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2年年底,外交部决定撤消湖南干校。全校开了一次大会,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的外交部干部司杨司长宣布说,外交部干部多了,决定从这个干校支援湖南一批干部,建设毛主席的家乡。实情并非如此。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此同时,也已经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随之而来的是新中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从1970年10月到1973年9月,有40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国家达到了90个。在这种外交工作大发展的情况下,外交部正需要大量干部,特别是外文干部。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峰原来是湖南省委书记,当他听说外交部在湖南干校有一批干部后,找到了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要他将干校外文干部留一批在湖南工作,就这样,干校的一批干部就留在了湖南。
湖南省委组织部有一名干部,原来也是外交部的。他爱人在长沙工作,一直解决不了夫妇两地分居问题,因此前两年主动要求调到长沙工作。这个同志后来向我们透露,杨司长对他们说,这批干部业务都不错,但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已不适合在外交部工作,因此决定将他们就地分配。湖南省不应给他们安排做外事工作,不能接触外宾。这样,200多名干部就被分配到了湖南各地。干校领导和专案组成员都回北京外交部。我的同学老王等少数人还没有最后定案处理,被转移到外交部江西干校。
大会后,各连分别开会,宣布留湖南人员名单,我自然在其中了。三年干校生活,肉体和精神上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但这次给我带来的痛苦超出了以前的任何一次。来干校后我用瘦弱的躯体忘我劳动,目的就是希望分配时能回到北京工作,和妻儿团聚。这个愿望,现在被彻底粉碎了。此时的我,已身心具碎,欲哭无泪。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户口已经由组织统一被转到了湖南省。在那个年代,户口是命根子。有了户口,你才能领到布票、粮票,才有饭吃,有衣穿。这样一来,你不愿意去,也得去了。组织的分配,是不可抗拒的。我还被告知,我被分配到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教英语。听到这个消息,我略感欣慰。长沙是省会城市,中南矿冶学院是全国重点大学,教英语我还能用上所学专业。我们中一些人被分配到边远山区。许多人专业不对口,譬如当采购员、看大门等。与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
这批人中,许多人和我一样,是单身一人在干校。在给我们安排工作时,外交部派人到这些干部配偶的所在单位,要将他们调到湖南,遭到大部分单位抵制。我妻子单位阜外医院的领导说:“外交部有什么权利调我们的人?”
1972年12月30日,我登上了来接我们的敞蓬卡车,最后一次看了看虎踞这块土地。三年前来这里时,正是初春,这里是一片嫩绿,鲜花漫山遍野,虎踞十分美丽;现在,当我离开时,正是秋季,大地已被秋色染黄,虎踞依然美丽。这里,我留下了许多的汗水,也留下了许多的眼泪。我明白,我受了很多的苦,但同许许多多的我的前辈和我的同龄人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但我的这些汗水和眼泪,已同许许多多人的汗水和眼泪汇集到了一起,浇灌了这片土地,也浇灌了正在离开的和永远留在这里的大人和小孩的心田,使这块曾是十分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使同样十分贫瘠的人的心田变得善良。我是幸运的。这里,我曾经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这里,我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也学会了许多原来不会的东西。这些汗水和眼泪已经流进我的心田,使我变得善良。以人为善成了我这一生做人的首要原则。再见了,虎踞。无论我走到那里,我都会记住这片美丽的土地;无论我走到那里,我都会想念这里的父老乡亲。从这里出发,我开始了新的人生。
我们200多人带着行李,坐汽车到醴陵,然后乘火车到了长沙。先将我们放在长沙的省委招待所。接收单位派人到这里将分配给他们的干部领走。来人对我们十分冷淡。中南矿冶学院来的人事干部板着脸问我:“你爱人呢?” 我说:“她不来,在北京。” 他说:“我们已经给她安排了工作,在学校医务室,让她马上来报到!” 我说:“她不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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