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堃堡 于 2011-11-17 22:30 编辑
1992年6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整个筹备过程。
1990年夏天的一天，我收到了外交部发来的一个通知，请国家环保局派一名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参加关于筹备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的会议。
第二天，我到了外交部的一个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一些人，后来又来了几个人。会议开始，一位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的同志先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陈健，是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然后，其他与会人员也都作了自我介绍，其中有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楠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事司副司长钱浩。我与陈健是第一次见面，与邓楠是第二次见面了。钱浩是我大学同学。陈健说：“为筹备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国内的筹备小组，今天就讨论一下如何组织这个小组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同意该小组由外交部、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环保局各出一名司（局）级干部组成，各单位每人可由一至两名助手协助工作，由外交部牵头。
回来后我向曲格平局长和解振华副局长汇报了情况。后来经过局领导讨论，决定由我代表国家环保局参加这个小组，并派政策法规司年轻干部夏光协助工作。我们将名单报给了外交部。
不久，筹备小组在外交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进了会议室后，一位十分英俊的年轻人递给了我一份打印好的会议日程和几份有关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会议的文件。后来知道这年轻人叫于庆泰。会议由陈健主持。他曾经参加过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看上去十分干练，说话观点明确，有条不紊，简练而又清晰，给了我十分好的印象，难怪他后来当上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出席会议的还有邓楠和钱浩等。陈健说：“为筹备环发大会，联合国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该筹委会由联合国各成员国组成，并已成立了一个秘书处，由曾担任斯德哥尔摩会议秘书长的斯特朗先生出任秘书长。我们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我国参加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的组团方案和对案。”关于组团方案，陈健建议说：“筹备会将召开四次，建议每次代表团团长由我们四个部委的领导轮流担任。”接着，邓楠说：“第一次筹委会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署总部举行，我提议由环保局曲格平局长担任团长出席。”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见。关于对案，我发言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程序性的问题，例如建立工作组的问题和文件的准备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强调在各个工作组中要照顾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和地区的平衡。会议文件应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这一看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陈健最后总结说：“请各单位把参加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的名单报外交部，每单位可报三到四人。”他还说外交部将根据今天的会议讨论起草一个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的对案，会签各单位后报国务院审批。
在筹建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时，筹备小组与我国外交部联系，要求中国政府推荐一名高级官员到该秘书处工作。一天，外交部的于庆泰给我打来电话，说：“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正在筹建的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推荐一名高级官员，该官员将负责科技方面的工作，外交部建议由国家环保局提出一名人选。”我将此情况报告了解振华副局长。后来，解局长通知我说：“经和曲局长商量，拟提名张崇华出任此职，请外办报外交部。”
我们给外交部发了一个文，并附上了张崇华的简历。我还给于庆泰打了个电话，希望外交部能推荐他。
不久，我接到于庆泰通知，要我参加中国筹备小组会议。此会议在国家科委举行，小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陈健开门见山地说：“这次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人选问题。环保局推荐了一个人选，我们初步征求了各部委的意见，有的部委不太同意，因此我们现在在这里研究一下看哪个单位可以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坐在我旁边的钱其琛外长女儿、科委社发司处长钱京京轻声地对我说：“我看你挺合适的。环保局为什么不推荐你呢？”我对她说：“我对这个事情倒是有兴趣的，但是现在我在局里的事情比较多，领导肯定是不会放我的。”我在会上按局领导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张崇华的情况：“张是国家环保局科技司司长，从小在美国长大和学习，大学学的是环境科学，80年代回国工作，调入环保局。他英文很好，熟悉环境科技，环保局认为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小组多数成员还是不支持。后来决定让各单位再重新提名。
回来后我向曲局长汇报了情况，他说：“既然这样也就算了，我们也不再提别的人选了。”后来外交部通知我，国家计委提出了一个人选，就是我的同学钱浩，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告诉外交部，我们没有意见。其他各部委也都同意了。这样钱浩就到了设在日内瓦的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负责环发大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文件的准备工作。
1990年底，钱浩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组织专家起草一个关于环境科学技术的文件，问我有无兴趣做这件事。他说：“你长期在环保部门工作，对这个题目一定是熟悉的，英文又好，一定能胜任。”当时我工作很忙，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但我给他推荐了环境化学家刘静宜。刘教授是中科院环化所所长，年轻时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工作，英文很好。钱浩接受了我的推荐，刘教授就到日内瓦工作了一段时间，完成了该文件的起草工作。
联合国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于1990年8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举行，曲格平局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邓楠和陈健为副团长，代表团团员包括我、夏光、于庆泰和其他部委的干部。
大会选举新加坡的许通美大使担任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许通美是华裔，中文说得相当流利。我们在会议期间与他有过很多接触和协商。大会在他主持下举行。这次会议主要就环发大会的议程和谈判程序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决定，在筹备委员会下设两个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研究大气、土地资源、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第二个工作组研究海洋、淡水和废弃物。中国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这个会议的讨论，声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大会上主要由团长发言，在分组会上我们团员也根据既定对案进行发言。
