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外交篇 8： 我给总理当翻译

夏堃堡

1990年9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托尔巴(MostafaTolba)博士来到北京，出席世界湖泊环境保护与管理大会。托尔巴先生是埃及人，从1975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环境署执行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环境署为促进全球环境合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1年5月，我担任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九届会议同声传译，在会上见过他，后来曾多次与他见面。托尔巴是曲格平局长的老朋友，对中国十分友好，曾多次访华。

李鹏总理于9月10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托尔巴博士，曲格平局长等陪同，我担任翻译。

我到宾馆迎接托尔巴，与他乘坐同一辆车去中南海。我们事先已将车号和参加会见人员名单等送中南海保卫部门。汽车顺利地从中南海西门进入，但一进去，警卫人员立即示意我们停车。我下了车，到传达室窗口，出示了证件。里边的工作人员与他手里的一份名单作了核对后说：“请吧。”我回到车内，汽车随即向东驶去。

汽车在紫光阁前的马路上停了下来。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说：“会见时间还没有到，你们可先在周围散散步，休息一下。”我把此话翻译给了托尔巴听。托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可以参观一下中南海。”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紫光阁，是一栋两层重檐楼阁，宏伟高大，阁前有一个十分宽敞的平台，白石栏子，雕龙望柱，衬托着紫光阁的雄伟。当我得知总理会见将在紫光阁时，我曾查阅了有关资料，对紫光阁有了一些了解。此时，我给托尔巴作了简单的介绍。我告诉他, 紫光阁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距现在大约480年。它于清朝乾隆25年至41年重建，离现在12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对紫光阁又进行了重修，但保留了清朝时的原貌。紫光阁解放后一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场所。

对紫光阁观赏了一番以后，我和托尔巴向东走去。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总称。东边不远处，就是中海，我们站在岸边的树荫下，看着这一片蔚蓝清澈的水面，托尔巴说：“水质很好呀。”向北看去，可以看到北海桥和白塔；向南看去，南海水一样蔚蓝清澈。托尔巴又说：“这里的风景真美。”

我看了看手表，离总理会见的时间还有五分钟。我和托尔巴一起向紫光阁走去。到了门口，一进门，见一个大屏风，古色古香。我们从屏风一侧进入大殿。大殿典雅，肃穆。这时，李鹏总理从殿后正中的沙发上站了起来。曲局长已提前进来向总理汇报，他也从旁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他们走过来和托尔巴握手。总理说：“欢迎你，托尔巴博士。” 托尔巴说：“阁下，我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我站在一旁，担任翻译。

总理和托尔巴在中间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曲局长等陪同人员在旁边的沙发上就座，我则坐到了总理后面专门为翻译准备的椅子上，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和圆珠笔，身子微微前倾，准备记录和翻译。总理说：“很高兴见到你，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托尔巴说：“非常感谢李总理会见我，我感到十分荣幸。”他又说：“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对环境署一贯的支持。”然后他简单阐述了他对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看法，并对中国如何在保护全球环境中发挥作用提出了一些建议。

   照片27：李鹏总理会见托尔巴执行主任

然后，李鹏总理讲了下面的一段话：

“中国环境问题很多，我们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您称赞了我们，但我们做得还不够。

召开世界湖泊环境保护和管理大会对世界和中国都是必要的。事实上，中国湖泊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很严重。污染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工业废水排放；农民为了得到更多土地，围湖造田，这样湖泊面积就减少了；水土流失，泥沙淤积。生态破坏后，引起一系列问题，如减少了防涝能力。对杭州西湖，我们采取了措施，引钱塘江水入湖，水成了流动的，比较清洁，但大运河沿岸的乡镇企业、中小企业污染大。我们在环境治理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官员、企业家往往考虑近期利益多些，考虑长远利益、环境利益不够。为此，中国政府要求各地方和企业从长远利益出发，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并在污染治理方面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

您刚才对我国环保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希望您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提出更多的宝贵建议，并为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积极努力。希望经常保持联系，对中国的环境保护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这是第六次给李鹏同志当翻译了，但他担任总理以后，这还是第一次。我自我感觉良好，翻得比较流畅。

李鹏同志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兼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对中国环保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为此，联合国环境署于1987年决定授予他金质奖章，同时得奖的还有曲格平局长。为此，托尔巴博士于1987年8月访华。

8月28日下午，李鹏副总理会见托尔巴博士，会见后举行联合国环境署向李鹏和曲格平授予金质奖章仪式。我组织国家环保局外办对这个活动进行了安排，并担任会见和仪式的翻译。

