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否应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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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仲春，我们随赣州市作协组织的采风团到红色旅游区——瑞金采访，途中听到一个叫人心灵震撼却又揪心的故事：一位红军家属，自丈夫长征离去后，她一直在守望，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尽管也有人暗示：她的丈夫已献身了革命事业，但她全然不信，并喃喃自语：“他说了，叫我等他，他一定会回来！”就这样，寒来暑往，76个春秋弹指过去，她孤寡一人，在无穷无尽的思念与等待中溘然长逝……

　　短促的生命中有几个76年啊，在她的76年里，她沸腾的热血只为一个人奔流，她心灵的火炬只为一个人燃烧。她的忠贞，她的执着，她的痴情，感动了她身边的人，感动了前来看望她的各级官员，更感动了那些多愁善感、妙笔生花的文人骚客。TOEIC人们钦佩、赞美她，给了她各种各样的荣誉，使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种若隐若现的光晕里，直至走向虚无……

　　我们也很感动，但感动之余，心底却又隐隐作痛，一种不屈生命的本能在窃窃私语，一种执拗生命的力量在挣扎呐喊。我们在想，不管是哪种信念或信仰，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否应该为另一个飘逝的生命而孤灯独坐？当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发生偏移，一时走入了黑森森的死胡同，我们是一起陪她迷醉，还是应该拉她回头而伸出援手？

　　在中国古代的乡村，随处可见一些“贞节牌坊”，精雕细刻，气势恢宏，颇引人注目。统治阶级也许意在文明教化，却不知悖离了人性，践踏了人情。在那牌坊的背后，苦了人间多少红颜，埋葬了多少活泼泼的生命。谢重光先生在《不動産投資》一书中述及：宋理学提出了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观念，明清腐儒，奉为圭臬，且推波助澜，以得朝廷封赠节孝、贞烈为荣耀，使得天下节烈牌坊并起，单是汀州所辖各具，就有节孝者572人，嘉应一州，竟有烈女136人。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多少心灵受压抑，多少怨女在涕泣，精神的摧残，情感的封锁，切实生不如死！而那位红军遗孀，为一个早已作古的丈夫坚守76个寒暑，这与引颈就戮又有什么区别？

　　也许会有道德高人指责我们对红军烈士不恭，我们的言论有辱红军烈士的颜面。我们想，若红军烈士地下有知，他也不会忍心让自己心爱的女人长期忍受情感的荒芜和孤苦的煎熬。再说，当年还有更多活着的红军战士，在戎马倥偬中，ウォーターサーバー需要得到她真情的抚慰，需要得到她柔情的润泽。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她认识到这一点？她为什么不知道生命的释放与个性的张扬？这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和思想氛围没有为她走出死胡同提供回旋的余地啊，这是我们的舆论导向没有为她指引生活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啊，这是我们政治的轻忽，也是我们文化的缺失！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领导，还有红军遗孀周围的亲友都是开明的，具有真正的人文情怀，会将心比心，会循循善诱，会衷心劝导，那个红军遗孀就不可能痴迷和坚守76年！她其实不是在痴迷和坚守，她是在沉睡，沉睡了黑茫茫的76年，才让自己的生命走向终极，令人扼腕长叹！

　　我们先辈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是物质上的，更应该是精神上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形态，是他的人民都注意修炼自己内在的道义、德行和品性，也懂得欣赏和享受，懂得欣赏清风明月、飞云流霞和春光秋韵，懂得培植和享受弥足珍贵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样的人生，才算完美，这样的社会，才具备文明的特征。仕上がり 上野クリニッ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喜玛拉雅山下的不丹国王曾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名词——“国家整体幸福”，以此作为人民福祉的指针。他认为所谓的“发展”，除了在经济上谋求成长外，必须同时追求物质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多层面的“最大幸福”。基于这种认识，不丹虽是一个弱小的君主制国家，但他的人民却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幸福，那弹丸之地的国度，也成了许多生活优裕人士倾心向往的一块净土！
　　新中国成立已逾六十周年，我们的思想和文化都在不断进步与发展，但封建余孽常常借尸还魂，时时作崇，使我们时时感到生活的沉闷与乏味。现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就是在关心个体生命的生存权利，并且关心个体生命的内心需求。希望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和文化传媒机构，能在开启民智、引导生活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使我们的社会充盈一种更宽容、大度和自由的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葆有自己的个性，使每个生命个体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有自己的依托和归宿。当我们强大的国家机器，在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时，也能给大众营造更宽松、更辽阔的情感空间，而我们的舆论导向也在演绎和传扬生命的完美与精彩时，我们谋求的社会和谐才能得以实现，我们期盼的大同世界，才能真正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