中国代表团还参加了亚洲组和“77国集团和中国”的讨论。亚洲组是个地区集团，其中既有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很难在一些政治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在程序性问题上，有可能通过磋商达成一致意见。“77国集团”最初是由77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系统内组成的一个磋商机制，以前主要是就战争与和平等政治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以前没有参与该集团的活动。此次筹备会前，中国筹备小组曾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当参与该集团的活动。筹备小组的意见由外交部报国务院后得到了批准。因此，从内罗毕筹备会开始，形成了“77国集团和中国”这样一个机制。在以后的几次环发大会筹备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一直和该集团的成员紧密配合，协调立场，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机制后来也扩大到了联合国系统的其他谈判活动中。
许通美主席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具有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由于他高超的组织能力，也由于此会议主要是讨论程序性问题，开得比较顺利。在会议结束时，许通美说：“会议结束了，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了，建议大家明天都到野生动物园去safri（斯瓦希里语，意思是去野生动物园观看动物），也建议大家去买几件木雕作品带回家去。肯尼亚的木雕刻得苍劲有力，生动活泼，是很好的艺术品。”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和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去了纳库鲁国家公园，在那里看到了成千上万只火烈鸟。我曾多次来过这里，但仍然被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在那里，还碰到了许通美大使和其他的会议代表。许大使走过来和我们用中文交谈，我对他说：“我们是响应你的号召到这里来了。”他听了哈哈大笑。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参观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他们在那里看到了成群的狮子、大象、豹子、犀牛和野牛等野生动物。回来后，他们异常激动。我们还到“农村市场”买了几件木雕作品，带回国内。
中国筹备小组在以后的会议中对中国参加环发大会的一些基本立场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该小组提出了一些我国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其中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要坚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是造成当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发达国家有义务在现有的发展援助以外，提供新的、充分的、额外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的努力，或补偿由于保护全球环境而带来的额外的经济损失，并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无害技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第三，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要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益。各国对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是各国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自己决定。必须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其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主权不容侵犯，同时反对某些国家借口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第四，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中的作用。要建立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努力消除外部经济条件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以提高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能力。
此外，中国筹备组还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等问题的立场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相应对案。
中国筹备小组的讨论是以中国政府相关文件，如：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通过的《我国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为基础进行的，然后由外交部综合大家的意见，形成具体对案后，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环发大会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于1991年3月在日内瓦国家宫举行，中国代表团由国家科委副主任李绪鄂任团长，副团长和其他成员基本上是出席第一次筹委会会议的原班人马。会议对秘书处准备的文件进行了审议。这次会议还建立了关于法律和机构问题的工作组。会议就将提交给环发大会讨论的文件草案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包括《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这次会议没有进行太多的关于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谈判。但在森林问题上曾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国家要求缔结一项关于森林问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遭到了几个木材出口国的强烈反对，会议最后同意筹备委员会不再就缔结一项森林公约的问题进行谈判，而将谈判一个《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1991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发起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41个发展中国家的部长出席了会议。宋健国务委员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了会议。我在会议期间和外交部条法司处长刘大群一起，坐在主席台宋主席的后面，协助他工作。会议发表的《北京宣言》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对大会筹备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照片：宋健击锤通过《北京宣言》，从1992年《中国环境年鉴》翻拍）
根据环发大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的要求，中国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全面论述了中国环境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中国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阐明了中国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在编写该报告的过程中，我曾参加了一些会议，发表了一些看法。
