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我的家，但我已不想马上回家”

郑瑟

三排整齐的帐篷，沿着铁路线在泥泞的田野里竖立着。用篱笆围起的营地里，驻扎着修建本格拉铁路的中国工人。一缕缕炊烟，伴着油泼辣子的香味在上空飘散。三五名中国工人，用辣椒拌着米饭和卷心菜大口吃着；不远处，一些安哥拉工人从碳锅中盛出当地的美食“凤栖”，拌着他们最爱的辣鱼干，大口咀嚼。


这些正值壮年的中国男人，如何能忍受远离妻子、亲人，孤独地在非洲工作两三年，“很多人语言不通，周末从不休息，从不曾因为劳累而埋怨”。和大多数非洲人、欧洲人一样，葡萄牙的铁路监理Philip多年来始终不理解这群中国人，甚至潜意识里抗拒理解，“正如很多欧洲人不接受中国标准一样，没有技术上的差别，更多的是习惯、文化不同。”


不同的语言文化、饮食习惯，倒也不妨碍他们在中国标准下施工，在同一个工地上挥洒汗水，慢慢成为师徒、朋友。7月7日，中国铁建二十局集团安哥拉项目部电务工步延辉说：“出国工作，我从不能接受当地习俗，到逐渐理解，尝试接纳。”Philip则告诉记者，自己因为本格拉铁路改变了对中国标准的认识，熟悉了中国技术工人，感受到中国企业的文化。


文化不同，情谊却深


“本格拉铁路横穿安哥拉东西部，未来将与赞比亚的铁路连接，运输矿石资源提升铁路和洛比托港的利用率，并方便赞比亚从安哥拉进口石油。”7月10日，安哥拉国家铁路局局长RULIU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本格拉铁路在非洲大陆战略地位日益提升，这条依照中国标准施工，中国技工与安哥拉工人共同修建的铁路，从一开始便格外引人瞩目。记者走进本格拉铁路奎托路段的施工现场，安哥拉的小伙儿Datrra正跟着工班长打桩。他在这里干了3年，但他并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自己在中国企业上班。“在中国工地上可以学手艺，还有一天三顿饭，工资也高，家里人很开心我能有这样的工作。但村里一些人，不出来工作，有时会骂我们这些出来打工的人没出息。”Datrra喜欢唱《伤不起》，似乎表明他无力改变村里人的观念。


步延辉35岁，2008年11月来的本格拉，负责铁路沿线信号灯的安装调试等工作，先后带过十几个安哥拉徒弟。“安籍员工，不喜欢加班，但很重感情；很多当地工人，一拿到工资，就离开项目组，花光了钱，再回来。”步延辉因地制宜地改变管理方式，融入当地文化，“每月发工资前10天，必须要招聘一批新工人，应对那些拿工资就离职的安籍员工。”


Johe是步延辉的徒弟。在库巴尔施工时，Johe常常为师傅做小伙伴们的思想工作，让安籍员工能在周末按时出工，有时还训斥那些不戴安全帽的人。记者采访时曾问过安籍员工戴安全帽意义，他们的回答是，“中国的工班长要求我们必须戴安全帽。有时，我也偷偷不戴。”


2013年底，步延辉休假回中国探亲时，Johe提出了辞职，“您不在工地了，我也不来了”。步延辉听到这个离职理由，有些摸不到头脑，但从Johe的眼睛里看不到丝毫虚伪。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宗言说：“了解当地文化，培养当地工人，提升其技能，深层次融入当地的工业化。”安哥拉的员工，通过中国铁建的平台变身产业工人。


2007年以来，先后有近10万人次的安哥拉工人参与本格拉铁路施工。据悉，安哥拉工程项目部优秀的安籍员工可获得一份技能培训证明。有了这张纸，他们去巴西、葡萄牙等国的公司求职时就可以获得高薪酬，同时他们也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播到那里。
不言放弃，艰难坚守


安哥拉内政部资料显示，目前在安哥拉的华人总数近26万，且在其经济建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安哥拉一下飞机，记者就被告知，当地不安全。出去采访时，车上总会跟一名当地的军人。所有的中国员工来到安哥拉，都会被告知，晚上不得擅自离开项目点，白天出去也要结伴。85后的潘鸿和姜维2012年来到本格拉铁路项目上做测量工作，此时穆尼扬戈路段正值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两人一到安哥拉就被送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在帐篷里住第一夜，就遇到枪击事件。两个安籍员工打架，不知为啥后来就响起了枪声。”姜维说，“当时，我和同伴躲在帐篷里不敢出声，脑袋里空空的，只想明早就和领导说要回国。”但两人心中清楚，来到安哥拉就不能轻言放弃，坚守是最好的选择。


