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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那些消失的词汇,负载着特定时代的信息。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曾经流行于过去的名词,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心理学认为“怀旧”能有效舒缓压力,对此我是抱赞成态度的。当现实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那种对过去的搜索,不仅仅是一种淡淡的留恋,更是一种减压的最好方式。
脖套。其实这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逝去的词汇”,因为在百度搜索中仍可以看到许多时尚女孩的各种“脖套”。但我读小学时候的脖套,绝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种。它只是一个两巴掌长、一巴掌宽的简单毛线圆筒。早晨去上学的时候,把约三分之一部分塞进脖子里,剩下的部分戴在头上并同时捂住耳朵,如果是质量稍好一点的,还可以从刘海顶上折回一道来,这样看起来更美观。等到中午放学的时候, 拖树枝。我所说的拖树枝是给学校里的住校老师积攒过冬的取暖之材。那时候,村东有一片林场。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老师便安排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抽出一半天的时间集体劳动,主要任务就是到林场去砍树枝、拖树枝。年龄大点的学生才上树修理树枝(当然在各班主任老师的监督之下),其余的便可以三五搭伙或者独自一人把树枝拖回,放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至于任务是有规定的,如每人至少拖两趟,有校工专门监督并负责整理学生们拖回的树枝。如此半天,老师们过冬的材料便算是万事大吉了。上树的经历我几乎没有,记忆中都是拖树枝累的满头大汗的情景。另外的一个记忆,就是树枝拖回来以后,成为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冬天的游戏材料了。玩的最多的就是“打儿”(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不是这样写)这个游戏了,有两个人就可以完成。就是取一大一小两根树枝,长的跟擀面杖差不多粗细,短的要加工成两头尖中间粗的“儿”状,一人用长的打短的,然后把长的竖在墙根,另一人用短的在第一个人打到的地方用之回过去,如果能把长的打倒,则两人换位;如果打不倒,就由第一个人用长的在指定地点“逗”短的,“逗”着了说出几尺几丈,“逗”不着也要两人换位。当然,这中间还有“说瞎话”、“打几尺”等比较严密的规则,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在我那个玩具鲜有的孩提时代,胜负者是都能体会到游戏之乐的。非常感谢那些小小的树枝,他带给我和小伙伴们的无尽乐趣至今仍在心底荡漾。
糊窗户。应该说,这也是我小学时候的特殊经历之一。由于条件有限,学校的教室是“透风撒气”,虽然老师办公室可以生炉子取暖,但对每个学生教室,那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老师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拖完树枝之后,带领全班同学糊窗户了。就是各人收集自己不用的费本子纸,几个人组成一组,负责离自己最近的一扇窗户。然后用老师统一打的浆糊,一张纸一张纸地把窗户缝隙糊起来。这里面也有严格的分工,有贴纸割纸的,有涂浆糊的,有爬到窗台上糊的。如此半天,才全面迎接冬天的到来。想起这些经历,现在的孩子们可能觉得有点天方夜谭,但却是我这个“80”后实实在在的经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国家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那时候我们常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候,其实村里只有电灯,可没过几年,就有人能花上四千多元安装程控电话了,现在村里的平房也很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二层小别墅。
勤工俭学。我觉得将这个词汇称为“逝去”的,是最为恰当的。我没上学的时候,就见哥哥姐姐们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放假搞勤工俭学。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每年都搞,好像还是政治任务。勤工俭学的名目更是根据各村实际而不一,如有要求掀蝎子,おせち按规定数量上交蝎子的;有要求上山刨药材,按规定斤两上交指定药材的。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要求交“刺猬皮种子”,那时候我压根连什么叫刺猬皮都不知道,硬是拉着母亲和我去漫山遍野的找。至于这些勤工俭学,最后去向如何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是老师布置的,我们做学生的只有无条件服从。
其实我读小学时候的经历不仅仅这些,我所知道的逝去的词汇更是数也数不清。只不过上述这些对我而言印象深刻一点罢了。有人说“怀旧可以让人暂时处于一种浪漫的环境”,此话颇有一些道理。但我更觉得怀旧是为了更好地珍惜现在,她犹如一首优美的乐曲,在心底汩汩流淌。这首乐曲,只有起点,没有结束;没有戛然而止,只有现在进行时……因为温度已比早晨高出好几度,大部分同学早已把头上、耳朵上的部分全部下放到脖子里,俨然成了一种绝美的装饰,既好看又温暖。后来我才琢磨,或许“脖套”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吧?别看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脖套,在那80年代初的偏僻小山村,那可是一个相当的流行。如果谁家父母在入冬之前去赶大集没有给家人配上个脖套,那肯定是家里穷的叮当响。“脖套”,在我读小学那个年代,从某种意义上将是一种身份和门面的象征。
