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外交篇 14：风雨路上又一跤

夏堃堡

        1987年12月31日，那时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十分阴冷。下午4点左右，我从中关村我的家骑车到了位于航天桥附近的我的一个朋友家。我的这位朋友此生对我有恩，所以，每逢过年我都要去看望他。到了他家以后，他的太太在家里，他本人出去办事了。我一直等到晚上7点，见他还没有回来，就决定先回去了。   

        从他家出来以后，骑上了我的自行车，行驶在宿舍区的路上。四周一片漆黑，地上结着冰，我慢慢地骑着，突然自行车碰到了一个冰块上，我从车上摔了下来。我试图爬起来，突然感到右大腿上部剧烈的疼痛，站不起来了。这时，过来了一位中年妇女，他见我这个样子，知道我受伤了。后来，又有一个男青年走到我身边，他们见我这个样子，说：“我们把你送到医院去吧。”他们找来了一辆小汽车，护送我到了附近的三O四医院。他们告诉我，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骨科医院，骨科水平很高。那位女同志和年轻人帮我挂了急诊，大夫立即给我做了检查，同时，他们给我妻子打了电话。我妻子很快到了医院。当一切安置好以后，那两个好心人才离开。我妻子和我都对他们表示感谢。

        大夫告诉我说：“你是粗隆间骨折，必须立即住院动手术。”这样，我就住进了三O四医院的骨科病房，医生说安排第二天动手术。当天晚上，我的腿部一直疼痛难熬，一夜没有睡好。

我妻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当护士长。他通过认识的人跟三O四医院的骨科主任打了招呼，希望他安排好的大夫给我做手术。

        第二天，我被推进了手术室，骨科主任告诉我妻子，他安排了该科最好的两名外科大夫给我做手术。我曾做过一次阑尾割除手术，这是我此生第二次进手术室，但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两位大夫都40岁左右，看上去十分精明能干。其中一位对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不要紧张。” 麻醉师给我实施了腿部局部麻醉后，我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但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大夫操作手术器械时发出的喀嚓喀嚓声，手术部位也不时有微微疼痛的感觉。

        经过3个多小时，手术完成了。大夫说在我受伤大腿上安置了一个钢钉，将来受伤部位愈合以后，这个钢钉就可以再做一次手术取出。大夫还交代我说：“过了3天以后，你就应当坐在床边，活动你的小腿，使膝盖活动。”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过了3天以后我就开始按大夫的要求坐在床边，活动一会儿小腿。

        过了几天，对我手术部位拍了一张X光片。片子出来以后，骨科主任来到我床前，对我说：“从X光片上看，你这个钢钉打短了。所以，你必须躺在床上，不要再活动你的腿了，不然这个钢钉会滑出来的。”这样，我就按照主任说的做了。后来，我妻子从有关大夫处了解到，给我做手术的两位大夫都是高手，各有看法，一个要打短一点，一个要打长一点，结果就按照主张打短一点的大夫的意见办了。

        就这样，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以为很快就可以正常走路了。谁知，一个月以后，当我下地试图弯曲我的右腿的时候，发现膝关节已经不能活动了。大夫检查以后说：“没关系的，你回去以后靠着墙，每天蹲几次，每次半小时，过一段时间，膝关节就会松解了。”他还给我做了一个示范动作，这样，我就出院了。

        我回到了中关村的家里，每天按照大夫的要求锻炼我的腿。这样练了两个月，不见任何好转。我又回到了三O四医院做检查。大夫建议我到设在北京医科大学内的康复中心做按摩推拿。

        在康复中心，一位男大夫给我做推拿，每天做一个小时，同时配以下蹲练习。那里还有一部能促进腿部弯曲的运动器械，我每天在上面进行锻炼。但是，这样练了好几个月，还是不见任何效果。推拿大夫说：“你这个问题看来靠推拿是解决不了了，你还是到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做膝部松解手术吧。”