初到安哥拉的惊魂一夜，让姜维与潘鸿两人成为好朋友。在非洲的工地上，两个陌生的人因为同在异乡，或因为一段共同的经历而成为生死之交的剧情每天都在上演。


本格拉铁路沿途穿越海滩、草原、丘陵、沼泽、原始森林，地形地貌复杂，施工环境变化巨大。在施工现场，工人们都戴着蚊帐做成的帽子。“雨季，蚂蚁都会飞。这些飞行物一拍死，马上就有很臭的味道。”提起这些时，姜维皱起了鼻子。他不怕每5米放一次杆儿，每天测2公里以上，一天弯腰600余次。最让潘鸿受不了的是，“每个月完成一个项目点的任务，就要搬家到下一个项目，这个状态持续了8个月。”


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油价从上百美元一度跌至34美元，安哥拉经济受到重创，导致重建进程中资金链断裂。机场、港口、道路、住宅、铁路等大批基建项目，因为资金无法到位而停工停产。


中国驻安哥拉大使张伯伦说，2009年是安哥拉战后重建最困难的一年，面对金融危机，大部分中资企业选择了与安方一道想方设法共渡难关，没有一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撕毁合同。


周海所在的项目部负责洛比托车站等房建工程，“大批的工人都撤回国内了，留守的人每天出去找项目，进行生产自救。”那时，在安哥拉的中国企业日子都不好过，周海出去拉活时，将有关基建的葡萄牙语单词写在本上，说不明白时就使用肢体语言。


而那时，远在800多公里外卢埃纳项目段的蒋夕登、蒋夕潘兄弟俩，在原始森林里负责看守修铁路的大型机械和一些原料。头两个月，两人打扑克解闷，没想到一次因出牌先后的分歧，两人生气将扑克牌撕了。“我们开始讲彼此小时候的故事，讲了两个月后，故事也完了。”蒋夕潘回忆，“雨季，人和车都进不来。我俩守着一只狗、一只鹅，每天没有人和我们说话。只有听着帐篷外的雨滴声，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难说眷恋，却已习惯


2012年8月17日，卢埃纳火车站彩旗飘扬，火车正式通车。安哥拉共和国总统多斯桑多斯携夫人搭乘“和平与胜利”号列车，前来剪彩。


44岁的Kolmnda和两个老婆带着四个孩子，正在不远处的农地里干活。远处的歌舞声飘来，孩子Sofia抱着Kolmnda的大腿问：“爸爸，这是你修的铁路吗？”他骄傲地回答:是，和中国人一起修的。当本格拉铁路被炸毁时，Kolmnda才13岁，听到广播中说“安哥拉人民什么都没有了”之后不久，他就参军离家，一走就是27年。


7月8日18时许，记者见到Kolmnda时，他已经在项目部等了一天。“你好，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Kolmnda穿着新工作服，与记者见面前几分钟特意跑出院子洗了手。他是一名维修工，负责修理铁路沿线大型机械和工程车。4年的工作中，他从不会拧螺丝，到如今已经能独立修理工程车的发动机，还会制造一些零部件。“每天800宽扎（约合8美金）的工资，可以养活家人。”


Kolmnda的梦想是向中国师傅多学一些汽车维修技术:“铁路就要修好了，我的师傅也会回到中国。以后我想开一家汽车修理店。”Kolmnda心里清楚，自己不会永远在中国企业工作，学到本事才能让未来有保障。


而23岁的招弟却“不愿”铁路那么快贯通。2011年10月，作为葡萄牙语翻译，招弟应聘到安哥拉项目部。“以前在苏州工厂生产电脑配件，感觉自己就像机器人一样在生产线上机械地做着动作。”招弟带着梦想来到安哥拉，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招弟是一名合同工，本格拉铁路全线贯通交付安方后，她将要面临着再一次找工作。“很难说眷恋，但已经习惯这里生活，这里不是我的家，但我已不想马上回家。”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