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事到私事，杂碎若干（ZT）

还是那片枫叶

最近去了些地方，见了些人，跟一些人渐渐熟悉起来，有些零七八碎，值得记录。

穆斯林兄弟会

       寻找穆兄会的总部，颇花了些功夫。
       作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组织，穆兄会在政府长期的血腥压制下，一直未取得合法资格，60-70年代一批领导人被执行死刑。电话采访其会员时，大家说话忌讳颇多，信息量不大，说穆兄会既没有活动地点，也无法报出成员数目。  
   
       当天的穆兄会新闻发布会，我们提前已拿到地址，但一路问来，竟没人知道“穆兄会总部”，最后在尼罗河畔狭窄的内街上，循着逐渐密集的轿车，才寻到一栋棕黄色、陈旧的居民楼，门口有些商业广告，从任何地方都没有显示穆兄会的标示。其他几层都是民宅，走上4楼，法新社、美联社等外通社的记者已经绞缠在错乱的摄影机之间，两根结构性的柱子极其碍事地伫立在顶多70平米的简陋会议室里。

        一切都在言说，我们不是合法的。

        穆兄会的成员，都能讲一口字正腔圆的阿语普通话，性格也颇有些一板一眼的作风。发布会内容暂且不提，借机给吴老师打电话聊的一些内容，都很遗憾的没有写进稿子里。在这里回味分享一下：

       我跟吴老师说，街头百姓对穆兄会的情感有些复杂。 一方面，与混乱垮塌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相比，穆兄会内部结构紧密严明，近几十年间通过行业工会，如医生协会、律师协会的方式，笼络了大批资产雄厚、社会地位高的虔诚穆斯林，由此也聚集起相当规模的资产，在埃及社会广泛建立学校、医院、法律咨询等机构，深得民心；但另一方面，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埃及社会，普遍担心穆兄会若夺取政权，可能会对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在其实力扩充后，采取极端的统治模式也未可知。

       吴老师说，穆兄会的发展是必然的，此次动荡是个契机。

       埃及政府的“腐败”、“不公”，只是问题的一个表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寻找自身发展模式，寻求全球化进程中适合自己的产业分级位置。

       吴老师说完，我就二了，我问：什么叫产业分级。。。

       吴老师解释说，例如近30年间，美国和欧洲成功进行产业升级，从工业转向更高端的金融服务、高科技等领域，而中国、韩国、东南亚国家则顺势承接了美国及欧洲的产业转移，获得了迅速发展。埃及长期倚傍美国，但以其工业基础，注定无法得到美国的产业转移，只得在美国援助下苟延残喘。埃及并没有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无论什么人执政，党派也好联盟也好军方也好，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埃及的经济发展现状，实现人民诉求。   

        1月25日革命开启了这个地区的革命之风，看不到情况改观的埃及人民很可能会再次选择动荡。物质生活低劣不满情绪难以宣泄的阿拉伯人，对“国家民族荣誉感”的诉求将会越发强烈，穆兄会的虔诚宗教信仰和相对强硬的外交政策很可能趁机俘获大批民心。

       吴老师说，埃及的未来，并不是一次公正的大选就能解决的问题。

       因为吴老师，我对宗教团体有特别的偏爱，希望与穆兄会的接触，仅是个开始。


战地摄影师

       胖才TITI锰叔小荷老毕等前线记者做汇报。那些与警察的斗智斗勇，与危险的擦肩而过，带着游泳镜采访躲避催泪弹，指着海事卫星骗警察说是太阳能充电器。  
   
       胖才从冲突的人群中拼死赶回小屋，图片传输成功之后，胖才喘了口气，淡然地说：“这世道，就只能相信爱情了。”

       赶赴突尼斯支援报道的WC，“虽然身体病了，但精神没病”的桥段，恐怕也成经典。

      TITI他们拿着高科技的

       这些故事，就只有从他们口中讲出，才有那样的味道，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

        接到Gabriele电话，是穆巴拉克下台的那天。约好晚上在事件的核心——解放广场，一起坐坐。穆巴拉克竟在那个傍晚突然逊位了。解放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我们也将会面推迟到第二天的中午。

       在上万的人群中，打了3通电话，我才终于明白他的方向。      

       “我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上！你看到我了吗？”G一边在电话里大喊，一边气喘吁吁。