大肥肉。大肥肉在我们老家其实叫“方子肉”,就是把猪肉中最肥最厚的部分割下来,煮熟了,加上佐料,切成一般大小的方形。只有在嫁闺女、忙月子的时候,才有机会吃到这大肥肉。那时候,这种公事在农村是非常讲究的。比如一桌子(那时叫一席)只能有八个人,要严格区分男席女席,这大肥肉也是每桌只有一盘,每盘只有九块(厨师是按人头上菜的,每人一块,怕最后大家都吃光了空着盘子不好看,特意加上一块最后“看盘子”)。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如果谁家摊上公事,能有机会去吃这个大肥肉,简直比过年还兴奋。很多人都戏称“你家谁快坐月子了,又可以吃大肥肉去了”。话虽这样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大肥肉科不是那么容易吃的,因为去之前是要随份子的,可以送米送面送面条,也可以挎一提篮麦子或玉米,要知道,那可是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啊。谁都不舍得,可谁摊上了都得面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脂肪肝,谈到肥肉那是一个色变,但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能吃上大肥肉真可谓是“千年等一回”啊。
分软枣。在我有记忆的追溯里,生产队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已经名存实亡了。唯一的印记就是村里的软枣树、柿子树是按生产队划分的。因此每到秋末,分软枣、分柿子成了村里的一大亮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家所在的八队,没有柿子树,只有软枣树。所以分软枣的记忆我十分深刻。每到这时候,各家抽调一口人,在队长的统一指挥下,到队里的软枣树去打软枣、拾软枣。通常是年富力壮的小伙子上树打软枣,妇女小孩在树下拾软枣,最后由队长统一过称,平均分到各家各户。不论你拾了多少,分到手的才是自家的。刚分到的软枣一般是不能吃的,得晒半干以后才能食用。但软枣这东西不宜多食,不宜空着肚子吃,否则非得肚子疼不可。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伴几乎都有被软枣害的肚子疼得经历。其实这种日子也不会长久,因为不几天,村里就传满了小商贩收软枣的吆喝声。除了换成钱补贴家用,家长们也当然不会忘记给家里的小馋嘴们留点,以便打点过冬的牙祭。现在的软枣不知道咋分,前段时间听母亲说有的村里能自造软枣酒了,据说销路还不错。
拖树枝。我所说的拖树枝是给学校里的住校老师积攒过冬的取暖之材。那时候,村东有一片林场。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老师便安排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抽出一半天的时间集体劳动,主要任务就是到林场去砍树枝、拖树枝。年龄大点的学生才上树修理树枝(当然在各班主任老师的监督之下),其余的便可以三五搭伙或者独自一人把树枝拖回,放在学校操场的角落里。至于任务是有规定的,如每人至少拖两趟,有校工专门监督并负责整理学生们拖回的树枝。如此半天,老师们过冬的材料便算是万事大吉了。上树的经历我几乎没有,记忆中都是拖树枝累的满头大汗的情景。另外的一个记忆,就是树枝拖回来以后,成为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冬天的游戏材料了。玩的最多的就是“打儿”(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不是这样写)这个游戏了,有两个人就可以完成。就是取一大一小两根树枝,长的跟擀面杖差不多粗细,短的要加工成两头尖中间粗的“儿”状,一人用长的打短的,然后把长的竖在墙根,另一人用短的在第一个人打到的地方用之回过去,如果能把长的打倒,则两人换位;如果打不倒,就由第一个人用长的在指定地点“逗”短的,“逗”着了说出几尺几丈,“逗”不着也要两人换位。当然,这中间还有“说瞎话”、“打几尺”等比较严密的规则,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在我那个玩具鲜有的孩提时代,胜负者是都能体会到游戏之乐的。非常感谢那些小小的树枝,他带给我和小伙伴们的无尽乐趣至今仍在心底荡漾。
糊窗户。应该说,这也是我小学时候的特殊经历之一。由于条件有限,学校的教室是“透风撒气”,虽然老师办公室可以生炉子取暖,但对每个学生教室,那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老师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拖完树枝之后,带领全班同学糊窗户了。就是各人收集自己不用的费本子纸,几个人组成一组,负责离自己最近的一扇窗户。然后用老师统一打的浆糊,一张纸一张纸地把窗户缝隙糊起来。这里面也有严格的分工,有贴纸割纸的,有涂浆糊的,有爬到窗台上糊的。如此半天,才全面迎接冬天的到来。想起这些经历,现在的孩子们可能觉得有点天方夜谭,但却是我这个“80”后实实在在的经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国家的变化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那时候我们常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候,其实村里只有电灯,可没过几年,就有人能花上四千多元安装程控电话了,现在村里的平房也很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二层小别墅。
勤工俭学。我觉得将这个词汇称为“逝去”的,是最为恰当的。我没上学的时候,就见哥哥姐姐们每年都有一段时间放假搞勤工俭学。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每年都搞,好像还是政治任务。勤工俭学的名目更是根据各村实际而不一,如有要求掀蝎子,按规定数量上交蝎子的;有要求上山刨药材,按规定斤两上交指定药材的。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要求交“刺猬皮种子”,那时候我压根连什么叫刺猬皮都不知道,硬是拉着母亲和我去漫山遍野的找。至于这些勤工俭学,最后去向如何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是老师布置的,我们做学生的只有无条件服从。
其实我读小学时候的经历不仅仅这些,我所知道的逝去的词汇更是数也数不清。只不过上述这些对我而言印象深刻一点罢了。有人说“怀旧可以让人暂时处于一种浪漫的环境”,此话颇有一些道理。但我更觉得怀旧是为了更好地珍惜现在,她犹如一首优美的乐曲,在心底汩汩流淌。这首乐曲,只有起点,没有结束;没有戛然而止,只有现在进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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