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苏丹纷争 看中国如何应对海外风险

郑瑟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苏丹哈季利季，苏丹总统巴希尔身穿军服，视察哈季

        4月26日，南苏丹总统基尔提前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以应对和苏丹持续紧张的局势。在过去几周里，因为争夺哈季利季油田，南北苏丹冲突升级。油田遭到破坏，不仅影响以石油收入作为主要来源的苏丹和南苏丹经济，也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合作伙伴受损。随着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不断增多，如何应对各类海外风险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中国投资油田遭受严重损失

　　曾经繁忙的哈季利季油田，现在看上去“伤痕累累”。4月10日以来，这个位于苏丹和南苏丹边境地区的大油田，成为双方武力争夺的对象。被大火烧毁的储油罐，被破坏的输油管道，让人们无法给油田恢复生产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

　　哈季利季油田占苏丹石油产量的一半。它停产后，受损的不仅是冲突的双方，也有油田的外国合作伙伴，其中包括中国公司。

　　据海牙国际法院2009年做出的裁决，哈季利季地区属于苏丹领土。哈季利季油田属于苏丹首先开发的石油区块中的1/2/4区块。根据中石油公司的介绍，中石油在1997年获得了这个区块的开发权，随后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苏丹国家石油公司等组建了大尼罗石油作业有限责任公司。

　　“听说在哈季利季油田那边的中国人基本上都走了，什么时候能回去，谁也不知道。”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经营农场的郎崇峰负责给中石油的基地输送蔬菜，他告诉本报记者，一部分员工撤回到喀土穆附近。中国驻苏丹使馆官员向媒体证实，南北苏丹边境冲突地区的中方人员已经撤离。

　　南苏丹独立前，苏丹的油田主要分布在南方，但输油管道、炼油厂等位于北方，形成了双方相互依赖的格局。去年7月，南苏丹脱离苏丹独立后，双方围绕石油利益和边境问题谈判一直举步维艰。今年2月，南苏丹停止了石油生产，两国关系骤然紧张。4月10日，南苏丹占领了哈季利季油田，苏丹总统巴希尔在18日对南苏丹“宣战”。双方在有主权争议的边界地区交火，互指对方挑起袭击。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哈季利季油田。陈良强在南苏丹的本提乌一家中国公司工作。他告诉本报记者，本提乌是南苏丹主要石油产区团结州的首府，当地除了中石油等中资企业，还有三四家民营企业。“大概上周吧，有飞机轰炸这个地区，有一天我们出去时，车前不远处落下炸弹。那之后，我们接到使馆通知，都撤离了。”

　　撤，还是不撤？需视形势而定

　　根据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提供给本报记者的资料，中国目前在苏丹企业大约200余家，人员1万多人。中国企业与苏丹在石油、电力、水利、公路等各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一位在苏丹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中石油是在苏丹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国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苏丹以来，中石油联合其他石油公司，获得了四块油田石油的开发权，投资建设了喀土穆炼油厂、喀土穆石油化工厂、石化贸易三个下游项目，还修建了大量输油管道。

　　南北苏丹的紧张局势，给中国公司发展蒙上了阴影。以石油领域为例，南北苏丹是中国石油进口的第七大供应地，南苏丹的石油停产，使得在当地经营了十余年、进行大量投入的中国石油公司利益受损。

　　由于南北苏丹的分歧短期内仍难以协调，有一些专家建议，中国公司应该考虑撤出苏丹，因为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海外投资的非经济成本会大大增加。

　　在前驻南非大使、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看来，在遇到海外安全风险时，应该在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在局势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考虑到像利比亚那样进行全面的撤离。”

　　刘贵今认为，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不大，国际社会也一直在从中进行斡旋，非盟最近还提出了解决南北苏丹问题“路线图”。据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25日介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将赴南北苏丹访问，继续劝和促谈。中国驻两国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事实上，没有风险的市场是不存在。不管在哪个国家，企业都会遇到安全风险问题。这其中，不仅有政治风险，也有经济风险、自然风险。中国是较晚进入世界市场的，很多安全条件相对好的市场都被西方国家占据，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重视防患于未然，完善应急机制。” 刘贵今说。

　　“四位一体”保护机制重在“预防”

　　中国从2004年设立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来，已经基本建立了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联动机制。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系主任夏莉萍告诉本报记者，“为了增强中国企业和个人应对风险的能力，需要各方从不同层面共同努力，尤其要重视预防机制。”