第三次筹委会会议于1991年8月仍在日内瓦国家宫举行。中国代表团由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光健任团长。会议在秘书处准备的文件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主要就《21世纪议程》所确定的各个领域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分歧很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要对全球环境问题负主要责任的观点，要求发达国家以优惠的、可减让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并向他们提供为保护全球环境所需要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等问题上。发达国家坚持保护全球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技术转让应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会议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在文件中都放到了方括号内，留待以后会议作进一步的谈判。
我参加了日内瓦的两次会议，亲身体会到外交谈判的艰辛。我们代表团10多人分别参加不同小组的会议，经常持续到深夜。我们一般都是按会前国务院批准的对案进行发言，有时出现对案中没有涉及的新的问题就马上通过使馆向国内请示，得到国内指示后才在会上表态。我那时想起了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句话：外交授权有限，要慎之又慎。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针。
我们住在位于Amat路5号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招待所。招待所对我们的食宿交通作了非常周到的安排，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瑞士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无论是3月还是8月，气候都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出招待所大门，往右一拐，五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日内瓦湖边，只见湖上一个巨大的擎天水柱,高达140米，蔚为奇观。这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岸边流连忘返。沿岸是绚丽的花园和步行大道，大道旁放着一些长椅，游人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通过一条大桥，我们就来到了湖的对岸，那里有一个小镇，狭小的街道、古色古香的欧式建筑，鳞次栉比的商店和餐馆，周末的晚上我们在那里散步，在餐馆用餐，忘却了一周来会议的疲劳，感到无比舒畅。 周末，招待所用汽车送我们到伯尔尼游览。公路两侧到处郁郁葱葱，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图画。沿路经过一些长长的隧道，半天也出不来，这时，邓楠突然笑着对我说：“老夏，你是不是有恐洞症？”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她说：“我看你有点紧张。”我说：“我不是紧张，只是有点疲倦。”邓楠是小平同志的女儿，但丝毫没有一些高干子女常有的傲慢，十分平易近人，我们都很尊重和喜欢她。她在环发大会筹备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日内瓦期间，钱浩召集了几位在日内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工作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到招待所看我，还请我吃饭。他给我讲述了他在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处工作的情况，说有许多困难，但还能胜任。我对他说：“如果你需要我们什么帮助，请尽管与我联系。”
环发大会筹委会第四次会议1992年3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率团与会。这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如果这次会议各国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环发大会就很难取得成功。这次会议比第三次会议的谈判还要艰苦，会议建立了许多小组，就南北双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磋商。各地区集团也频频开会协调立场。会议经常持续到深夜。分歧主要还是集中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最终就将向环发大会提交的文件草案的大多数内容达成了协议，少数问题仍然放在方括号内。通过的文件草案主要包括《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会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宴请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我也应邀出席。我和李道豫和刘华秋早就相识。70年代初期，我和刘华秋曾一起在外交部“闹革命”，后来我和他和李道豫曾一起在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刘是校长，李是班长，我是一名普通的五七战士。刘华秋见我后向我走来，对我说：“小夏，你干得不错啊！”我说：“马马虎虎。”李道豫则对我说：“小夏，你坐这里。”显得十分亲热。经过近2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的一座大楼里相见，既感慨万千，又十分欢喜。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也出席。冀朝铸是大名人，六、七十年代是外交部的高翻，主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当翻译。我在外语学院读书时，曾听过他讲授口译技巧。晚宴在十分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李道豫举杯给大家祝酒，欢迎大家到纽约，希望会议开得成功，生活过得愉快。此后，大家则是随便聊天，没有再谈任何与会议有关的事情。当时，有人说起，以前中国在联合国职员的工资都要上交国家，国家再按中国外交人员的标准发给工资，但现在政策已作改变，联合国发的工资全部归个人所有。这时，李道豫对冀朝铸说：“你这小子，钱这么多，怎么用啊？”冀朝铸哈哈一笑，没有回答。
会后，应美藉华人学者黄夏平先生的邀请，我、张坤民和夏光赴在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的黄先生的研究所参观。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和他讨论召开海峡两岸环境保护学术研讨会的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92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研讨会。我和张局长都参加了会议。
照片40：在国会山前合影，左起：夏光、黄夏平、张坤民、作者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中国总理李鹏出席了大会的首脑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强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李鹏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率先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会议将环境与发展相联系，通过了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个多边环境法律协议开放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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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7 2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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