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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外门[微信]
那天在爱琴海顶楼影院看完崔健的《蓝色骨头》,径直前往三楼的单向空间,那里正在举办“文学之夜”,主题是鲁迅。来了不少文艺青年,有点远,没怎么看清里头白发苍苍的学者钱理群,倒是插着腰站在后头的许知远那一身白衬衫、西式的牛仔裤和蓬松的被染得有点泛黄的盖住了耳朵的长发显得格外分明,这算是他的标准搭配,让你很容易在人群中把他分辨出来,这大概跟他推崇的纽约式的知识分子有关——带着某种叛逆的艺术家气息。他的文风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的《纽约客》杂志那种风格,对描写的对象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却又带着点焦灼,他的这种陌生化处理有效地消解了熟视带来的无睹,遗憾的是他还无法自由地调整焦距,个别地方有隔靴搔痒之嫌,整体上看许知远是少有的对这个国家的政权敢于直言批判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举办“文学之夜”的这家书店就是他和另外五个媒体人八年前创办的,只不过换了好几个地方,并且有了三家分店,成了集餐饮、设计、书籍、出版、沙龙于一体的京城最为活跃的文化空间。我想北漂的那些文艺青年大概都慕名前来过。
这座城市尽管环境差、物价高,却因为是权力的中心占有了不少文化资源,还在不断膨胀,每年吸引着大批文艺青年奔赴此地,追求他们的文艺理想。曾经有一位豆瓣上的文青如此写道:“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这个人名叫柏邦妮,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编剧、专栏作家,已小有名气。这样成功的故事大概每年都在这座城市上演,文创产业越来越繁荣,很多文青都卯足了劲要拿出一部优秀的作品,然后找出版社、音乐公司或者传媒公司,希望有出头之日,但机会总是稀缺的,当年的方文山写了那么多那么久的歌词,好不容易等到了吴宗宪慧眼识珠让他与周杰伦搭档,才成就了“中国风”的流行。即便是现在颇有名气的作家、导演韩寒在十几年前来北京的时候,也是没待几年就铩羽而归。北京当时似乎不太待见他这个师出无名的坏小子,但韩寒是幸运的,他发现搞文化不一定要来北京,因为博客来了,韩寒那种带着点聪明、反叛、又戳中要害的杂文风格在这个全新的载体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很明白每一步应该怎么走,当博客式微、微博崛起的时候,他那种杂文发挥的空间开始变小,于是他又瞅准了日益火爆的电影市场,结果票房过六亿。
日益繁荣的文化产业给了很多人假象,要知道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繁荣,这个国度你所能拥有的创作自由依然相当有限,无论是贾樟柯还是阎连科都得忍受他们的一些电影和书无法在大陆上映和出版。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像磁铁一样吸附了太多的东西,虽然拥有全国数目最多的文人、艺术家,恍然间让人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二战前的巴黎、19世纪末的维也纳、二战时的纽约,当时都有大批文人艺术家在那些城市驻足,他们在那里写作、拍电影、弄音乐或者绘画,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自由度却不是今天在北京的文青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因为这座城市的建筑景观背后依然是权力景观。
北京城拥有过悠久的历史,可是它的历史是属于书本上的,古老的胡同和建筑都快被拆的差不多了。我很难想象当年尚属无名之辈的沈从文从湘西辗转几地最终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城时,那是一番怎样的情景,日后他对张兆和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不知道的是北京城那时也正当最好的年龄,当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之后,他和张兆和从前有过的所有浪漫与风情都会化作文革时几次自杀未遂的两行浊泪。想当年老城的风物还在,才子佳人也还在,意气风发的胡适在北京大学教着书、激扬着文字,鲁迅在城里的一座四合院里写着将要改写文学史的篇章,茶馆里的评书照说着,京剧也还照常上演。再往后些时候,著名的“太太的客厅”开办了起来,在这个客厅里你可以看到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倜傥风流的诗人徐志摩、痴情内敛的哲人金岳霖,当然最耀眼的还是一代才女林徽因,他们在这里举办文化沙龙,设宴款待京城各界文化名流,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样交流思想的日子在晚岁只有缅怀的份了。更不幸的是徐志摩,留在上海滩的陆小曼不愿来京,为了养家,徐志摩只得京沪两地跑,没想到飞机出事,写过《再别康桥》的诗人就这样与接下来的历史永别。此后,留给陆小曼和林徽因的都是永恒的伤痛。而在徐志摩去世的五年前,鲁迅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去了厦门,从此那座四合院的主人再也没回来过,最终上海有幸,接纳了文化叛徒鲁迅,成就了一段海上传奇。而胡适呢,在1949年的北平,匆匆忙忙地坐国军派来的专机离开了,带走了珍本《红楼梦》,留下的却是一片文化萧条,连陈寅恪都选择远离京城终老岭南,北京城从此寂寞,留下来的文化人将经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等待的是思想的改造与被批斗。尽管沪上的不少文化机构受权力驱使纷纷北上,北京似乎成了真正的文化中心,但发出的是自认为永远正确的声音。在权力面前,梁漱溟说不过毛,梁思成也一样,一介书生的力量毕竟有限,毛要的是一座从天安门城楼上看到处竖着烟囱的工业化城市,等待老北京的将是一次次的拆迁,直到看不见记忆。多少年以后的今天,沙龙还会举办,依然会有大批文艺青年从各个方向涌进北京城,但北京再也不是当年的北京,所有的历史后果我们这一代都得受着。
在这个两千多万人口的大都会,所有历史的足迹几乎都被抹除,你只能想象历史。当大脑失忆,看着地铁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人、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呼吸着令人窒息的雾霾,你会发现有千万个理由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千万个理由都被一个理由打败了,那就是这座城市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提供的机会。就像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出门会赶上哪趟车、碰上什么样的人一样,你也永远都不知道机会在哪等着你。只有在一座足够大的城市里,血缘背景才能被稀释,人际关系才不会那么粘稠,才能包容另类与异端,即便你爱好再与众不同,你都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你的同类;在家乡别人认为你想法疯癫、异想天开,那你就去北京的宋庄和798,那里有一群比你更疯狂的人,而他们将改写中国的艺术史。要知道这世界上总有那么些人不按常理出牌,他们出没在灯火辉煌的城市,要么在酒吧卖唱,要么在某个地下室写一部疯狂的作品,要么像流浪汉似的端着摄像机四处游走记录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瞬间,要么拿着剧本往各大电影公司跑。在这里宁浩遇到了刘德华,而黄渤遇到了宁浩,是城市造就了这一切,在遇到之前,宁浩写好了剧本不知道哪里拉投资,黄渤还曾在酒吧卖唱。是的,他们都曾籍籍无名,无名到电话号码一删就相忘于江湖,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个灯火阑珊处值得你蓦然回首。
看得见的城市,看不见的记忆。这是一座失忆的城市,它需要重新创造自己的记忆,留下自己的足迹。多少年后回头,但愿那些老地方、老房子还在,历史还在那里回响,石碑上刻着“看得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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