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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是人口流动的三十年,浩浩荡荡的春运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语言是人们进行市场活动的条件,出于传统文化对大一统的热爱,政府一直在加强普通话的普及工作,某种程度上,同文同音,促进了这三十年的人口流动,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不过,与此同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方言的逐步没落。这个问题在北方城市还好一些,到了南方城市,这个局面就更加明显。以一线城市为例,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中,北京是典型的北方语系,与普通话接近,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以普通话为主,而上海与广州,一个是吴语,一个是粤语,都与普通话差异巨大。这种巨大的差异一方面使外来人口难以听懂当地方言,另一方面,也使得普通话对方言的侵蚀加大、加快。
有这样一个玩笑性质的段子:上海陆家嘴的人都说外语,内环内的人都说普通话,只有外环的人才讲上海话。
当然,现实情况远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普通话对方言的侵蚀与挤压的确非常明显。比如,现在上海的小孩子在很多场合都自然而然地说普通话了,甚至有些仅仅听得懂普通话,不再能流利地说上海话了。至于其他公共场合,商场、电影院、餐厅,基本上就完全是普通话的天下了,在歧视性的观念影响下,这一现象也让很多本地人觉得难以接受。
去年4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在连锁餐饮真功夫餐厅中,中午繁忙的时候,有上海顾客用上海话点餐,不知道服务员是真听不懂,还是因为之前与顾客发生过争执,服务员坚持自己听不懂上海话,要求顾客“请讲普通话”。顾客则回击:“你到上海来当服务员,就要会讲上海话,至少要能听懂上海话。”
事情被网上曝出之后,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在涉及类似事件的争论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到某个地方安家定居,就应该热爱一个地方,就应该学习这个地方的语言。不学习方言就是不热爱这个地方的文化,就是不热爱这个地方,就不配在这里安居乐业。
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一切仅仅是人在市场中的选择而已。对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是否学习一个地方的方言,取决于是否值得学,也就说看收益与成本。对于商业而言,也是这样,是否雇佣会本地方言的员工,也是看这一能力带来的收益与成本。
上海经济发达,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即便在改革开放前,南来北往的人也多,在国家强力普及普通话的背景下,上海人几乎都能听会说普通话,这就使得外地人学习上海话的收益非常小。另一方面,上海话与普通话差异很大,对外地人来说,学习难度大,所以,自然没有人愿意学习上海话。不过,虽然这一过程仅仅是市场、社会的自发的过程,但是方言的消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面对上海话的消失,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当场征集委员签名,为保护和传承上海话“助威”。这名政协委员表示:“他们把世界上濒危的语言定为七级,第三级叫作‘肯定濒危’,定义是父母与孩子讲话时孩子不会用同样的语言回答;第二级更严重叫‘严重濒危’,是指这种语言只是祖父辈交流的语言了,社会上讲得少了。我觉得上海话现在已经从‘肯定濒危’转向‘严重濒危’了。”
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市教委强调,上海执行的是“推广普通话,但不消灭方言”的基本语言政策,结合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现实需要,努力处理好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话的关系。
作为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今年年初,上海教育部门公布,将全面启动上海话教育体验试点,先行试点20所幼儿园。由于国家规定,上课时间必须使用普通话,因此,这些幼儿园将尝试在课间游戏时间推荐使用上海话进行交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能从小习得上海话。
该如何看待这个政策呢?
以我个人之见,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客观地说,这样的政策,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肯定能更好地保护方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对幼儿园里教上海话的赞同,并不是出于所谓的保护传统文化。
文化毕竟会向前走,语言的融合与消失,是随着技术发展,通信、交通更加方便,社会分工加深的一个必然现象。语言的统一不但在国际间有助于人际的交往更加便捷,加速社会的发展,加强民族的团结、语言的融合,使国与国的交际增加了亲和力和信任度,推动世界的发展,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从这个角度看,教、说上海话反而延缓了这一过程。
我赞同这个政策,是出于更具体的原因。具体来说,如果抛开政治正确与观念上的坚持,那么不难发现,幼儿园里面教方言,除了保护方言这个抽象的对象外,最大的具体受益者却是新移民的后代。
虽然,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便今天的小朋友长大后已经不是人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方言,但这个世界毕竟不仅仅由年轻人构成,也不仅仅由同龄人构成,肯定还存在大量的人使用方言。
所以,方言的消失是一个长期过程,在短时间内,可以视为一个缓慢改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再过十年、二十年,语言的隔阂仍然是存在的。在学校、办公室,本地人之间用方言交流,就立即可以形成一个隔绝外地人,或第二代移民的小圈子,不管从实际信息沟通,还是从感受上说,对于二代移民都是不利的。
所以,指望方言的快速消失,指望大环境改变去适应新移民,是不现实的,更积极的变化是人去适应环境。
对于第一代移民而言,正如前面所言,本身学习方言的收益已经不大,而且,已经过了语言的学习期,学习起来成本更大,那么,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之下,自然没动力去学习方言。但对幼儿园的小孩子而言,本身就处于语言学习期,语言学习能力强,很容易学会,而且,孩子小,既没有心理上的抵触,语言一般也不会在小孩中形成圈子,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更深层次的融于一个地方的机会。
其实,不管是普及普通话,还是学习方言,其标准不应是传统文化的保留,同时,也不该是文化的发展或大一统,而应该是人,人的发展、幸福。毕竟,抽象的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也应为人服务。所以,本地人没有必要对普及普通话有偏见,而外地人也没有必要对学习方言持偏激的态度。
发表于《上海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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