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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从特朗普的胜利可以看出世界的政治态势正在发生变化。从欧洲到美洲大陆,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的政治态度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反映到选举上,就是许多美国人高举民粹旗帜,喊出反全球化口号,排斥异己的国家利己主义政治主张得到很多人支持。这股风潮与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西方传统社会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靠高福利、反思二战、经济全球化支撑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走向用选票向“精英”和特权阶层说不的阶段。希拉里的败选也印证了这一点。
2004年,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与小布什竞选美国总统,那时克里的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提出了“两个美国”的说法。他认为,美国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里:一个是已经实现了美国梦的人的美国,另一个是仍需勤劳工作来维持生计的人的美国。“两个美国”实质就是一个富人的美国和一个穷人的美国,其背后是一个不平等的美国。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是富人的美国的代言人,然而特朗普却是穷人的美国唯一可以选择的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的代言人,他是华盛顿“精英”和特权圈子的“局外人”。可以说,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实际上是“两个美国”的对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同的特征。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其所著的《逃离不平等》一书中分析道: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保持稳定,但80年代后增速降低。21世纪最初10年,增速降至0.7%,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1.2%和-3.6%,而后2011年就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同期,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70年代的0.406扩大到21世纪初的0.486。在经济增长趋缓而收入差距又扩大的情况下,被剥夺感和不平等感成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体化政治态度背后的推手。“两个美国”始终存在,在经济发展情况好的时候,大部分人能从增量增长中获益,其矛盾并不明显;但当经济增长停滞而分配机制又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变革的想法会首先从青年人和底层民众中出现。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蓝领工人,他们集中在本次选举的摇摆州即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区;而希拉里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富裕区和全球化受益人群,这正是当前“两个美国”在地域和阶层分布上的生动写照。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至今犹在。8年时间过去,回头看,其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直接的反映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第一轮冲击大约发生在2008年到2012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标志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希腊抗议通货紧缩罢工、游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发生了暴力激进行动,如“阿拉伯之春”;第二轮冲击随之在2012年中到2015年爆发,起点是英国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的骚乱,随后乌克兰“广场革命”爆发、叙利亚内战开始等,表明经济危机的冲击效应进一步扩大,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进一步扩展;第三轮冲击自2015年年底爆发,直接标志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赢得社会大量支持,而且一些激进政治思想和行为的参与者通过既有的社会体系进入到了政权内部。
随着经济危机加深,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入紧缩财政阶段,社会福利开支随之大幅减少且就业不振。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必然会对青年人和底层民众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这些人的诉求得不到解决,他们对感受到的社会不平等必然会有改变的愿望。希拉里竞选的失败,既输在社会发展大气候,也输在个人长期浸染于特权圈子,更关键的是提不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案。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以来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正确传统正在发生转变。
来源: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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