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暗访中国论文黑市：还有啥不能卖？(图)

小二儿

文章来源: 观察者





美国《科学》杂志2013年11月29日发行的最新一期上，刊载题为“中国论文集市”（China's Publication Bazaar）的文章，称记者经过5个月的调查，挖出了一个繁荣的、买卖论文的“学术黑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教授杨卫在同一期《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探讨中国的科研诚信问题。
目前，其他知名科学杂志尚未对《科学》的报道作出回应。加拿大神经科学联合会（Canadian Neurological Sciences Federation）管理的某杂志则表示，已怀疑一篇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存在问题。

《科学》杂志网站上也发布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与老年痴呆症相关的基因，有8个来自某大学的中国学者作共同作者。杂志认为，问题不在于文章内容，而在于人——他们是否真的做了研究。不过，当事人已经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科学》杂志的一个小组最早在2012年8月发现这篇文章，并称中国某学术服务网站曾挂牌出售这篇及其他11篇文章。加拿大网（canada.com）以“中国学术‘黑市’欺骗加拿大杂志”为题，报道了此事。
以下为《科学》杂志调查报道的主要内容摘译：
中国论文集市
SCI是什么？它本来是指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论文检索工具。而现在，在科研人员的前途与其论文数量直接挂钩的中国，SCI成了“中国人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的代称。今年夏天，一封“出售SCI文章第一作者身份”的邮件寄到了《科学》工作人员的邮箱里。随后，《科学》展开了针对中国论文买卖现象的调查，将一个令人心寒而又日渐繁华的“学术黑市”揭示在人们面前。
《科学》杂志的记者Mara Hvistendahl等人伪装成研究生和科学家，向一些中介公司提出了购买科学论文上的作者身份的意向，结果收到了许多回信。比如来自某公司的的一名销售人员就表示“有些作者发表论文并没有什么大用处，他们可以把论文转给你”。这家公司出售一篇关于癌症内容的共同第一作者文章的价格为90,000元人民币（14, 800美元），如果需要增加了两个名字——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费用将达到人民币16万元（26,300美元）。
在联系的几个星期后，这篇论文发表在了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 Cell Biology杂志在线版上，印刷版将于两个月后公布。文章的第一作者确实有两人，而《科学》的记者最终并未交钱添加名字。为此记者们联系了杂志，杂志方表示其中一个第一作者就是在此前六月份的时候添加进来的。
Hvistendahl及她的同事随后向27家公司，就购买在某一科学论文上的作者身份或支付该公司为他们写一篇论文等事宜进行咨询。这些公司中只有5家表示，他们拒绝从事这两种做法中的一种。

美《科学》杂志所用配图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论文市场的繁荣，收费从1600美元（约人民币9750元）至26,300美元不等——成为SCI文章作者的最高价格，已经高于一些中国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美加教育体系中的职称）的年收入。
“人们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樊东升说。“用钱买论文所得到的利益，比搞学术欺诈被拆穿后要付的代价大得多。”一位期刊编辑这样说道。
学术黑市的“商品”并不只有作者身份，还包括捉刀代写、将已发表的中文论文翻译再转投英文期刊、乃至直接买别人的论文草稿。8家被暗访的中介声称能够直接买通某杂志的编辑，帮助委托人发表文章。该期刊的负责人则否认了论文交易的说法。
学术黑市日渐兴旺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多数论文买卖都没有明确的受害者：急于求成的科学家、游走的中介和腐败的期刊编辑都从中获利。
一些杰出的科研工作者担忧地指出：真正在遭受伤害的，是中国日后的科学发展。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曹则贤说：“一些科研人员在杂志上发越来越好的文章，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发的文章说了什么——他们只是花一大笔钱找人代写而已。”
在中国，SCI论文是衡量科研人员前途的标尺。在五年时间内，研究者所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数目（往往只算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是关系到研究者晋升大事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大学中，博士生需要发表一篇或多篇SCI论文才能够毕业。这种考察标准使得中国的科研人员变得“重量不重质”，也孕育了这可怖又可悲的论文市场。
所幸，科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有所行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教育部正和汤森路透合作，希望引入其他方法对科研论文作者进行评估。另一方面，许多科学家对放弃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估研究者水平表示支持，也呼吁对学术欺诈被揭发的科研人员采取更严格的惩罚措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今天也在《科学》上发表社论，探讨中国的科研诚信现状。
中国的科研诚信（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文／杨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教授）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科研实力发展极其迅速，重塑了全球科学进展的格局。然而，这一快速发展却不一定伴随着科研领域规范的同步提升。最值得担忧的是科研诚信的缺失，它阻碍了中国原创科学领域的进展，损害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也降低了中国科学的影响力。
导致当前中国科研环境不健康的因素有很多。很多研究型大学和机构里，竞争性科研基金占据了大部分经费来源，为学术腐败带来了经济上的动机。导致学术不端的另一个事实是使用定量而非定性的方法衡量学术水平，这使得年轻科学家用不道德的行为攀爬学术阶梯。还有一个诱因是基于成果的补贴收入。此外，学术界等级制度也促使研究者夸大他们的发现。
好消息是，过去十年里发生了几件关键事件，它们标志着中国向学术诚信努力的漫漫长途。首先是在本世纪初时澄清了双语投稿的翻译权问题、并明确禁绝了一稿多投。版权法也做了相应调整，允许更长的独占期，以便为技术性论文提供足够长的评审时间。大部分学术不端的审查来自于通风报信，其中大多数又是匿名的，我个人在浙江大学处理的学术不端事件中80%以上来自此渠道。另外，媒体揭发学术不端的行动，无论是何海波事件中的剽窃行为，还是“汉芯”处理器的造假，都在公众里树立了对学术不端不容忍的姿态，促使政治家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如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教育部已经开展了一项大规模运动，训练研究生、博士后以及年轻教员的科研伦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起草了新的道德规范以引导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中科院与许多高校重新审核了评职标准，更加重视研究质量、而非仅仅关注论文数目。而且1998年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一直在积极地剔除那些剽窃的项目申请，过去14年间这一行动降低了70%的基金申请中的学术不端。2013年8月，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曝光了六起学术不端行为，都是通过比较各项申请而发现的。其中包括一项“待售基金”与1035页上所述的公开待售论文类似。2012年，中国政府开始监管和检查其他研究提案，以便帮助研究机构更道德地利用经费。
来自全球科学群体的帮助也是推动中国学术诚信的重要因素。譬如，美国国家科学促进会（AAAS）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之间展开过一场对话，聚焦于如何起草规范以避免不端。全球研究理事会建立科研诚信标准的努力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蓬勃开展。
要想确立对不道德行为的零容忍，还要面对很多挑战。中国依然在努力把论文评审、评职委员会和奖项提名者都整合到基金和职称系统之中。中国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应当达成三个目标：产出原创性的突破，增进对其他地区科技进展的理解，获得全球性的影响。但除非科学事业能够健康可信地发展，否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教授杨卫

《科学》网站链接：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42/6162/1019.summary
（感谢果壳网Calo、Revolucion及生物通网张迪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