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处在内罗毕吉吉里（Gigiri）的一个院内，离联合国大院不远。院子内是一栋两层小楼，我们在这里办公，也在这里居住。四周是花园，后院有一棵大树，叫蓝花楹， 树冠盖满了半个院子，四、五月份开花的时候，长满了紫色的花，掉到了地上，地上满是花瓣，几只大大的乌龟，在那里爬来爬去。院内还有几棵香蕉树，结果的时候，挂着许多香蕉，非常好看。
代表处有三个服务人员，都是肯尼亚黑人。莎拉负责做饭和室内卫生，约瑟夫负责花木的管护、院内的卫生和养狗，还有司机戴维。莎拉和约瑟夫住在小楼边上的两间平房内，戴维每天回家住。
院子四周的篱笆两侧原来密密麻麻地种着一些小树，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一棵棵地变黄枯死了。1997年，我太太到内罗毕后，让约瑟夫拔去了那些已死去的小树，买了许多三色梅，种在了篱笆边上。我还让约瑟夫在小楼的边上开辟了一块地，种上了玫瑰，成了一个玫瑰园。一年四季，代表处院内总是鲜花似锦，十分美丽。
代表处二等秘书小白告诉我们，约瑟夫刚到代表处工作时，和莎拉很是要好，做完工作以后，两人经常一起躺在后院的草地上，嘻嘻哈哈聊天。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两人闹翻了。两人的房间门对着门，但几年来从来不说话。
莎拉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突出的颧骨，不胖不瘦的体形，深凹的大眼睛，微微上翘的嘴巴，是个典型的非洲妇女。1997年，她大约30岁，有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女儿。她原来在肯尼亚的蒙巴萨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做厨师。在那里，她学会了做中国饭。后来中国公司又带她来到了内罗毕。1989年，当时的中国常驻环境署副代表姚守仁将她调到了中国驻环境署代表处。她的工作主要是厨师，兼做室内卫生。她中国菜做得相当好，得到大家的好评。她很聪明，什么菜只教一遍就能学会。她会做蝴蝶虾、糖醋排骨、宫保鸡丁、红烧肉，还会炸茄盒，甚至还会蒸大包子，包饺子。我这个南方人教他包饺子，包出的饺子自然很难看，我太太去后问她：“谁教你包的饺子，怎么这么难看？”她说：“你的丈夫。”弄得我太太哭笑不得。后来我太太教她包饺子，她学得很快，甚至比我太太包出的饺子还要漂亮。我太太连连说：“她太聪明了。”我太太也向她学会了做蛋糕的技术。她的英文不错，生活方面的事情都能表达。我太太向她学会了许多英文菜名。
莎拉性格乐观，做饭时总是一边扭着屁股一边哼着小调。她很爱美，休息时总把自己和她的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非常时尚。在非洲，妇女不结婚有一两个孩子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莎拉没有结过婚，但已有女儿。我太太问她：“你为什么不结婚啊？”她说：“非洲男人不好，不象你们中国男人那么负责任。”她说她的女儿莫尼卡出生在蒙巴萨，小时候孩子的父亲曾给孩子买过一些小礼物，来到内罗毕以后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她不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我们从来不问莫尼卡关于她父亲的情况。
1997年年末的一天早上，我们正在餐厅用早餐，莫尼卡走进来说：“我妈妈病了，要去医院。”我觉得很奇怪，刚才莎拉还在这里为我们准备早餐，看上去好好的，怎么现在就病了呢。平时佣人们有病，如感冒、打摆子，总是跟我们要一些药，从来不去医院的。我说：“给你妈妈一点药吧，是不是感冒了？”莫尼卡回屋后很快就回来了，说：“我妈一定要上医院。”我太太是护士出身，我问她怎么办。她说：“她一定病得很重了，必须送她去医院。”于是，我们让司机送她去了医院。中午的时候，小白接到一个电话，是医院来的，对他说：“Sarah has delivered.” 小白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问道：“What?”对方解说道：“Sarah has a baby. It is a girl.” (“莎拉生孩子了，是个女孩”)，还说：“请送10000先令到医院来吧。” 我们大吃一惊。她怀孕九个月，我们怎么谁也没有看出来呢？小白开车把钱送到了医院。过了几天，莎拉带着小女儿出院了。我们在院子里迎接，一起围上去看那孩子，孩子十分可爱。我们对莎拉说：“congratulations!”(恭喜!)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呢？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大约一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参加一个外国大使举行的招待会，当时的代表处司机开车接送。回来时已经11点了。这个司机平时住在自己家里，下班后坐公共汽车回家。那天晚了，就回不去了。我本来想安排他住在代表处楼下的一个客房内，但没等我开口，他就说：“莎拉屋里有个床垫，我就住在她那里吧。”我没有多想， 就同意了。后来司机每次晚上出车后，就一直住在莎拉房内。
