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

蜚语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暨新‘巴山轮’会议·2016”于11月26日-27日在北京举行。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博士刘大文出席并演讲。他表示，能源资源消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呈快速增长趋势，市场需求旺盛，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区。预测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将上升到全球40%的石油，61%的天然气和73%的煤炭。对于钢铁来讲，大概2030年将上升14亿吨，占全球的70%。铜2030年将达到78%的比例，未来印度、东盟能源需求的增长潜力也是非常大的。

　　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两个永恒的命题，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图，从人类社会整个演进过程中来讲，从史前原始文化到现在的社会，我们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是从少量到多量，总量是越来越多。这里面给我们带来一个感觉是我们对资源的需求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重。但是实际上矿产资源的需求它是有一个演进过程，在低端发展的时候，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你可能需要铁、铜、铝这样的东西，当演进到现代化的阶段你需要的可能是新兴产业的矿产资源。但是每一个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是无穷无尽的，它有一个需求的规律，这是我的同事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S”型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源需求具有起飞、拐点、零增长的规律变化。在中国现在整个的发展里面是区域不平衡，长三角甚至东部地区，我们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顶峰。

　　对矿产需求有一个递进的过程，比如最开始对钢铁、水泥的需求，后面是稀散资源。当GDP达到一万美元的时候是钢铁、水泥的需求，铜和铝是以后的一个过程。在整个的全球发展过程中，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工业化已经完成了，在上世纪末美国和日本完成了。新的世纪是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达到了工业化快速阶段，后面就是咱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能源资源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里给大家介绍三方面的情况，一个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区，第二能源资源丰富，而且互补性强。第三是一点建议。

　　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我虽然不知道TPP将来是怎样的一个走向，这里有一个对比。一带一路和TPP国家来讲是它的五倍，人口是它的六倍，经济总量我们还没有TPP多，人均TPP是一带一路的七倍。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水平发展是相对比较低的，它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开展合作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这些是GDP分布的图，南亚、中亚、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是低于一千美元的。这个是GDP增速的分布图，(图)红色区域是GDP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像蒙古、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这是GDP发展比较快的，其他的像中亚、俄罗斯、中东欧等这些国家是发展比较低的。这个是城镇化率的分布图，相对来讲在中国、南亚、东南亚这些国家，它的城镇化率相对比较低。也意味着它对大宗矿产品将来城镇化发展的需求非常多。这个是区域内工业化发展的情况，颜色比较深的是工业化水平相对比较高的，浅颜色的区域是工业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像中国目前正在进入后工业化的时期，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调整阶段。钢铁这些产能的需求将会逐步地减少，战略新兴产业将会加速发展。

　　第二是能源资源消费在这个区域里面呈快速增长趋势。市场需求旺盛，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区。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研究的预测，就是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全球39%的石油，47%的天然气，60%的煤炭。我们的预测是2030年将上升到40%的石油，61%的天然气和73%的煤炭。对于钢铁来讲，大概2030年将上升14亿吨，占全球的70%。铜2030年将达到78%的比例。未来印度、东盟能源需求的增长潜力是非常大的。2014年印度、东盟地区的一次性能源，粗钢、铜、铝消费量占全球比例是6%、10%、4%、6%，2030年将上升到10%、30%、20%和21%。中国将来仍然是一带一路地区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国，但是它的产品结构会有不同。一次性的消费2014年粗钢、铜、铝是23%、45%、49%、47%，但是2030年我们的结构就是新兴资源会快速增长。

　　第二关于区域能源资源的一些情况。实际上这个区域能源资源非常丰富，互补性强，有五个特点。一个是成矿地条件优越，第二矿产资源丰富，第三矿产种类多，分布不均匀，第四矿产资源潜力大，找矿前景好，第五区域互补性强。我们一带一路的区域有四个大的成矿区，造成了12个巨型成矿站。天然气、这些都是在世界50%以上，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一些稀散矿产。我们的矿产种类在这个区域里有200多种，但是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也就是在20个国家占了92.8%。资源最丰富的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是一些矿产资源图的分布，矿产潜力大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绿颜色)有这么多油气，还有同等油气资源没有被发现。黑颜色是在这个区域增长的量它的潜力远远大于它，能满足它的需求。

　　实际上中东、俄罗斯等地区的油气资源很丰富，中国和东南亚等油气资源匮乏，区域互补性强。

　　后面的建议第一是加强地质调查，摸清资源家底。第二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提高能源资源供应能力。第三加强绿色矿业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些是政府间做的事情。第四加强产能合作，提高工业化水平。第五加强贸易合作，实现供给发展。我们对2030年有一个预测，白色的是将来我们钢铁富裕的产能，像在东南亚、南亚这块是他们将来在做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里面缺口的产能。这里面能看到将来我们产业合作和产业布局里面是怎样的一个布局，这个是铝的冶炼厂的布局，东南亚、南亚这块的需求是很多的。这里面我们要做好的就是一带一路要打破贸易壁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制定统一的贸易规则，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的合作。所以实际上“一带一路”给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今天大家在这里有众多的智库，众多的使馆使节在这里，要达到这样一个共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要实现一带一路全球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清华大学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大集团副总裁曾劲松出席并演讲。他认为，华侨华人企业进入到当地的交通、联盟，有大量的基础性产业，在当地的影响力大，对当地的人脉也非常熟悉。

