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2：我和我北外的同学们

夏堃堡

　　1960届的留苏预备生们大多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那届英语系分为甲乙两级，原来通过高考招收的学生属甲级，我们这些从留苏预备部转过来的属乙级。两级总共近20个班，200多名学生。那时是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但精神上并不觉得苦。大家学习都很用功。我们班14位同学，同窗五载，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后来各奔东西，经历了风雨沧桑。不少同学成了活跃在国际国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有三位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其中一位当上了外交部副部长; 有一位在中国和美国做生意获得巨大成功, 据说名列外院历届毕业生首富；还有一位在文革的浪潮中被推上了外交部最大的群众组织领袖的位子……我们全班已有4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活着的人大都已经退休。

　　我们班上有4 人是高干子弟，其余10人是工农子弟。高干子弟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政治和国内外大事很有看法。当时发表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篇评论文章，简称《九评》。那时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很多学生营养不良，学校为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晚上九点半统一拉电门熄灯。一个宿舍共有8个人。熄灯后，有一、二个人几分钟后就呼呼入睡了。大多数人觉得这时睡觉实在太早。我经常闭着双眼背英语生词和课文，有时打了手电，钻在被窝里复习功课。这几位高干子弟这时就会辩论这些政治时事方面的事情。

　　骆华忠是我同班同学，是大学阶段我最钦佩的同学之一。他在中学时就入党了，当时是英语系学生会主席，是大家公认的学生领袖。他没有不少干部子弟常有的那种傲气,学习很努力刻苦,晚上熄灯以后除了辩论以外，就是拿着手电，钻在被窝里看书。除英语书外，他还看报纸、杂志和政治时事方面的书籍。学校有时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他干活总是十分卖力，常常弄得浑身汗水和泥巴。他父亲当时是北京一个高等军事学校的政委。周末他总要回家，星期天下午回学校后总给我们讲些他在家里听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他热心社会工作，担任系学生会主席，非常认真负责。

　　在学校食堂前面的路上，树立了一排黑板，供各系出黑板报。北外的培养目标是翻译。要当好翻译，必须中文和外文倶佳，因此大学一、二年级设有中文课，学生要写作文。和小学和中学时一样，我写的作文相当出色，得到老师的好评。有一篇题为《我行走在天安门广场》的文章，曾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由于这个原因，骆华忠让我负责英语系的黑板报。这黑板报办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文字优美。更主要的是，黑板报的版式、抄写和图案相当美观，十分吸引人。英语系板报前经常围着很多人观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邀请来担任板报美术编辑的梅平。骆华忠对我们的工作多次表示赞扬。

　　梅平是和我一起从上海来的留苏预备生，也转到了英语系，与我不在一个班。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曾任上海某大学校长和驻外使馆参赞。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是他的寄父。梅平是个美男，戴一付眼镜，文质彬彬，很有才能，英文学得很好，是他那个班的英语课代表，会画画，字也写得好。我负责黑板报的组稿、稿件的挑选和修改定稿。梅平负责排版、画图和部分稿件的抄写。他工作很负责任。梅平后来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很有成就，曾先后担任中国驻马尔他和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等职，现在仍担任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的职务。

　　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份稿件，题目是《活衣架》，讲的是唐闻生的故事。唐闻生当时在学校是个新闻人物。她父亲唐明照当时是中联部副部长，在外交界很有名。他在解放前是旅居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等一起创办《华侨日报》。唐闻生从小同父母一起在美国生活，回国时说英文比中文流利。我们三年级时她进入北外英语系。她一年级时口语比一般的高年级学生要好。1964年9月开学时，英语系撤销了甲、乙级之分，两批学生混合重新编班。还从各班抽调了10多名最优秀的学生，单独组成一个班，大家称这个班为“尖子班”，主要由外籍教员任教。刚唸了一年的唐闻生也调到了这个班，成了一名四年级学生。