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分隆重。托尔巴、李鹏、曲格平和环境署亚太地区办事处主任内通博士（Nay Htun）等在主席台就坐。我也坐在主席台上。托尔巴发表讲话。他说：“李鹏和曲格平先生领导并推动了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在他们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以加强环境管理为中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城市中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结合整顿工业企业，调整工业的不合理布局；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在自然保护方面，对珍稀动植物种采取了保护措施；在生态农业、植树造林、控制沙漠化、治理水土流失等方面也做出了新的努力，取得了进展。中国的环保工作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为此，联合国环境署决定授予李鹏和曲格平先生金质奖章。”

内通博士将事先准备好的金质奖章和证书送到了托尔巴手中，托尔巴随之将它们分别授予了李鹏和曲格平。

李鹏在授奖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联合国环境署授予我和曲格平先生金质奖章，对此，我们感到极大的荣幸。但我们深知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誉，而且也是联合国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支持，是对我国环境保护战线全体人员的表彰。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在环境保护上面临的挑战：“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问题还很多。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我们正在采取防治措施，一方面积极控制新的环境问题，一方面治理历史上形成的老的环境问题。争取在20世纪末使我国的环境状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观。”

此前，我还给李鹏担任过四次翻译：1984年12月10日，李鹏副总理会见参加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首届学术年会的中外科学家；1985年11月16日，李鹏副总理会见向我国赠送麋鹿的英国乌邦寺公园主人塔维斯托克侯；1986年6月5日，李鹏副总理在官园会见前来参加“世界环境日”庆祝活动的联合国环境署和亚太经社理事会官员，并参加植树；1987年7月1日晚，李鹏副总理在人大会堂会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代表团，会见后宴请代表团成员。

领导和外宾对我的翻译都比较满意。比如在李鹏总理会见塔维斯托克侯爵后，他的私人驻华代表，会中文的卡洛特先生对我说：“Your translationis perfect,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你的翻译十分完美，中英文都很好”）。

李鹏的讲话和谈话稿，后来都收进了他的两本书中，即《李鹏同志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述》（1988年出版）和《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1992年出版）。其中的谈话稿，是根据我翻译的录音整理的。

1992年，经我推荐，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高年级教研室主任李兵副教授被调到了国家环保局国际司。她在中央电视台教过“客居英国”英语教学课程，英语很好。自那以后，国家环保局邀请的重要外宾会见中央领导时，都是她当翻译了。

我10年未与李鹏同志见面。

2000年11月李鹏同志对肯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他那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间，他和夫人朱琳访问了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署和人类居住中心总部。我那时已是环境署的职员。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负责礼宾工作的卡恩（Abdul Khan）先生事前就通知我，让我参加接待。当时环境署执行主任特普菲尔不在内罗毕,联合国人居中心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Anna Tibaijuka），和环境署副主任卡卡赫尔（ShafqatKakakhel）为主接待。他们在联合国会议中心入口处迎接客人。我和许多联合国职员一起列队在会议中心的大厅迎接。走到我面前时，卡恩先生把我向李鹏和夫人做了介绍。李鹏点着头，笑着与我握手。

许多中外记者前来采访。在随团记者的队伍中，我看到了我在湖南一所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叫司久岳。他是新华社记者，曾常驻美国，我去华盛顿出差时，他和夫人曾到宾馆看望我。这次在内罗毕再次相见，真是非常高兴。他笑着与我打了一个招呼，我向他挥了挥手。

李鹏一行然后到会议中心与蒂贝琼卡和卡卡赫尔会见。三名中国人，包括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人力资源处处长李醒嘉、联合国人居中心处长游建华和我也参加了会见。翻译由国内随团来的高翻担任，自然不需我效劳了。双方讲了一些友好和加强合作之类的话，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会见以后，在蒂贝琼卡和卡卡赫尔陪同下，李鹏和夫人到联合国的后花园植树。江泽民主席1996年访问肯尼亚时，曾在这里种下一棵树；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曾在这里植树。我这是第二次陪同李鹏植树了，上一次是1986年6月5日在北京官园。树很快种好了。工作人员在旁边的地上插上了一块铜牌，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与夫人于2000年11月23日植”。

植树完毕以后，卡恩先生叫我和李醒嘉等与他一起陪同李鹏夫妇在花园内散步。花园里长满了金合欢树、三色梅、蓝花楹和仙人掌等热带花木，草坪修剪得十分整齐，厚厚的，踩在上面好像是踩在地毯上一样。内罗毕联合国花园是世界上所有联合国花园中最大、最美丽的。朱琳连声赞叹道:“真漂亮！”李鹏问我：“你在联合国做什么呢？” 我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说：“我原来是国家环保局的。”他说：“是解振华那里的吧？”我说：“是的。” 我又说：“我曾经给您做过几次翻译。”他点了点头，朱琳则高兴地说：“是吗？” 我说：“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 新华社驻内罗毕记者说：“你们一起照一张相吧。” 我们站成了一排，记者按下了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