　　在海丝国家做互利合作，有一个经济条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欧美国家现行法规跟现代有很多是脱节的。

　　所以在海丝国家首先要谈到就是得到的投资支持条件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的企业在海丝沿线国家进行合作、进行投资，第一需要更多的数据，而不是像欧美国家我们只要请律师，只要请会计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投资项目的完整前期文件，在海丝文件要更加详细的数据的取得。这包括企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它可能往往更有价值，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说政府的领导力应该是超过很多现有的国家，我们只要符合国家大的发展政策，我们和主要的地区领导或者主要的部门领导达成了某种一致的意见，我们企业的项目就可能得到很一致上上下下的配合，但是在海丝国家一定要尊重当地的不同。一个是他们很多的政府都是民选，各级不同的政府有各自不同的权限，各级不同的政府要照顾不同的利益。

　　而我们中国企业在海丝沿线国家经常是得到总统和部长的支持，最后发现这个项目遇到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从一开始就要想到针对不同的政府和不同的部门，要逐级把问题解决好，这个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多层的利益规则，做到统筹兼顾，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些问题的海丝国家要重视，比如不同的层级中有不同的成本付出，这些成本有时候是给政府，也有给民间的，但是这个更要求我们逐层逐级了解我们的投资项目，每个层级对应权限对于我们的影响。

　　我们有一个案例，比方咱们国家有前三大的一个企业，从到海丝的东盟国家，也是我们安排的，见了总统和总理，国家甚至连正式的文件签发了，它就以为这个项目很顺利。结果发现下面根本没有做任何的推动，结果这个项目又从头从基础做起，当然现在做得也很不错。

　　第三尤其像东盟，我们认为华人华侨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这里有几个特点，咱们一般说在欧洲，我们可能华人去得比较早，但是可能都是做皮具这些。像在美国可能早年好一些，可能一个华人领导是做餐馆、主席。但是在中国不一样，华侨华人企业进入到当地的交通、联盟，有大量的基础性产业。所以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大。另外这样的华侨华人对当地的人脉非常熟悉。

　　还有只要做到这种规模的华人华侨企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都有自己的产业投入中国。这个概念是它没有理由跟中资合作，去做任何小的损人利己的事情，它有自己大量的产业。所以它会想到一点，就是如何互利共赢。所以华侨企业是我们进入海丝沿线国家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比如河北省第一个走出去的项目，我们从头到尾在配合和支持。

　　“走出去”项目在整个接近四年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在当地注册的营业执照，在一年后发现营业执照注册的名利不是它的。后来一系列的政府检查组，银行的检查组，其实那个项目也是国开行给它的第一笔大型的投资。最后这个华侨华人企业跟我们也是合作了，都是从最初始的文件做起，最终找到了有虚假手段，把这个企业挽救回来了。

　　第二还是这家企业它在当地投了很大的矿区，大量资金和设备全部进入，已经正式投产了。投产后要进行一个产权确认，确认放红线才发现，它拿的全部资产文件，红线所对应的资产都在海里。也就是长期投资它做的都是在别人的地方。这个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我们在全力配合。所以像这种事情，如果跟华人华侨企业配合，这种事情就会少一些。

　　第四就是刚才谈的很多问题就是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国家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的中小企业其实很多的，韩国也是这样。它大量的对外投资，是通过一个“生社”的模式在外面投资的。我们国家的大型企业有商务部的职称机构，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支持它。

　　但是小型企业就遇到这样的障碍，两国之间的信息高度地不对称，我们还拿一个大型企业来举例。我们国家有一个企业，这一家公司它的发电利润是全国其他五大发电企业的总和。它到一个国家投标，竟然没有走到最后，它感到非常奇怪。我们找到它的国电中国总裁，我们帮他找到了总统和秘书长。

　　那边也非常诚恳地说我们愿意和中国很好地合作，但是我们的委屈你们要知道，在我们跟这个企业合作前，我们发放了一千万千瓦的电量牌照，到现在没有一个动的，我怎么会相信这些?另外你们这家企业说很大，那边也说很大。我们缺一个政府平台，让两边的信息在这个平台上放上去。企业出资，政府开平台，两边都在交换信息，这样效率大幅度提升。

　　另外一个就是目前我们海丝之路在做发展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提过这个问题，要加强综合服务功能。它包括我们国家对海丝之路工程技术要不要有一个支撑中心?因为工程技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是走在很前面的，互联网技术，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没有那么强大的互联网支撑手段。