        回家以后，我和妻子商量，我妻子说：“积水潭医院的骨科是最好的，我们先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看能否在那里治疗。”我来到了积水潭医院。大夫对我进行了检查后说：“你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这里不用硅胶膜，手术后可能比较痛苦。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用硅胶膜，可以减少手术后的痛苦，当然你可以选择了。”我和妻子商量后，觉得还是少受些痛苦为好，所以决定到北医三院去治疗。

        这样我就住进了北医三院的运动医学科。一位看上去约30多岁的周姓女大夫给我进行了检查，她说：“我将负责对你的治疗。”我看着她和她旁边站着的比她更年轻的男大夫，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说：“你们都很年轻呀。”她笑笑说：“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该科主任曲大夫当时是北京医科大学校长，是国内外著名的外科专家。第二天，曲大夫和周大夫一起对我进行会诊，然后，曲大夫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他说：“你这个病不需要做手术，给你做推拿就可以了。”他对周大夫和那位年轻的男大夫做了一番交待。

        第二天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病床旁站着周大夫、年轻男大夫和麻醉师。麻醉师开始对我右腿实行局部麻醉。麻醉剂慢慢地流入我的体内，过了一会儿，大夫用一根针刺刺我受伤的右腿，问我痛不痛，我说：“痛。”然后，他又给我注射了一点麻醉剂。又过了一会儿，大夫又用针刺我的右腿，问我痛不痛，我还是有痛的感觉。他又用针刺我没有受伤的左腿，问我有感觉没有，我说没感觉。他把我的左腿麻醉了。这时，大夫做了一个决定，说要对我进行全身麻醉。麻醉剂慢慢地注入我的脊椎，我很快地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是下午4点，发现自己躺在病房的病床上，右小腿被弯曲过来和大腿用绷带绑在了一起。我妻子坐在我的床边，见我醒过来，脸上露出了喜色。周大夫走过来对我说：“再过一个月，你就可以痊愈出院了。你看，我们小大夫也能治好病。”

        我又一次安心地躺在了病床上，期待着痊愈出院那一天的到来。但是，不是一个月，而是过了一年，我才出的院。

        我妻子每天下班以后和周末都陪伴在我的病床旁，每天给我送鸡汤、排骨汤等好吃的东西来，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多艰难的时光。我在学校念书的儿子和女儿也很懂事，经常到医院来陪我。最辛苦的是我妻子，她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推拿以后，我的伤不见有任何好转，每天下午发烧，腿部剧烈地疼痛，有的时候真是难以忍受。有一次，国家环保局同事张崇贤到病房来看我，当时，我正是发烧和疼痛的时候，我当着他的面竟流下了眼泪。

        就这样，苦熬了一个月，大夫让我去做了一次X光检查。检查结果使我们大吃一惊。周大夫通知我说：“你的膝盖骨折了，是推拿时推断的。”她虽然没有推拿完成时那种洋洋得意的表情，但仍然非常平静，毫无歉意。我当时真是感到很痛苦。我和妻子都感到很气愤，但想到事情已是如此，只好让他们继续进行治疗。

        我们把情况向国家环保局作了报告。局机关党委书记宋昌龄马上来到了医院，找到了医院的有关领导，对他们造成的医疗事故提出了意见，并要求他们一定安排最好的大夫把我的病治好。医院领导满口答应了宋书记的要求。宋书记到病房看我，安慰我，让我安心养病。

        我又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曲大夫亲自给我做手术。这次是局部麻醉，所以是在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做的。我看到曲大夫一丝不苟地做着手术，带着手套的双手满是鲜血，护士不时给他擦去额上的汗珠，心里感到一丝宽慰。他在我的膝盖里安放了一个小钢钉，手术延续了几个小时，我回到了病房，又一次看到了痊愈出院的曙光。

        在我住院期间，国家环保局领导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曲格平局长和金鉴明副局长曾数次到医院看望我。局外事处的同事们也经常来看我，给我送来营养品，安慰我，让我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出院。这一切都使我非常感动。

