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日本社会之复杂以及背后复杂的要因

郑瑟

　　"菊"本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1946年正式出版，1949年出版日文版，在美国、日本等引起强烈反响。金克木先生特别推荐此书，肯定了这位女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谓是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一个从未涉足日本的异邦人类学者，能对日本民族悖论式的(paradoxical)矛盾文化性格，做出淋漓尽致、甚至入木三分的刻绘，其眼光之敏锐透彻，让人叹服。本来樱花更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美意识”和集团“文化性格”，本氏当然不会不知道，她略过樱花而径取菊花，大概是想强调日本民族“美意识”的“文化”(人为)倾向，即非自然的“盆栽”性质。“倏忽陨落”的樱花，几乎不能“盆栽”，似乎也只能在野外“成林”时，才能被人欣赏，而不像菊花可以栽培出成百上千的各类品种，既可以成片远观，也可以单株近翫。

　　不像土生的樱花，菊的原产地在吾中土，《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最晚周时就有了菊花的栽培，而且周人似乎对金色的菊花情有独钟。屈原在《离骚》中吟咏“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将菊和他最为心仪的兰花并提，而且提及上古食用菊英的习俗。《本草》介绍“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神奇功能，反映出古人对菊花具有“延年益寿”药性的认识。到了魏晋时代，文人为了躲避险恶血腥的政治生死场，洁身独善，纷纷遁入自然，把“雄心”消耗在阡陌林野之间。寒风料峭中“一花独放”的秋菊，于是有了“隐逸”的新形象，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采下的菊花是用来“服食”的，而其期待便是“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诗经•天保》)了。

　　菊花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万叶集》收录四千五百十六首和歌，其所歌咏的植物多达一百五十七种，就是不及菊花，也许可以说明此前菊花尚未传入日本，或者传入而并未受到注意。成书稍前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却收录六首咏及菊花的汉诗，天武天皇的皇孙长屋王(684-729)，神龟三年(726)在送别新罗国使的宴席上赋诗：“桂山下余景，菊浦鲜落霞。”同席的公卿安倍广庭和以“斯倾浮菊酒，愿慰转蓬忧”，其时似乎已传菊花。但汉诗在当时是贵族修养的标志，吟咏典故，未必是眼前实有之景物。估计是在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之后，菊花作为药草和观赏植物，被人携来日本，开始在华族圈内栽培。《类聚国史》卷75“岁时部”记载延历十六年(797)十月，朝廷仿效大唐风习，在宫中举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经赋诗咏菊。“岁时部”还记载从大同二年(807)开始，每年重阳日宫中都举行“菊花宴”。其后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更对“唐风”亦步亦趋，在宫中大量栽培菊花，还仿效钟会，专门写过一篇《菊花赋》。其栽培之菊被称为“嵯峨菊”，是日本“古典菊”的代表品种，其茎高挺，花蕊细长，几十花瓣拥成一簇，上耸不下垂，白色为上品。

　　日本的古典“菊文化”，发轫时是大唐“菊文化”的延伸。当时遣唐使携带回国的大唐类书《艺文类聚》，被奉为百科全书，成为引据的宝典。其八十一卷“菊”条引述《风俗通》：“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馀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馀，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华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这一则故事被日人称为“菊水传说”，据说最让平安以来的贵族和文士憧憬，成为诗歌和绘画的重要主题，有日版“桃花源”之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的商品、商店和地方以“菊水”命名，可以窥见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核心内容。

　　平安时代流行“菊着绵”的风习，即在重阳节前夜，将棉布覆盖于菊花之上，翌日以浸透菊露的棉布拭身，据信有长寿之效，这是日本人的发明。生活于平安中期的贵族女流作家紫式部(约973-1014)，曾经受到一位贵族友人馈赠“菊着绵”，她写了一首和歌答谢，“长袖浸淫菊朝露，永寿献赠花主人”(菊のつゆわかゆばかりに袖ぬれて花のあるじに千代はゆづらむ)，相当有名。她在《源氏物语》“乙女”卷中，提出所谓“大和魂”，大概就是指这一类赋予外来文化以本地内容的创新吧。

　　平安末期的后鸟羽天皇(1180-1239)，特别钟爱刀和菊，据说曾经亲自锻打刀剑，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镌刻为剑身铭纹，亲自烧冶，后世称其为“菊一文字”，其作品被尊为“御所烧”和“菊御作”。他还将菊花图案制成皇家服饰和车舆的纹样，穿着行旅，不离须臾，以呈吉祥。以后这一传统在皇室和贵族间流传，菊花纹饰为天皇家历代所爱用。笔者原先以为，本氏的《菊与刀》中，既然刀菊并列，一定会把后鸟羽天皇将刀菊“融会一体”的轶事写入，作为题解，可有“点睛”之效，结果查遍中日英各文本，惜乎皆所未及，是本氏未知其事?抑或知其事而未予采录?不得知之。