　　目前互联网从应用到技术最强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这个技术我们要不要配合?另外有很多海丝国家和它的党派之间、家族企业之间，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在东盟国家，这必须知道你才能敢真正把投资合作做下去。

　　第六一定要坚持互利共赢，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比如有一个重要的港口在海丝国家，一共有三个牌照，一个给了新加坡，一个是本国，另外一个给了印度，但是那个港口对我们至关重要。

　　可是没有任何人能说服，为什么要这个港口给中国。中国告诉它我们对港口不是最需要的，我们最有能力是在这里建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区，因为我们有很强的经济开发区的经验，我们能落地重工业和研究能力。但是我要做这个开发区，是不是符合你的经济发展所需求的?政府说当然是，但是我们需要基础设施，港口就这么争取下来的，原来是给印度的。

　　最后还有三个，一个是平衡各国资源，东盟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尤其是日本有长期发展的时间。他们能提供两个东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我们在东盟国家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竞争关系，我们有几个大型投资关系都遇到非常激烈的竞争。其实我们的体会完全是可以融合，日本资金便宜，美国技术先进，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比方在东盟国家有一个牌照，当时最后一个牌照我们拿不到，我们联合了中国，联合了日本，联合了美国，我们联合了泰国，四家联合拿，结果政府非常高兴。还有两个小的问题，一个是超前考虑，做任何投资一定要考虑当你建成后，你给别人造成的经济、交通的压力等等都要考虑。另外我们自己建的供给线，我们自己建能源线。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秘书长，清华大学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赵可金出席并演讲。他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战略转型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及全球共同发展的一场重要的实验。坚持全球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有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版，是开创了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境界，所以可以展望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境界。

　　我的主要观点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战略转型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及全球共同发展的一场重要的实验。为什么要进行“一带一路”这种倡议或者实验呢?没有它行不行呢?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特别是国际上的朋友。就是如果不搞“一带一路”可不可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一带一路”尽管非常重要，但相比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正在从事的转型来讲，中国的战略转型更加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中国的战略转型?为什么用“一带一路”去实现或者推动这种转型呢?我围绕三个问题向各位做一个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转型?主要是有三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中国自身在转型，第二是世界在转型，第三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转型。如果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转型来讲，中国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型。这种转型事实上来讲堪比三十年前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只不过这次的转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民族复兴为中心转型。它的核心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和全球性的强国。正是因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推动这种转型。

　　第二从世界的发展来看，世界也在进行转型。世界正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向反思全球化来转型。当然反思全球化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有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甚至还有深度全球化。发达国家在反思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在反思全球化。其实它的核心是推动我们全球化从片面发展向共同发展转型。过去我们仅仅是强调资本的全球化，以及资本所驱动起来的技术、人员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全球化。现在我们开始强调包容性发展，所以整个世界正在进行区域全球化和深度全球化的双重转型。我们不必要过度强调去全球化，同时它还有深度全球化。

　　第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转型，中国正在从世界之外向世界之内进行转变。中国正在从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向驾驭全球化转型。核心是中国要应对和解决自身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十年前、二十年前中国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外部，今后的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将主要来自于内部。那就是说中国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挑战。既然如此，我们要向何处转型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在清华大学讲了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一个国家要想发展，也必须让其他国家发展。一个国家要想安全，也必须让其他国家安全。一个国家要让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其他国家过得好。这就是他的全球共同发展的思想。

　　这种转型实际上是从三十年代我们所启动的改革开放，到今天的新改革开放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方向重点将从过去我们强调改体制、开国门向割制度走出去转变。中国要创造不仅适合于中国，更要适合于世界的新的制度形势，而不仅仅是改革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修修补补我们自己的制度，这个制度只要在中国用就行了。现在有些制度在中国用行，而在国外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创作那些在国内国外都适用的制度。同时我们要“走出去”跟全世界共同发展。所以我概括为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富裕。

　　一带一路正是这三个理念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核心是建立世界所能共同接受的制度和规则。所以它有全球范围内的治理体系的改变，也有区域内的共同发展。所以G20和一带一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要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认识我们现在所正在进行的伟大实验。

　　第三它的理论内涵是什么?我们在大学里不会关注更多的细节。其实我认为“一带一路”和G20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其道理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的飞跃和提升。如果回顾到六十年前，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改变社会的阶级性质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话。

　　三十年前邓小平先生所推动的是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特别是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寻求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动力。今天习近平同志正在做的是什么呢?他是要通过改变全球治理体系来发展社会主义，他要通过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为中国的发展和全球的共同发展提供一种制度的动力。所以从毛泽东的阶级动力到邓小平的国际动力，再到今天习近平的治理动力或者制度动力，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改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坚持全球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有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版，是开创了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境界。所以我们也可能展望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境界。所以“一带一路”它通向何方?会通向中国与全球共同发展的未来。尽管现在大家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国际上有各种误解，但是中国在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我相信“一带一路”一定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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