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近期关于移民政策改革的言谈让人想起了喜剧演员帕特·保尔森(Pat Paulsen),他每隔四年就会表演一出山寨版总统竞选。 保尔森会说,“我们今天在美国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当初美洲印第安人愚昧的移民政策上。”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常常对部分美国民众向移民表现出的敌意而感到吃惊。我们这一行的许多人对移民的态度要好得多,这是出于三个主要原因。这句讽刺饱含着绝妙的真理。今天,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因当年的移民政策而受益,这些政策使得我们的祖先到达边境时受到了欢迎。
首先,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保守派的,都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向我们教授了自由市场的妙处和无形之手的魔力,我们不愿意去禁止成年人之间的互利交易。譬如一名美国的农场主希望雇佣一名工人去采摘水果和蔬菜,即便这名工人恰巧生在墨西哥,这似乎也并非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这场交易。
其次,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自由派的,都有一种平等主义倾向。他们信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相信应当特别考虑到政策对最贫困者的影响。当考虑移民问题时,有一点是没有太大疑问,那些情况最不好的人和那些与政策结果息息相关的人,都是穷苦的工人,他们渴望来到美国为自己和家人挣得一个更好的生活。
第三,各派经济学家都承认,我们自己的职业因为国外人才的涌入而受益匪浅。就在过去几周里,我担任主任的哈佛大学经济系为两名助理教授的职位招来了六名候选人。在这六个人中,三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阿根廷人,还有一个新西兰人。而这两份工作将提供给两个被认为最具教师和学者实力的人,不论国籍。 外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带来的竞争,增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取得最佳职位的难度。但如果美国经济学家为此进行争辩,这将是虚伪的表现,因为我们一直在鼓吹,对所有的国家而言,只要他们是在追求一种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就一定能够完全获利。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纺织品和飞机之类的制成品,还同样适用于劳动服务,包括经济学讲座。
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全世界最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体系采用了全球化的招聘途径。国外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会来美国读博士,而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又往往会留在美国,成为美国一些院系的教师。在哈佛大学我所在的系,就有生于加拿大​​、英格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印度和南非的教授。
来自外国的这种竞争,可能会降低像我这样出生在美国的经济学家的薪水,但它让大学更好了,这让学生受益匪浅。而且,这样的竞争降低了大学的劳动力成本。现在,很多家长都对高昂的大学学费感到震惊,但其实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大学愿意利用外国的人才也意味着,我们的学生能师从全世界头脑最优秀的人。美国令人赞叹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整个经济的增长引擎,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外学者的到来。
我明白,并非美国的所有员工都能像哈佛大学的教授那样平静地接纳生于外国的竞争对手。对于那些技术和机遇都更少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接受任何高等教育的员工的工资停滞不前,而那些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员工的工资则在增长。推动这些趋势出现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变革,相比于没有技能的员工,技术变革倾向于增加对有技能的员工的需求,和对国际贸易的需求,不过对国际贸易需求的增加程度较小一些。但没有技能的海外移民可能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原因,当这些移民和生于美国的没有技能的员工竞争同样的工作时,这一点实在太明显了。
解决工资停滞的最好办法是提高美国人的教育水平。这说来容易做来难,尽管如此,此项任务势在必行。我们不会通过剥夺其他人的美国梦(他们希望实现美国梦)来从本质上帮助那些已经身在美国的没有技能的员工。
最后,即便作为一名致力于进行理性的政策分析的经济学家,我也得承认,有关移民的争论也存在发自肺腑的情感因素。就我而言,这是由家族历史造成的。
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他们是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来到美国的。他们当中没人接受过四年级以上的教育,而且当他们踏上新祖国的​​土地时,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然而,他们找到了工作,维持了生计,还养活了家人。他们过着朴素的生活,但他们子女的生活比他们的好,而孙辈的生活又要更好一些。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美洲印第安人并没有采取保尔森所说的那种“明智”的移民政策。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2月9日。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前总统乔治·W·布殊的顾问。翻译:林蒙克、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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