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堃堡 于 2011-10-19 21:46 编辑
在湖南的生活总的来说是愉快的。但是，我的妻子和儿子在北京，我日夜思念他们。因此，从1976年开始，我就开始在北京找工作。我利用休假的机会，拜访在北京的同学和朋友。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仓道来，他是北京大学的哲学老师，当时正在外语系任教。我找到了他，对他说：“我想到北大教英语”。他答应帮忙。我将我的一分简历交给了他。他与当时担任系主任的一位教授谈了我的事。这位教授表示对我有兴趣，要我去他家见他。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老教授在他的客厅兼书房里见我。房间不大，四周放满了书架，书架上放满了书。书桌上也放满了书，还有一个很小的电风扇，吹出了微微凉风。书房和家用小风扇，都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感到十分好奇。老教授用英文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看来他对我很满意，亲自将我送到门口，说：“你等我们的通知吧！” 从他的口气中，我感到很有希望，因而兴奋不己。办完这件事就回到岳阳，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两个月后，我收到仓道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北大发了一封商调函到中南矿冶学院，对方回答说，他们不能放你。因此，你若想调回北京，必须先做好你现在单位的工作。” 我很是失望。
外交部留在湖南的人大多想回北京，开始联系时遇到了与我同样的问题。因此，大家开始串联，讨论对策。有人说，我们必须让省组织部出面，各单位才有可能放我们。我们推举了两个与省组织部一直有联系的人。这两人找到了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谈了我们的要求。该同志原来也是外交部的，文革初期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主动要求调到这里的。他对我们的遭遇一贯很同情。听了这两人说的话，他答应将我们的要求反映给领导。在他的努力下，省组织部给有关单位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对我们的调动不要阻拦。这样，我们这些人的调动才有了转机。
1977年初，我回北京探亲。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当时在外交学院工作。我想他是干部子弟，门路广，可能有点办法。我到他家登门拜访，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位年纪比我们要小的青年人在他家。我同学给我介绍说：“这是魏京生”。魏说：“我是来跟老师学英语的”。我和他打了招呼后就与我同学开始聊天，各人诉说近几年的遭遇，然后我说：“我想调回北京工作，不知你没有什么路子。” 他马上指着魏京生说:“他父亲是高干，或许能帮你的忙。” 他问魏京生：“你父亲能帮忙吗？” 魏痛快地说：“下星期天你上我们家吧。你当面对我父亲说。” 他给了我他家的地址。然后他说：“你们聊吧，我回家了”。 我同学告诉我，魏是北京动物园的电工，其父亲是北京园林局副局长，每个周末去他家跟他学英语。
星期天我去了魏京生家，在客厅里见了他父亲。他父亲50来岁，一付大干部派头。我说明来意后，他淡淡地说，“园林局现在不需要外文干部，也没有从外地进人的指标。” 我听了, 有些难受。 魏京生安慰我说：“找工作的事，不能着急，慢慢想办法吧。” 他父亲离开客厅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给他说了我在外交部的遭遇。他说，他听说过一些有关情况，对我表示同情，还说：“你工作的事，我会帮你注意的。”
以后我没有再与他联系。后来，他成了一个 “民运分子”。各种媒体有大量关于他的报道。魏京生这个名字，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妻子在北京阜外医院工作。她也到处托人。医院人事处的老郑说，河北廊坊石油工业部管道局正招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我想，廊坊虽不在北京，但离北京不远。若能到那里工作，每周可以回家一次，比在湖南强。我妻子也同意我去。老郑将我介绍给了管道局的一位人事干部。我专门到廊坊跑了一趟，那人答应与中南矿冶学院联系调动。后来我的档案被调到了管道局。为了感谢老郑的帮助，我给他送去了50斤好大米。我想这次可能会成功，但等了两个多月，还是一场空欢喜。老郑告诉我妻子，管道局审查了我的档案，认为我不符合条件，不能录用。
后来我又联系了几个单位，都没有成功。大约是1977年夏天，岳化外联办副主任程法及被调回外交部。老程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原来在外交部西欧司当专员，是该司领导成员之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受了许多苦，后来与我一起在外交部茶陵五七干校，干校撤消时被分配在长沙的一个大学教英语，然后和我一起借调到岳阳化肥厂，担任外事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在老程离开岳阳化肥厂前，我请他帮忙联系调动。他说，他有一个老同学在中国民航总局当外事局局长，他回京后会找他，看他那里是否需要人。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从老程那里听到任何音讯。我着急了，就请了假回北京。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到了北京方家胡同13号老程的家。这是一个四合院，老程的家在北屋， 有三间房子。老程和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老程看起来很消瘦，精神不是太好。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别提了”。然后他告诉我，回北京后，他就到外交部报到，被分配在研究室工作，感到十分高兴。上班前，去检查了身体，查出得了直肠癌，庆幸的是尚是早期。他马上住院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当时出院不久，看他这种情况，我没有主动提工作调动的事。老程却提起了此事，说：“我回来后见过民航的老朋友一面，而且说了你工作的事。 他说民航外事局正需要外文干部，让你回来后去找他。” 老程将民航总局外事局局长的名字和他家的地址告诉了我。
听了老程的话，我从心里涌出了对他的无限的感激和钦佩之情。他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解放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文革中既不左，又不右，却无端地遭到迫害， 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还表示了如此的关爱。 我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只说：“谢谢你了，请多多保重！”
我当天晚上去了这位局长的家。他家住在一个单元房子，是民航总局的宿舍。我敲了门，是局长开的门，我说明了来意，他马上热情地将我请进了他住的一间大约六、七平米的房间。第一个感觉是这个房间很小，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和一把椅子外，没有其它家具。这些东西，已经占满了整个房间。一个局长，住这么小而简陋的房子，我感到吃惊。他让我在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他说，老程已经对他谈过我的事，让我把我的情况再说说。我给他简单地说了我的情况。他说：“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是很高的，除政审外，还要经过业务考试。” 他将会做出有关安排，让我过几天给他打电话，约定考试时间。