　　来稿说，唐闻生出身高干家庭，学习优秀，但生活十分艰苦朴素，夏天替换衣服不多，有时洗过的衣服还没有干就拿来穿在身上，可谓“活衣架”。我让梅平抄这篇稿子。他看了觉得很有意思，抄写特别认真，文章四周加了花边，还画了一个衣架，上面挂了一件衬衣。这篇登在黑板报上的短文使唐闻生在北外更加有名了。在文革中，唐闻生成了真正的名人。她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当翻译，深得器重。她与王海容等一起陪同周总理在飞机舷梯旁迎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的照片，几乎是家喻户晓。

　　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大都是工农子弟，不少学生学得很吃力。那些来自广东、福建和湖南等地的学生发音有很多困难。升二年级时，我们乙级有10多名学生留级，大多是因为发音没过关。还有几个学生自己要求转学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去了。

　　由于上述原因, 二年级时, 我们这一届重新进行了编班, 我在14班, 大部分还是原来的同学, 只从其他班调入了几名学生。这时，英语系决定进行教改试点，挑选了13班和14班作为试验班。试验班的总负责人是李秉汉教授，但他主要教14班。13班主要由张道真老师负责。李秉汉教授曾是民国政府的一位资深外交官，当时因其高超的英语水平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享誉外语教学界。张老师当时是讲师，后来出版了《实用英语语法》等书籍，成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我们班还有一位主要的授课老师是潘绍中，他当时才20多岁，已是水平很高的讲师了，后来很快就当上了教授，被调到外交学院，担任教务长。

　　我同班同学陈文照大使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吴音柔媚走天下》，介绍了他的外交生涯和国外的所见所闻，十分精彩。他送了我一本。其中简单地提到了这个试验班，现照录如下：

　　英文系要进行教改试点，把传统以精读为主泛读为副、细扣语法的教学方法合二为一，形成既非精读，也非泛读、注重听说实践的新教学法，以达到扩大知识面，提高听说能力的目的。李老师……把美国小说家德莱塞的名著《嘉莉妹妹》作为教材。他规定我们每次阅读多少页，然后分析课文，提出问题，一起讨论。读完《嘉莉妹妹》后，我们又读了一些英美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扩大了知识面，听说能力也有所提高。就这样，试验班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五年级大学毕业。

　　听说领先的教学方法当时已被北外大多数老师接受并采用。李秉汉教授教学的特点是除肯定听说领先外，特别强调大量阅读。他当时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英语泛读教学》的文章, 现摘录他的部分论述如下,希望对正在学习外语的年轻人有所启发:

　　学会了读,才能利用外语作为工具来扩充自己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所学外语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况和文化背景的知识。从学习语言的规律来说，发展泛读更有必要……泛读是速度较快、不经过翻译而直接理解外文的一种阅读。它是促成学生直接用外语思维的重要手段。和加强听说读写训练的同时，学习外语必须经常不懈地努力阅读，才能迅速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熟练程度。

　　在试验班的四年中，除《嘉莉妹妹》外，我们还阅读了许多其它的英语原著，其中有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费根（H.Fagan）的Nine Days that Shook England (《震撼英国的九天》)；莎士比亚的（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莱特》和《奥塞罗》等戏剧作品；克罗宁（A.J. Cronin）的The Stars Look Down ；特雷斯（Geoffrey Trease）　的Bow Against the Barons　（《绿林好汉》）。                                                            

　　我们还阅读了马里恩（George Marion）的Bases and Empire (《基地和帝国》，以及An Outline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史纲》）和　History of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英美文学史》）等政论和历史著作。我们阅读的都是印在质量十分低劣的黄色纸上的油印本。其中一部分书我至今还保留着。
　
　　这种教育方法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从试验班毕业的同学们后来在工作岗位上都干得很好。我们两个班20多位试验班学友中，后来有5人当上了中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包括王英凡、侯清儒、陈文照、王学贤和李昌和。

照片No.2：作者（后排左七）和同班同学在北外校园内

　　在我们进入四年级时，从各班抽出了10多名学生，成立了一个 “尖子班”。“尖子班”主要由英籍教授柯鲁克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授课，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培养出了多位杰出的外交官，如在上海市教育局留苏预备生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姜恩柱和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朱曼丽。