       我远远看到一个棕色头发，穿着松垮裤子的男生拿着手机，一边跳一边冲着反方向拼命挥手，简易的木头舞台被他跳得吱嘎吱嘎地响。

        我挂掉电话，使劲喊他的名字，他终于回头了，一步跳下舞台，big hug，然后怪我说，这么大的舞台，你怎么会看不到。

      我说，这么大的舞台我都看不到，你在上面跳，有用么。

      他想了想，一副蓝眼睛里都是傻笑，一缕卷卷的长发从额头上掉下来。

       我挺喜欢这个欢乐的意大利男孩，专门拍摄冲突和战争题材的自由摄影师。

       G说，走，这片儿我特熟。解放广场外围，纵横交错的狭窄巷道里，经常随意架设着一些藤椅，半米见方的小桌，都贴墙摆设，每桌仅够两人对面相坐，水烟清香一飘，就是个颇具开罗特色的露天咖啡厅。

      路过一桌人，G双手捂胸，两脚一并，乖巧地一鞠躬，原来是要讨支烟。这样的小男孩儿，没人拒绝，G得意地点起烟。

      要了杯红茶，聊起他们在米兰依山而建的工作室，6个人，2个战地摄影师，大家常年各自在外，此次追随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之风，从突尼斯辗转至阿尔及利亚、埃及。解放广场欢庆场面一上演，G当天就买了机票，准备前往也门。

      附近的几个楼的房间，早被各国的媒体人抢占一空。宾馆里随处都是扛着大相机，穿着十分随意的摄影记者。楼道里，很多房间的门都没有上锁，凌乱的被子上，摊着电脑书包等等。G随便推开一间，说这个阳台的视野最好。果然，细细的栅栏间，可俯瞰整个解放广场。

      解放广场附近的路上，仍设有许多关卡。我们几度被拦下，但警察人群中，总会有人站出来，操着蹩脚的英语跟其他的警察兄弟说，“this is my friend!” 然后让我们顺利通行。

       我问G，你才来了一个礼拜，怎么谁都认识。他说，刚才那个大高个儿，是这个小分队队长，冲突最激烈的那天，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躲在盾牌后面，他站起来射击，我就站起来拍照，曾有个暴民逼近，好长的一把一菜刀，“shuuuu”，就从我们俩的耳边擦过。

     G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地学着当时的场景，像个小男孩，描述里充满了各种拟声词。

     他说，他的朋友里，很多都曾在伊拉克战争时，被蒙上黑布关押起来过。“看不见，但能听到，piapia的抽打声，还有嘶喊和咆哮。”

     你知道吗，一起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人，感情是不一样的。


在革命友谊破裂之后

      在革命友谊破裂之后，还剩下的，是革命。

     我一向很享受几个搭档全力以赴完成同一个任务的心情。只有彼此看过对方承受压力彻夜未眠的挑灯夜战，只有彼此能争得面红耳赤甩门而去，但事后却全不在意的一起吃饭打球。

     看《全金属外壳》时，长官对即将参加越战（是越战吧？）的美国兵说，“we don't fight for the country, we don't fight for the people, we fight for each other.”这句话一度让我很感慨。对我来讲，最后的成就如果没人分享，就跟没有一样。

     学生时代曾一起奋斗过的大家，有些已成家生子，她们的老公会在工作上给出最诚恳的建议，他们的老婆会记得我的生日，逛街时会买给我喜欢的裙子。纵然走上不同的前途，再不会一起奋斗，大家依然留在我的生活里。

     但与二子他爹的革命友情却在埃及经历大变革，我们经历少眠少休的3个礼拜后，走向破裂。

     二子他爹其实只长我两岁，姓李。

     二子他爹其实还没有二子，只是大家戏说总分社姓李的人，生了娃名字可以从“李拜一”取到“李拜天”。他以二著称，有幸成了礼拜二他爹。

      二子爹，算是我来这边之后的工作搭档。

      他的基础扎实，思维敏锐，逻辑清晰，文字干净大气。对国内各方面形势不敢说了如指掌，但往往心中有数。

      而我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大多是没有概念的。昨天还问出了“警察和军队有什么区别啊”这样雷人的问题，在座的几个人都不知道如何答我。