1988年10月，国家环保局重新组建，升格为副部级，成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部门，并任命了新的领导机构的成员，曲格平任局长，张坤民、王扬祖和金鉴明为副局长。金副局长来到我的病房，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金局长还通知我，他兼任新成立的外事办公室主任，并已任命我为外办副主任（副司级）。金局长说：“外办主要还是要靠你了。”金局长还给了一张新出版的《中国环境报》，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国家环保局新机构正式运行的消息，消息中也有我的名字。我非常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并表示会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出院，做好外事工作。

        事情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顺利，这次手术后，伤口一直不能愈合。大约过了两个月，大夫给我做了一次伤口缝合手术，这是一次小手术。手术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口才愈合。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将膝盖部位的钢钉取出。

        1989年1月，我父亲病逝，享年80岁。常熟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悲痛。我母亲是1979年去世的，当时，通信不便，没有电话，弟弟给我发来了电报。我当时住在外交部雅宝路宿舍，电报送到了我宿舍的传达室。传达室没有及时把那个电报传给我，当我拿到电报时，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天了。我和家里联系，家里人说丧事已经办完，我回去也见不到妈了，加上当时经济比较困难，回去一次也要好多钱，所以，没有回老家给母亲送终，心里感到非常内疚。那时，我发誓说，父亲去世时，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去。谁知，那时我刚做完伤口缝合手术，还不能走路，所以，无法回去。我派了我当时还在高中读书的儿子去老家代表我向我父亲告别。父母去世，我都不能给他们送终尽孝，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我把头蒙在被窝里，偷偷哭泣。

        住院前，我和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的同事们一起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翻译成了中文。我在住院期间将整个译稿从头至尾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不久，这本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受到了广泛好评。

1989年6月3日，我出院了。我妻子买了一包巧克力送给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对她们表示感谢。周大夫再三推辞，说不能接受，我说：“你不接受，我就把它扔到纸篓里去。”她说：“这是一次技术事故。”语气中有一点歉意。她还说：“你出院以后，要坚持锻炼，将来会好的。”

        这本来不是一个大手术，从三O四医院到北医三院却一错再错，使我在医院前后住了一年半。伤口愈合了，但是走路仍然是一瘸一拐，留下了终身残疾。有人问我：“这完全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你为什么不向医院提出要求索赔呢？”我说：“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索赔又有什么用呢？大夫也不是有意要这么做。我只希望他们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故。”

        我告诉别人，我这个毛病是从我父亲那里“遗传”来的，我们祖孙三代都是瘸腿。我是在江苏常熟长江边的农村长大的，从小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从我懂事起，就看见我祖父拿着拐杖，走路一瘸一拐，十分艰难。家里的地全靠我祖母种，家务也是她一人担当，生活十分艰苦。祖父怎么成了残疾，我不知道。我父亲也是瘸腿。他50多岁提前退休，从上海回到了常熟老家。一天，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乡间小道上行走，不小心摔了下来，造成大腿骨折。他没有去医院做手术，只请一位中医大夫简单处理了一下。我母亲要他去住院做手术。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不去受那个罪了。”结果成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但没有我祖父那么严重，没有拐杖也能走路，就是走得慢。想不到他的毛病也“遗传”给了我。中国最优秀的骨科专家给我治，也没有给治好。我走路也是一瘸一拐，但没有我父亲那么严重。我不用拐杖，可以走得很快。

        出院以后，我搬到了国家环保局新分配给我的在扣钟庙的三居室居住。我很快上班了，全身投入到了工作中去，总想把失去的那些时间补回来。但不管怎么忙，我都坚持锻炼，背靠着墙，两腿下蹲，特别是在每次走路以前。练完以后，走路就轻松多了，也不显得特别瘸了。在国内外出差期间，也从不间断。我从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残疾人。我的领导和同事们也没有把我当成残疾人看待。我一瘸一拐，走遍了五大洲几十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