　　我们班的王英凡也被调到了这个班。王英凡不但政治理论水平高，而且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特别是英语类的各课。他的一篇英文作文，曾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李秉汉教授很喜欢他。这样，他自然被选入“尖子班”了。王英范后来也成了一名很有成就的外交官。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1年11月和1962年3月连续两次到北外作报告。他主要讲述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政治挂帅要挂到专业上。还讲了外语学习的方法，强调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他说：“希望你们在五年学习期间认真刻苦地把外语学好，政治上能够辨清大是大非，毕业出来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五年时间不算很长，但对你们来说却是非常宝贵的。五年时光一过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希望你们少壮多努力，老大不伤悲。” 他讲话以后，北外的学习风气变得非常浓厚。

　　我们在大学的五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什么东西都是定量供应。粮食、油、布、糖等都发票子。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大学一年级时，我的定量是30斤。到了二年级，学校动员，说国家有困难，粮食短缺，要求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带头减少定量。我是团员，自己要求减了三斤，变成了27斤，平均每天九两。那时为了减少能量消耗，学校体育课只学太极拳，不做跑步和篮球等剧烈运动。学生粮食定量平均大约30斤。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我们那时都是大肚汉。但我们每天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还有就是水煮大白菜帮子。说起来也奇怪，那时很难吃到白嫩的大白菜，见到的多是又黄又老的白菜帮子。我总觉得吃得不是太饱。我平均每餐三两，早餐一碗棒子面粥和一个窝窝头，中午和晚上各为一个半窝窝头。我父母知道我粮食不够吃，给我寄来了几斤粮票。我知道，这是他们自己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我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不要再给我寄了，我说“你们岁数大了，两个弟弟还年幼，比我更需要营养。” 已经寄来的粮票我没有退回。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午餐或晚餐可以吃两个窝窝头了，但每次加这一两窝窝头，我都要思想斗争半天。总希望父母牙缝里省下来的几斤粮食能多延续一些时间。当吃三两时，那半个窝窝头是用刀子切的。食堂服务员有时一刀下去，没有切在中间，变成一大一小。当服务员夹起那小的半个放在我的碗里时，我的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也真是没有出息。

　　可比我更没有出息的人还大有人在。一个姓孙的中学同学，考取了中国矿业学院。大学一年级时，他的定量是34斤。到了二年级，他的政治辅导员在某月底将下个月的粮票交给了他。他打开一看，呀！ 才28斤。他当即把粮票往政治辅导员的脸上甩去，然后回到了宿舍，拿起行李，回上海老家了。我们同学中不止一人因为修改饭卡而犯了错误。我们每人有一张饭卡，一个格子一两饭，每次买饭时，买多少，服务员用圆珠笔在上面划掉多少两。有的同学本事大，他可以用褪色灵将划掉的记号抹去。这些被查出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学，都要给处分，入档案，成了一个大包袱。

　　我给父母写信后，过了几个月，我收到了他们一封信，对我说，前几天，他们又给我寄来了几斤粮票，说收到后给他们回一封信。我并没有收到这第二次寄来的粮票。我又等了好多天，还是没有收到。我知道是给别人偷走了。我给父母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没有收到粮票，恳请他们千万别再给我寄了。他们从此没有再给我寄。那时候，盗窃案很少发生。如出现窃案，一般都能破。我没有报案。一是这个案子太小了；第二，人家也不容易。

　　学校领导对学生的生活还是很关心的。陈毅副总理不但两次到我们学校作报告，要我们好好学习，还好几次让新疆军区打黄羊给我们送来。黄羊肉很鲜美，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份十分美好的回忆。此一时，彼一时，如果陈老总今天还活着，还组织人去打黄羊的话，他就要挨批评了。回忆这段历史，使我更认识了这样一个道理：贫穷是环境破坏的一个根本原因。那时因为营养不足，很多学生出现浮肿，学校想办法弄了点黄豆，给浮肿学生每人半斤。我总是很瘦，体重不到100斤，从来也没有浮肿过，因此从来也没有享受此待遇。逢年过节，学校总是千方百计给学生改善伙食。记忆最深的是每年元旦，食堂总要包猪肉白菜馅饺子。这可是每年的大事。元旦前几天，食堂就贴出通知了，说12月30日下午一点，全体学生到食堂包饺子。通知贴出后，每天晚上熄灯后，同学们躺在床上就开始精神会餐了，这个说：“我至少要吃半斤”；那个说：“让我敞开吃，我可以吃一斤”。12月30日，不到下午一点，同学们都来到了食堂，有的檊皮，有的包，有说有笑。到了晚上吃饺子时，同学们的高兴劲更是甭提了。元旦过后，至少一周，熄灯后我们的谈话主题还是饺子。