      因此，最初只是跟着二子爹街头采访小商贩，做个翻译，顺便喝个果汁，逛逛地摊。后来不知怎么就被牵扯进了什么调研小组。

       在动乱期间去解放广场和穆兄会总部采访时，颇怀了些同甘共苦的心情，虽然知道并没有危险。这说明我其实从来都不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记者，TITI她们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往前冲时，心里肯定什么都没想。

     有阵儿觉得自己很可笑，翻译水平和成文能力都处于中下等，却常被揪去做会议翻译，在座一大片阿语专业的同事，每每我听不懂时，也不好糊弄，就只能用觅食小狗一样可怜的眼神求助；还常常错误百出，被当场揪住。后来我想，这磨练的不是翻译水平，是意志品质。练不薄嘴皮，也能练厚脸皮，就无敌了。

     写文章也是差到不行。阿编的大家轮流写了十几天的舆情都一帆风顺，轮到我这天，被参编部打电话来追骂说，蔺妍她写的东西我们根本看不懂。

     后来终于明白，跟二子爹其实并不是革命战友关系，是领导与秘书的关系。

     有次有篇调研分配到我头上，说让我跟二子爹配合尽快弄完。

     二子爹听了笑说：“你看，人家都跨过我，直接找你约稿了。”

     我说：“你又不是我领导，人家找我干嘛还得征得你同意啊？”

     他说：“那不行，你是专属的。”

     这要是搁在十年前，我无比崇拜强势男权的年纪，必然精神沦陷了。但在说话尺度颇宽的中东总分社，这倒不算啥。但晚上跟猪头打电话的时候，我讲起“得不偿失”的故事，脑子闪过这个有关“专属”的对话，却没给猪头讲。这一点，在我心里留下了些暧昧的小阴影。越发觉得自己像个秘书。

     但我得承认，这三周来，二子爹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精神很强烈地震动了我。

     之前见过不少图名图利的男生，但二子爹好像工作只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采访时往前冲，从不犹豫。每每写内参，都在想哪些素材对中央决策是有用的，哪些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据说在下分社时，他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前辈一年写的内参，中央领导批示的多达几十篇，有些地方上遇到的问题，中央看了内参当天就拨款解决了。

      对我来讲，工作大约是为了赚钱。还有，自己要能做点事，偶尔觉得被人需要，挺有成就感。

      二子爹所关注的内容，完全超出我对“上班工作”的理解，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一个独特的人生观。

      穆兄会，华夫托党，青年诉求，民族民主党，巴迪，坦塔维和艾南。

      开罗最忙乱的这几周，我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奇怪的生活状态，就是以辅助二子爹的工作为核心调整自己的时间表。这种失去自我节奏的疲惫，在犯颈椎病的那天达到高峰。大家都或关心或客套的询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在场的二子他爹冷言道，“你好点了吧，好点赶紧走。”我憧憬的伟大革命友谊就在那一瞬间彻底破碎。

      我说，“你大爷。”

       跟妈打电话时讲起这些事，妈说，工作就是工作，你不要情感诉求太强烈。

      我说，最近出去见些人，经历些事儿，倒是蛮有意思。可是有点儿不开心。

      妈说，工作你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但你没权利要求别人对你好，或者不好。

      妈说，你不就是每次干点活儿，都需要别人赶紧夸你哄你捧着你么，是吧。

      这点妈说得很对。

      被参编部追骂之后自尊心大受伤害，再做舆情时颇为心悸。没想到写完后当班的老王看了说不错，让我拿去给老李看。老李看了说，“真好，真不错。光发内参可惜了，拿去给分社改成经济稿，再拿去给营销做个什么什么。”

      后来蒋犬说，其实他们之前写的都没拿给老李看。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我果然是一百年不干活，干了点活儿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谁见我谁得夸我。

      还给二子爹发了一份，想听听他的修改意见。他说没看，没空。顺手递给我下一个调研题目。

      革命友谊破裂，但革命还在。何况，二子他爹的出现，确实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比我的那些小悲喜要精彩许多的世界。

       沙尘暴的下午，放着很老很老的流行歌曲，跟小荷一起躺在床上，看着外面银白色的太阳，觉得非常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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