这是一个很好的司机，车开得好，特别爱清洁，每天洗澡，衣着干净整洁，有时还穿着西装，戴着领带，熟悉内罗毕所有地方。但在夜宿莎拉屋内两个月以后，他变得非常反常，总是神不守舍，终于有一天出了车祸。在代表处附近的马路上，他将车撞到了前面一辆车上。司机平安无事，但两车都严重受损。警察裁定，我们这个司机负全责。我们随后将他解雇了，给他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他表示感谢，显得十分平静。
莎拉的第二个女儿肤色比莫尼卡黑多了，长得很象那个司机。有人与我开玩笑说：“莎拉这个女儿，与你有点关系。” 我说：“你说得有点道理。”
我们从未问过莎拉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但问过孩子父亲去那里了。她答道：“听说好象去乌干达了。”
我1999年5月离开代表处到环境署工作后，她第三次怀孕，差点丢了性命。后来，代表处张磊给我讲了这个故事。那天，莫尼卡跑到了张磊的跟前，十分焦急地对他说：“我妈妈生病了。”张磊连忙奔到了莎拉的房里，见她躺在了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地上尽是血。张磊觉得时态严重，但也不知是怎么会事，连忙叫来了约瑟夫和司机戴维，让他们把她抬到了代表处的一辆吉普车上。约瑟夫和莎拉关系不好，但当莎拉有危难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前来抢救。张磊亲自开车，飞快地将莎拉送到了医院。医护人员推出了一张病床，将她推进了急症室。张磊见医护人员个个戴着手套，突然明白，肯尼亚艾滋病流行，接触有艾滋病毒病人的血液，艾滋病必得无疑。三个男人，焦急地在病房外等候。过了将近一个小时，走出来一个医生。张磊连忙走了过去，问他情况如何。医生说：“已经采取了抢救措施，流血已被止住，已没有生命危险，幸亏你们及时把她送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张磊对他表示感谢，又问他这是怎么会事。医生说：“流产大出血。”
莎拉出院的那天，张磊带去一张支票，为她付了帐。她脸色苍白，十分虚弱，但没有忘记对张磊表示感谢。莎拉出院后休息了几天，很快恢复了健康。
张磊突然想起了那天莎拉身上的鲜血和医生手上的手套，又想起那天抬莎拉的约瑟夫和戴维都没有戴手套，心里一阵害怕，连忙带莎拉和他们两人一起到医院进行艾滋病毒化验。化验结果，三人均为阴性。艾滋病毒在感染后的六个月内不一定检测得出。过了六个月后，张磊又带他们去检查了一次，三人仍均为阴性，张磊舒了一口气。
莎拉出院后，代表处隔壁美国人家里的一个男佣人，每天都来看望她，还给她送来食品。约瑟夫说，使莎拉这次怀孕的就是这个男人。
莫尼卡这个孩子很懂事，也很有礼貌。她从来不进我们办公的主楼。放学后就在院子里玩耍。她是在周围都是中国人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爱吃中国饭，特别爱吃饺子。每次包饺子时，莎拉就对我太太说：“莫尼卡爱吃饺子。”我们每次都给她一些生的饺子。我们还经常送她们母女及其他佣人一些食品。
莎拉还会做豆腐。做豆腐的工艺非常复杂，在国内吃豆腐很容易，到了国外，它简直成了奢侈品，也成了中国人互相赠送的礼品。每次做完豆腐，我太太都要送一些给其他的中国朋友。但是，许多非洲人不喜欢吃豆腐，包括莎拉和她的女儿。
照片98：作者和莎拉在代表处楼前合影 2003年5月，我被派回中国组建环境署驻华代表处。临行前，我和我太太去中国代表处向我们的朋友程伟雪和谢友明告别，也向沙拉和她的女儿，还有约瑟夫和戴维告别。莎拉已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的女儿莫尼卡在中学读书，成绩很好。二女儿四、五岁了。我对莫尼卡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到中国上大学。”。她连连点头。中国和肯尼亚有一个交换留学生的协议，每年都有10几名肯尼亚青年到中国留学。中国大使馆一个我认识的司机的孩子当时就在中国上大学。我还给了她们一点钱，母女俩异口同声地说：“Thank you!”
回中国后，我曾三次重返内罗毕。每次我都要去代表处看望莎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她们见了我都特别高兴，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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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5 2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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