　　日本古时流传一句成语叫“借厢取屋”，意思是借用一侧“厢房”后，发现“全屋”更好，爽性一并取来，发展为自己的东西。“菊文化”传入日本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本地化”。菊花纹章是一例，日本中世以后逐渐发展、并成为和式园艺核心的菊花盆栽便是另一例。江户时代兴起“菊人形”，即以竹篾等编成人形框架，插上菊花，扎成各类历史人物和故事场景，争奇斗艳，成为江户园艺文化的“亮点”。至今每年金秋季节，武生、二本松和南阳三地的“菊人形”展祭活动，吸引成千上万人前去观览。江户时代还盛行“竞菊”，即由两队人马持盆菊亮相，逐一配上应题和歌，最后竞出优劣胜负，是当今每年除夕夜“红白对歌”的先河。菊文化在江户的“市井化”，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菊细工”，即菊花园艺“职人”，他们世代相传，形成各自的“菊艺”绝活。

　　江户人留下了多种菊花园艺书，如《菊谱》(1691)、《当世后之花》(1713)、《花坛养菊集》(1715)、《扶桑百菊谱》(1736)、《菊经》(1755)、《菊花坛养种》(1846)等，其中肥后武士秀岛七右卫门的《养菊指南车》(1819)，被称为“秀岛流”的“手本”，成为古典菊谱的最高经典。江户武士因为无仗可打，便寄情于养花弄草，磨练武士精神，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肥后菊”。肥后藩主细川重贤(1721-1785)借“园艺”推行其修养文化政策，他在藩府制作菊花坛，指挥手下武士一年四季栽培菊花，一直维持了两百四十余年，使“肥后菊”成为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最高典范，堪称“菊道”。肥后菊坛列菊为后、中、前三排，花朵分大、中、小三轮，三位一体，体现“藩主”、“武士”和“庶民”三等系列，井然有序。花色分红、白、黄三彩，象征天、地、人的宇宙秩序。花蕊分平瓣、管瓣，一阴一阳，再配以左右高低，显示儒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精神。

　　李渔(1611-1680)在《闲情偶寄》卷七里提到“艺菊”：“菊花之美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艺菊之家，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种碎土之劳;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是萌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迨分秧植定之后，劳瘁万端，复从此始矣。防燥也，虑腐也，摘头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花之既开，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缚枝系蕊之勤，置盏引水之烦，染色变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不足者也。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必如是，其为花也，始能丰丽而美观。”可据以窥见从事其事之辛劳，不过肥后武士以“艺菊”为修心养性之道，就不能辞其劳了。此外，菊花之美是“人力”和“天工”的融汇，这是中日菊文化的共通点。

　　在江户时代，菊纹成为时髦饰物，开始流传民间，广为商家使用。到了明治初年，“十六花瓣八重表菊”(正面)和“十四花瓣一重里菊”(反面)被正式定为皇家御用纹章，作为“权威”和“高贵”的象征，禁止民间僭用。明治天皇的生辰是当今的“文化日”(十一月三日)，正是菊花盛开时节，当时民众祝寿歌咏有“秋空清澄菊高香，佳日众祝寿无疆”(秋の空澄み菊の香高き、今日の佳き日をみな寿ぎて)之句，见证菊花与皇族的因缘。

　　明治政府将“十六花瓣表菊”纹样规定为皇家专用，作为“天皇”的政府，国家的徽章和印章也是菊纹，一直沿用到二战结束。盟军占领日本后，菊花纹章作为旧“军国”的象征，一度从官方的饰物中消形匿迹，直到1951年占领结束后，菊花纹章才恢复成为官方和民间的“显眼”饰物。日本在明治时代开始发行护照，其封面居中的图案既不是国旗的“日之丸”，也不是国花的樱花，而是十六花瓣的菊花。今天日本人海外旅行时所持的护照上，依然印着菊花纹章。因此，可以说菊花是日本的国花，本尼迪克特用“菊”来表征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事了。

　　菊文化在日本，不仅有“世俗性”辉煌的一面，还有“宗教性”肃穆的另一面。自佛教传来日本之后，其象征花卉莲花逐渐被菊花代替，除了密教秉承《妙法莲华经》、继续以八瓣莲花作为“寺纹”之外，以延历寺为总本山的天台宗系统，和以大觉寺为总本山的真言宗系统，均以十六花瓣菊花为“寺纹”。本土的神道教管生，也管死后魂灵的祭祀，就是不管“超度”死者的葬礼，于是葬仪由佛门专管，而作为佛花的菊花，逐渐成了葬礼法事的首要供花，佛坛、祭坛和坟前献花来源，主要也是菊花。日本的丧事，有亲友以花纳棺的习俗，将花置于枕边，因此叫做“枕花”，而枕花只能是一支，因此也叫“一本花”，绝大多数为白色菊花。菊花因此蒙上了阴暗的色彩，这是中日菊文化的又一共通点。

　　菊花从中国传入日本，其栽培成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个写照，菊文化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审美意识。战后七十年以来的日本，“刀”被锁入库中，“菊”则依然年年璀璨。无“刀”可使的日本人，战后发扬光大其“细菊工”的“职人”精神，就像肥后武士一般，把满腔热情投入“日本制造”之中，将国家建成巨大的经济实体。不过总是还有不少“武士”的后裔，缅怀旧日的刀光剑影，试图开“锁”取“刀”，重新武装。笔者呼唤日本的有识之士，继踵鲁思•本尼迪克特氏，多写出一些如何抑“刀”扬“菊”之作，将民族文化中的“刀”基因永锁库中，而让“菊水”长流，把日本建成真正的现代“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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