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回避神学

徐茂公

          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两千五百多年前，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族遭遇到第二次“洪水时代”。那人欲的洪流“浩浩怀山襄陵”，吞没了当时的文明世界。在各文明民族中，注重历史与经验的华夏族最先在心智上发育成熟。随着理性的成长，周人所信仰的“临下有赫”的上帝逐渐失去了仲裁万物作福作祸的威权。《诗》上说，“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谌。”那象父母一样严格地督导着世人的“上帝”实是万物的主宰在华夏族童稚的心灵上的投影——童年的“人”还无法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儒家文化则以“人道”为视角，以仁义为核心，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严密而丰富的思想体系。
       一、回避神学，倡导“仁、德”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仁是孔子和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主体的自觉意识，是人的最高德性。但仁并不是与天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就其潜在的可能性而言，仁是由天赋予人的。孔子的“知天命”之学，就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 那么，天是什么呢?孔子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天解释为自然界。孔子并没有从概念上提出并回答“天是什么”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天没有自己的理解和体认。其最深切的理解和体认就是如下的一段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段话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否定了天是超自然的上帝，而明确肯定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否定了上帝，自然界便是最高存在，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即自然界的功能，就是运行和生长，由功能而说明其存在，这是孔子和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创始人孔子否定了上帝之天，但仍然保留了“天”的名字，他所说的“天”，也是“天道”。或许有人会说，天虽不言，但并不意味着天没有人格意志，不过是“以行与事示之”(孟子语)而已。按照这种理解，天是推动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而又居于万物之上的造物主。但这样说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当孔子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天与发号施令的上帝之天己经有了根本区别。孔子这段话的真义是，天不是能言而不言，而是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就是天的言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说明四时(代表时间)、万物(代表空间)就是天的组成部分，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就是天的存在万式。四时是自己运行的，万物是自己生长的，这就是天，不是说在时空世界之上还有一个“天”。
      在孔子那里，仁德虽然是天生的，却又是潜在的，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其表现是千差万别的，要全部实现出来或长久地保持下去，是很难的，他自己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篇》）但这并不妨碍仁德即是生于天德。“生”的哲学除了生育万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生出人的德性。因此，“天”除了具有自然生命的意义，还具有道德意义。天既不是主宰者，也不是超绝的绝对实体，而是无限运行与创生的自然过程。天的道德意义即包含在创生之中，这种创生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此即所谓“天德”。这也就是说，作为事实的存在与作为价值的存在实际上是同一的，即整体性的，而孔子所强调的是，自然界不是被知性所认识的对象，而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根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这虽然是在处境险恶的情况下所说的话，但同时又表明了孔子对德性的看法。在这里，孔子确实有担当使命的意思，但这句话同时又有普遍性意义，即不仅他个人的德性是天之所生，人的德性也是天之所生。
       二、回避神学，服务政治主张
      人类的历史就在“欲”与“仁”、“必然”与“自由”不断斗争不断消长的过程中艰难地向前延伸。我们知道幼年的人类生活在一个由原始宗教的天道观编织的意义圆足的童话世界之中，在那里他们的灵魂得以安顿；而当古代世界的“上帝”被迫退隐之后，尚未在心理上断奶的“人”竭思尽虑，仍然希冀凭其“万能”的“理性”补好这个精神宇宙的“黑洞”，而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眼里这只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圆成的梦。所以孔子向子贡解释说，“老天怎么会将其秘密告诉人呢？我们只能从生生不息的宇宙运动中感觉到主宰的存在——这是一个理性的‘人’所能知道的‘天道’。”如果“人”自觉对主宰所知甚多，那只能说明其心灵的幼稚；唯有当他感觉无知之时，其所认识的主宰才可能是“唯一真神”。“人”对主宰的正确认识内在地蕴含着他对自身的宇宙地位的清醒的理解，而后者则是确立理性的天人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和孔子同时或稍后又以儒家为敌派的墨子曾以一个大宗教家的独到的眼光批评“儒以天为不明”，天既不明，那么，何处安顿“人”的灵魂？这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一个真正领悟到生命的庄严的“人”必定会在内心的最深处保留一片神圣的永远也不能容许“理性”打搅的禁区，那是灵魂的安息之所。
      墨子的“禁区”是赏罚分明的“天”，他所不知的是孔子将这“禁区”留给了生生不息的“仁”。真实的“仁”是在人类的生命中流淌的不懈地促其超脱动物本能的自由意志。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而。虽欲从之，未由也己。”正是在践仁成德的无限的进境中深层心理所积存的争强好胜的本能不断得以宣泄。当猜疑、专断、偏执、我慢这些人类在伊甸园中习得的根性随工夫所至冰消霜散之际，心体便随着灵魂的超拔开始呈现“宇宙不曾限隔人”的全新的生命境界。原始儒家总是即政事人伦以见工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仁及一国”就是你的工夫；如果你是家庭的一员，“仁及一家”就是你的工夫。工夫需在事上磨炼；所以孔子施教时常常仁智并彰，希望他的学生洞彻事理，通权达变，“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
      综观人类认识史，无不经历着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慰藉人们普遍的宗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孔子的天命观既具有传统形式，便于人们接受，又有科学内容，具有进步的意义。旧瓶装新酒，虽有旧烙印，却赋予了新内容。孔子的天命观，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激发人们上进，百折不挠。孔子亦积极入世，汲汲救世，必欲实现“博施济众”的伟大理想而后已。从消极意义上讲，出于对天命必然性和公正性的坚信，又可以给困境中的人们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慰藉。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儒家文化则以“人道”为视角，以仁义为核心，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严密而丰富的思想体系，从而与注重“天道”的伊斯兰教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