　　从国家层面上看，政府需要为维护本国的海外利益提供外交、法律等制度保障，并制定协调和应急机制。例如，一国的驻外机构应该密切关注当地局势，进行信息的调研和收集，并和本国在当地的企业保持密切联系沟通。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为保证在苏人员和机构安全，使馆采取了多项措施，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构建安全预警网络。

　　首先，建立了安全联络员制度，与在苏中方人员和机构建立起广泛的沟通联系网络，覆盖在使馆登记备案的所有中资机构和人员，通过网站、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发布安全提示信息。

　　其次，制定并实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根据安全局势危急程度，确定不同的安全应急等级，视情向中方人员机构发出局部或全部撤离指令。同时指导在苏中资企业重视安保工作，加大安保投入，提高自保能力，做到平时充分准备，乱时快速应对。

　　“我们还充分利用驻在国资源加强安保措施。使馆与当地外交及军警等部门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和沟通，充分调动并利用驻在国资源，加强中方人员及机构安全保卫措施。”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多管齐下化解海外风险

　　在海外进行投资，特别涉及水、电、能源等大型工程，企业不仅要在前期垫付大额资金用于设备、原料采购，还涉及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法律法规和外汇管制等方面。

　　夏莉萍认为，对于在海外投资的企业，需要对将要开展的项目建立一套风险评估和决策机制。在“走出去”之前，要考虑到在所在国可能遭遇的政局变化、战争、冲突等政治风险，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危机、金融市场动荡等风险。对于在海外遭遇的非市场化风险，还可以考虑通过保险进行化解。

　　去年年初，利比亚局势发生动荡，中国企业人员虽然安全撤离，但有大量财产和资金滞留当地。据新华社报道，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工程项目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但后来获得的保险赔付不足4亿元人民币，很大程度上与企业不熟悉保险工具有关。比如，部分企业投了工程险，但战争是工程险的除外责任。许多企业没有想到，除了商业保险外，还有政策性的保险可以承担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

　　刘贵今认为，海外企业加强内部安全防护措施和力度，制订应急预案，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和演习，提高员工规避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十分重要。今年年初，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被绑架后，中国时任驻苏丹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郝宏社表示，企业要加大对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投入，施工现场营地要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建议修筑高墙和铁丝网、深挖防护沟、安装报警和监视设备以及雇用保安人员。

　　此外，企业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和当地人形成融洽的关系，也是良好的风险防范措施。夏莉萍说，一位在肯尼亚工作的中资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她，其公司在修公路时，曾经帮助沿途的一个贫困小学修缮校舍和操场，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所以工程队在当地的施工进展十分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在苏丹和南苏丹都工作过的陈杰告诉本报记者，无论是苏丹人，还是南苏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印象都很好。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就派遣医疗队为当地人服务和培训医疗人员。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时，也帮助其修建基础设施，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一些中国公司还设置奖学金，资助当地学生去中国进修。

　　观点

　　“走出去”

　　不能“等靠要”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系主任夏莉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领事保护的应急协调机制维护了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但是单一靠外交手段无法满足海外安保工作所需。对于“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不能过度依赖政府，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和自保能力同样重要。

　　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的三次撤离行动来看，中国领事保护的应急协调机制经受住了考验，体现了中国统一领导、多元参与、协调配合的总体外交的优势。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出境人数的急速增加，领保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和巨大压力。中国目前从事领事保护工作的人员有600人，平均每人一年约要服务10万人，远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比例。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表示，有些公民对政府期待过高、依赖过度，产生“等靠要”和“免费吃大餐”的心理。在夏莉萍看来，民众对于领事保护的范围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从国际法和外交实践的角度来看，领事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外交官只能通过建议、敦促等各种方式来促进接收国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

　　因此，提高海外企业和中国公民的安全意识和自保能力尤为重要。比如对走出去的企业员工应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使他们提高风险认识。对于非团体出行的公民，应该利用一些机会加强他们对所在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法律、习俗等方面情况的了解，以及对于领事保护的范围和程序的了解。

　　背景

　　中国海外企业和公民安全风险上升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事保护中心主任郭少春日前表示，海外涉及中国重大安全的突发事件呈现出全球多点强势爆发态势，中国海外公民、企业和机构面临的安全形势更趋严峻，且日益多元化。

　　郭少春在广州举行的“海外安全文明”专题讲座中指出，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治安事件，年均近3万起。目前各类安全风险联动效应突出。地区政局动荡、恐怖主义势力趁机做大，中国海外公民容易沦为某些当地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筹码而遭遇风险；劳务纠纷导致恶性暴力冲突，境外企业和外派员工、外派员工与当地雇员之间纠纷频发；海盗猖獗，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持续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