    有重要外宾来参观，也要改善伙食。记得有一次，毛泽东的好朋友、《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埃德加• 斯诺先生来学校时，参观项目之一是看学生吃饭。那是个中午，我们每人发了份干炸猪肉丸子，有十几个，还有一碗米饭，那味道实在不错。我们每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或饭盒，站在长方型的餐桌四周，品尝这美味佳肴。斯诺看来对中国大学生的美好生活十分满意。

　　大学时代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杀臭虫。我们每人的床上总有许多臭虫。晚上熄灯后，还没等我们睡着，这些小东西就迫不及待地往我们身上爬了，要吸我们的血。我们就当场将它们处以死刑，打死在我们的脸上和身上。然后，我们还打起了手电筒，先翻开枕头，那里总有许许多多的臭虫， 然后又翻开褥子，数量更多了，一堆一堆的。每次，我们只能消灭一部分，大多数逃走了。后来，学校组织了杀臭虫的歼灭战。在周末，我们把所有床铺搬到了操场上，用开水往床铺上浇，然后将它们留在太阳底下晒。被褥等床上用品也一律搬到太阳下晒。这种方法也真有效。这样的“阶级斗争”，每过半年就要来一次。

　　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上，我没有觉得很苦，也没有影响我的学习。我学习很用功。为了关心学生身体健康，学校规定每天晚上九点半统一拉闸熄灯。熄灯后，我和骆华忠一样，常常打着手电钻在被窝里看书。星期天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复习功课。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使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失眠，二是胃痛。有时到了下半夜还睡不着，我就起床，到校园里走一走，回来再睡。这种方法，有时有效，有时无效。我经常胃痛，有时实在难以忍受时，就喝开水，让胃麻木。由于身体原因，后来我只好降低学习强度，改进学习方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我们班同学倪孝铨,英语学得很好,担任英语课代表。他也是上海人，也是从留苏预备部转到英语系的。一年级时对我们的要求主要是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基本语法和一定数量的词汇，并能进行日常生活的对话。倪孝铨一年级时与我不在一个班,二年级时调到了我们班。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来的学生的语音语调一般都比较好，但我受老家常熟口音的影响，有一、二个音发音有些困难，因此一年级时的成绩在班上不是名列前茅。倪孝铨到我们班后，给了我很多帮助。口语课老师要求每两个学生结成一个对子，一起进行会话练习。我和倪孝铨就结成了一对。他费了很大的劲，帮我纠正发音。两人常在一起对话，使我的口语进步很快。
　　
　　二年级第二学期末考口语时，我以正确的语音语调，十分流利地回答了潘绍中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这次考试，我口试和笔试都得了最高分5分。事后，潘老师与我谈话时说：“你这次口试的表现，使我吃了一惊，进步实在太大了。我和李秉汉教授讨论了你的成绩，他说，你的笔试成绩也很好，说你取得这个成绩不奇怪。” 笔试实际是写了一篇作文。我因为中文写作很好，只要掌握了英语语言，就容易写好英文作文，因为构思是一样的。我对潘老师说：“我取得这个进步，要感谢你和李教授。你们教得好，才使我能学得好。 另外，倪孝铨给了我许多帮助。” 潘老师听了很高兴。

　　我大学毕业时，学校给我的评语是“又红又专”。“红”指的是我政治表现好，毕业前由骆华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专”指的是我学习成绩很优秀。我毕业后被外交部录用，并决定派我到英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