过几天后，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让我第二天去东四民航大楼见外事局的一位处长。我应约前往。在那里，处长先用英语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如让我讲述自己的经历，问我在岳阳化肥厂当翻译时能否与外国专家很好交流等，主要看我的英文口语能力，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随手从他办公桌上拿了一本外文的航空杂志，让我将其中的一段关于民航方面的文字翻译为中文。以前从未读过这类文章, 有个别词语不太熟悉。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它翻译完毕，交给了处长。这位处长对我说：“下一步是要到你现在单位调档案，做政审。 你把你的通信地址留下，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考试以后，我就回岳阳继续给外国专家当翻译。几个月又过去了，一愰就到了1978 年，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在这段时间，许多外交部留湖南的人被调回了北京，其中有10多人调到了新成立的北京翻译出版公司。该公司筹备小组的人大多是原来外交部的干部，他们知道湖南的这批人，因此派了宋以敏等到湖南调人。宋原来是外交部新闻司三处的副处长，与我很熟。在北京他们已经准备了一个拟调人员的名单，其中也有我。当时我已经联系了民航，档案也已经调去，自己感到很有希望，因此我没有去北京翻译出版公司。好几位原外交部留湖南的干部很快被调入该公司，回到了北京。
1978 年夏天，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我着急了，又请假回京。我到了民航总局见了外事局局长，问他情况。他对我说：“民航总局党组已经讨论了你的事情，并已作出同意调你的决定。 已经报给空军司令部了，现在空军正在搞运动，人事调动已经冻结了， 运动结束后你的事就会解决的，你耐心等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当时中国民航总局属空军司令部管理, 因此进人都要经过空司审批。
我心急如焚，决定到空军司令部去打听。空司的门口，有一个接待室，分内外两间， 外间挤满了人。当时文革刚结束，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或他们的家属纷纷涌到北京各大机关上访、告状、申诉。这里的人大多属此类。多数人看上去面黄肌瘦，毫无表情。有一个接待人员在里间，通过一个很小的窗口与上访人员说话。大多数人说了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我排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队。轮到我时，我站在窗口前，说明了来意，想了解一下对我的调动的审批情况。那人拨通了一个电话，大约是人事部门吧，说了我的情况。过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对我说：“你回去等着吧，有结果会通知你的。” 我问他：“大概什么时候有结果呢？” 他冷冷地说：“不知道！” 接待人员对我们的态度好象对犯人一样，我感觉很不好。
虽然民航外事局长告诉我调动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毫无把握。因此决定寻找其它门路。我找到了我的朋友潘世起。老潘原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给陈伯达当秘书，文革中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做人事工作。我到了他家，说明了来意。 他说，中科院有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叫环境化学研究所，现在正在招人，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说，只要能回北京，什么单位都行。
过了几天，老潘通知我，说环化所对我有兴趣，让我到在海淀区肖庄北京林业学院内的环化所见该所所长刘静宜。我到了所长办公室。刘所长是个女同志，看上去大约50 来岁，戴副近视眼镜，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模样，说话十分和蔼。她说：“环化所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条件不太好，但大多数研究人员是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调来的，素质很高。还有一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除少数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以外，大部分人的英文水平不高，特别是听力和说话能力。所里与国外要发展科技合作。此外，还计划要派一些研究人员到国外工作或学习。语言不过关，就很难做这些事。你来后，主要负责外事工作，还要给科研人员教英语。现在所里有一个英语培训班正在进行中，从中国政法学院请的一位姓罗的老教师在上课。你能不能先到这个班与罗老师一起上课，同时我们给办理调动手续。”我满口答应，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离开了环化所。
我给岳阳化肥厂外联办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调动已有眉目，不能再回岳化工作了，请他原谅。不久，我收到他的回信，让我安心在北京解决工作问题，岳化的工作他们会作出安排。我很高兴。不久，我就来到了设在怀柔的环化所英语培训班上课。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学习很用功，进步很快。
调动手续是老潘一手经办的，进展得非常顺利。过了几个月，一切手续都办好了。调令发到了我关系所在单位中南矿冶学院。我也接到了通知，然后回到了岳阳化肥厂，又到了长沙的中南矿院，办理了相关手续，向领导和同事们告别，收拾行李，于1978年 10月回到了北京。
我的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充满了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感激之情，特别是老潘，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生命的转折，也没有我后来事业的辉煌。
]No8：全家在北海公园合影
在我儿子夏雷刚出生时，我离开北京，到了湖南。在我回到北京时，我儿子已经九岁了。回京不久，我的女儿夏雪出生。两个孩子相差九岁。
我在中科院环境化学研究所工作了六年，在著名的环境化学家刘静宜所长的领导下，开创了该所的对外环境科学合作的局面。同时，还开办了一期又一期的英语口语培训班，每期半年，学员全脱产，培养该所中高级科研人员的英语听说能力。当我1985 调离该所时，全部中高级科研人员都已培训一遍，大多数人具备了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如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徐晓白和工程院院士的汤洪霄都听过我的课。环化所的人都叫我夏老师。我后来被任命为该所办公室副主任，实际还是只负责外事和教英语两件事。办公室有个科员叫沈颖，非常聪明能干，积极要求进步，还要求入党。我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沈颖被提拔为中科院情报研究所党委书记。
NO. 9: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朱利安.格雷瑟在北大讲授《环境法》，作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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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9 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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