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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詹姆斯-巴拉迪是一位坐轮椅坐了30多年的行动不便者。但这并没有束缚了他,在未事先规划路线的情况下,他开启了自己的环球之旅。
旅途一直都很顺利,直至他来到了中国……以下是他对自己“醉人的”中国之行描述:
在过去11个月里,我和女友走过了很多国家,去到过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美国、日本和韩国,到目前为止,旅程畅通无阻。
在到达下一站前,我们都不会事先做准备,搜索当地可供轮椅通行的便利设施,我们只是享受这种轮椅上的旅行。
如果遇到楼梯,我便跳下来用手和膝盖爬着上楼,然后再坐回轮椅就好了。我女朋友会在后面抬着轮椅。听起来似乎很麻烦,但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小麻烦而已。
我这样坐着轮椅在英国呆了32年了,我曾以为完全能像背包客那样去任何地方了。当然,那是我到中国之前的想法。
好消息是,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望向窗外,发现大多数中国城市都很平坦。要知道,在背着一年旅行供给的情况下,我会尽可能避开一切陡峭的山地。
当我们下火车后,好消息就戛然而止了。对我来说,在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城市里,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完成最基本的任务,就像是在《饥饿游戏》里拼命一样艰难。
“这里的驾驶文化非常野蛮”,詹姆斯说。
就拿过马路来说,哪怕是在一条背街小巷过马路也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
这些城市的驾驶文化是我见过最激进的。这里的司机开起车来完全不用手势或眼神尝试与行人接触,并且是有意把视线转往别处。交通信号灯基本没有存在的意义,看起来也没人使用指示灯。
大多数行人成群结队地过马路,想必是抱着“人多力量大”的心态。轮椅很难融入混乱的人群,我还必须学会留意面前的胳膊肘,以免自己被人挤入驶来的车流中。若是行人的胳膊肘离我的轮子太近,他们就得当心自己可能被轮椅碾碎脚趾,折断脚腕。
在我到过的所有(中国的)城市里,人们在过马路问题上存有的这种物竞天择般的意识,似乎都已根深蒂固。在火车站,冲在电梯队伍最前端的是售票员。在市场里,讨价还价最凶的是那些最有钱的人。马路上,最能横冲直撞的是那些个头最大的车。
所以,为什么不能等一等,尽量避免危险地过马路呢?不这样做是有充足理由的。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主干道两旁都竖立着大铁围栏,爬过去是不可能的,行人只好走天桥和地下通道。天桥和地下通道往往有楼梯,那些有电梯的天桥和地下通道,要么坏了,要么有钥匙才能运行,而我到处也没能找到钥匙。
要想找个安全一点的地方过马路通常要多走45分钟,因此要想过马路,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点勇气,和其他人一样冒险。
在谈到出行方便时,多数英国行动不便的人士都会对无障碍设施的缺乏不满。也许,安装这些设施的成本确实过于昂贵,所以我没有抱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想让人们在看不到经济回报的无障碍设施上投钱进去,也是挺难的。
“想让人们在看不到经济回报的无障碍设施上投钱进去,也是挺难的。”
但就连像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遇到门槛——也就是一根横在门下面的木梁——也实在是忍不住想发火。三分之一的中国建筑都有门槛。
据说这样可以驱鬼。但为了跨越这样一道门,我得先从轮椅上下来,跨过去,再把轮椅抬过去,然后再坐上去。平均一天下来,我得把这套动作重复上三四十次。
门槛的存在不是缺乏设施的表现,而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障碍。不造这东西建筑费会花得更少,可能唯一的缺点是房间里的阴气太重。对我来说,门槛的存在可以概括出中国人对无障碍设施的态度:不享有优先权。
“这样的中国很迷人,但也折磨人。”
考虑到这一点,你可能会错误地以为,我在中国的旅程期间会遭人敌视,然而情况远非如此。中国人对轮椅持有着一份纯真的好奇,这份好奇绝无恶意,但能叫你筋疲力尽。
我注意到,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坐轮椅的他们都喜欢拍照,尤其还是在我尽力爬上山坡或者楼梯的时候。不过我可以公平地说,绝大多数(照相者)是对轮椅更感兴趣,而不是对我。他们的视线完全是盯着轮椅走的。
我在上海时,有个家伙用他的拇指和食指摁了摁我的膝盖,他觉得这么做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这种热情既让我觉得可爱,也让我感到迷惑。不过,这倒让我有一种自己是三流明星的感觉,而不是畸形秀的展品。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平行空间,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那么毫无禁忌。
当然了,旅程中也有一些令人惊喜的例外:成都有许多坡道;我在去西安的列车上遇到了热心的车警;有一对夫妇在深圳火车站借了零钱给我,让我去自动售货机上买东西;还有我在杭州火车站遇到的生物学学生,他帮我找到了拿电梯钥匙的保安。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友善的举动,只是你根本无法预测,下一件雷人的事会从哪儿冒出来。这样的中国很迷人,但也折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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