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为何不以自我为中心？

小二儿

康奈尔大学的一群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写日记。他们出生在亚洲，随父母移民到美国长大。当追问他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时，虽然极力回忆，但是记得的细节比同辈的欧裔美国人要少。进行这项实验的是康奈尔大学研究「跨文化」认​​知的学者王琦（音译），他认为这不是因为亚洲人更健忘，而是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不值得被记住，把它们忽略出去了。

小说家任碧莲(Gish Jen)在关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叙述手法的探究性新作《老虎手书》(Tiger Writing)中借用这些发现，来解释她父亲的回忆录「明显不以自己为中心」的原因。他85岁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极少提到他祖父的「容貌、个性或者口味——西方人也许会通过这些细节来表现他的独特性以及他作为叙述中的一个人物的重要性」。相反，他详细讲述了小时候住的房子有几个门，以及它们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重点不在他自己身上，而在他身处的环境上，或者说束缚他的那个环境上。就像任说的那样，他描述的那个世界不是「一个现代的、线性的、有冲突和张力的世界，而是一个和谐、平静、循环的世界，在那里，秩序、习惯和平静就是美，而事件意味着混乱，并非兴奋或者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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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 Xu

  作家任碧莲在新作《老虎日记》中分析亚洲人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养成。

  
  

就像康奈尔那些年轻的亚洲学生一样，任碧莲的父亲出生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父母教育子女要谦卑，要考虑集体的需要。（父母会跟孩子们进行短暂而谨慎的谈话，强调「举止得当，自制以及与他人和睦相处」。）这种「低调的、煞费苦心的」教育方式意在塑造「相互依赖的个体」，他们不以内在的自主意识界定自己，而是根据周围环境确定自己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跨文化认知的学者们不认为西方思维模式具有普遍性，认为这种对社会环境的重视表现为东西方人对物质世界看法的重大分歧。任碧莲援引一个实验为证：实验者给一群新加坡老人展示一组图片，图片的背景不变，而前面的事物在变化，从水桶变成吉他，又变成吸尘器和盆栽。机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这些人只关注背景，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物件发生了变化。

任碧莲认为，相互依赖的个体在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个体在恢宏背景的映衬下，显得很渺小；中国人写的文章总是围绕着反覆发生的典型事件，而非独特的突发性事件；中医把人体看做寻求和谐与平衡的单一整体，而非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集合体，所以不能只针对某个器官进行治疗；中国人吃饭的时候菜是放在一起的，没有哪道菜是专给某个人吃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持续至今的，不管是平凡的还是神秘的，中国的行事方式都证明了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理乍得·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的观点：「西方人是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而亚洲人「只是讲述自己生活的电影演员」。

对所有这些的兴趣不是因为这些直率的、没有历史记载的总结只停留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上——实际上，你越是仔细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的那些宽泛的假设，它们就显得越发简单— —而是因为对任碧莲这样研究东西方心理、敏锐观察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生活的人来说，这些总结从直觉上看很有说服力。任碧莲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你承认亚洲人的个体意识比西方人要弱得多，就可能让人以为你也认同亚洲人「像机械人或者绵羊」。因此她急切地要说出她父亲在他自己的科学领域做出了重大创新，他「不按惯例行事这一点非常明显，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他的不合常规让人恼火」。她还援引了一项研究，那项研究表明互相依赖的个体仍然能够成为「非常上进的、自我意识不那么强的、领航型的人物」。

而且，她还指出西方社会有些太过强调个人​​主义：「它助长了与环境的不相融与孤立，助长了自恋和自负。它还会滋长不切实际的想法。它使得西方文化太鼓励独特性，以至于人们疯狂地想证明自己的独特。」同时，她极力证明只有在东方互相依赖的体系中才能实现情感健康和归属感。她承认相互依赖的个体能够产生「强烈而无情的」「群体秩序」，但是她坚称「良性运转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带来的快乐也是巨大的」。

任碧莲不明白一个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长大的人——也就是说，身为两个中国移民的女儿——怎么会以小说创作为业，在她看来那可是「独立自我的圣地」。有时她的叙述读起来像是从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典型的西式叙述，比如她赞美西方文学的影响力，认为她在斯卡斯代尔(Scarsdale)的犹太同学们的谈话「如此有趣，如此惊人，如此详尽」。《老虎手书》是对她去年在哈佛大学「梅西公民讲座」(Massey Lectures)上的讲演的记录。在这本书中，她总是批评她刚刚赞成的东西，或者赞成她刚刚批评的东西。她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既需要相互依赖的个体，也需要独立的个体」，主张相互理解，同时她还巧妙地暗示，相互依赖的个体更习惯于寻求平衡，因此可能更善于在明显的严重分歧中找到共同点，从而实现东西方的和解。

她注意到自己其中一篇小说的初稿讲述的只是主人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直到编辑督促她赋予这个人物一个清晰的自我。她还意识到自己一直「比很多同辈人对环境更加敏感」。她还提到有一次她父亲强迫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反覆把同一袋垃圾提出去又提进来。任碧莲承认这跟《功夫梦》(The Karate Kid)中宫城先生(Mr. Miyagi)采用的貌似单调的重复手法有相似之处。她说父亲的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盲目服从」、屈服于「赤裸裸的强权」的例子。她说，也许它是想让那个学生扪心自问：「我们在哪里？这是谁的房子？这里的规矩是什么？而并非自问：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想这么做吗？」也许这传递出了东方的深刻智慧；也许，她的父亲就是在整这个学生。

Wesley Yang是《纽约》杂志的特约编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亚裔美国人的书。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4月28日。翻译：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