑战和工作的人，我们做新闻正是去了解这些人，把这些人的声音传递出来。我们必须要从第一线的角度来正确的报道中国，报道巴西。这对于我们做好新闻工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

　　冯国经：非常经验的描述了全球化的现象，我希望您能够写一个像社论一样的一篇东西，能够把刚才这段话放到社论里。　　你刚才谈到了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我非常欣赏这个用词。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目前的发展看作是短期的下坡路，但从长期来说，长期的趋势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暂时的阶段，很讨厌的词、很可怕的词是“去全球化”，这只是目前的一个阶段。当然我还是要说一说，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身在其中的要打交道的环境。作为商界领袖，我觉得我过去还没有用足够多的时间来研究可持续发展，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可持续发展。今天公司的发展目标要和社会的发展目标相符，否则这个公司的长期发展和生存是有问题的。做企业公民社会责任并不是做好事，而是一家企业应该做的一个基本的工作，特别是优秀公司的基本工作。你在公司做的事情必须对社会有利，所以这些变化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而且我们所面临的趋势，我还是非常喜欢你刚才的词“不可避免”，不可避免是要继续深化的。非常感谢！

　　冯国经：我要把问题转给你了，您有全球化的视野，在您的全球理事会以及智囊团的工作当中也有很多新的思考，我们如何来思考这些问题？如何让我们的全球治理系统与时俱进呢？包括整个多边体制能够与时俱进呢？

　　曼德尔森：我想借着Arthur讲到“不可避免”讲下去，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是同意全球化的，我是中左派的倾全球化见解的一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另外一些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过大的压力和威胁，这两个看法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同意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其中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一种不可避免是指全球经济当中的出口与日俱增，这样的出口增加由于一个国家更多的进口，影响到了他们当地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就业。

　　比方说如果一个国家过多的进口了廉价的商品，对于出口国来说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对进口国来说这些就业岗位就会消失，因为他们原来的生产被替代了。一方面有一些人在庆祝高增长，但与此同时有另外一批人认为高增长带来了沉重的环保代价。在谈到投资增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投资带来了不稳定的流动，而资本的不稳定流动有可能会一些冲击，甚至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危机。所以这一些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是要把全球化的益处和成本要管理好，什么叫管理全球化的益处？我们在管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不能让全球化仅仅去增加了GDP，在经济发展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确保这些全球化的益处能够以一种更加平等的方式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加以分配，当我谈到管理全球化成本的时候，我指的是我们要处理好生产率上升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对于人们的就业机会的影响，包括解决就业不稳定性、就业缺乏保障的问题。从公共决策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更难解决，而不是更容易解决。

　　曼德尔森：所以在目前阶段当中，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恐惧是在上升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这种恐惧。与此同时要管理好全球化的成本和益处，这样才能够解决恐惧，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当然了，不同的政府、不同的人群他们对于同样的问题，拿到的解决方案和公共政策是不一样的。但这才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就全球化而言，无论全球化在本世纪当中如何的加速，我们看到会有更多的争议，而不是更少的争议，会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加轻松，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争论，参加到这种争论当中，因为这场争论影响到了数以亿计的我们的同胞，而且我们要以一种非常智能的方式推出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政策上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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