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完成行业的自我革命

郑瑟

　　3月30日，2017(第12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年会暨资产管理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发表了主题演讲《公募基金业的困局与出路 》。洪磊认为，公募基金业是信托关系落实最充分的资产管理行业;当前公募基金出现结构性失衡，遭遇发展困境;公募的唯一出路在于供给侧改革。

　　洪磊认为，公募基金业是信托关系落实最充分的资产管理行业。在整个大资管行业中，公募基金是最具代表性的资产管理业务形态，按份募集、组合投资，管理人按照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履行谨慎勤勉职责，基金持有人按份承担风险、获取收益。与其他资产管理业态相比，公募基金最大的优势是《基金法》赋予了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地位，信托法律关系落实到产品运作各个层面，包括风险自担的产品设计和销售规范、强制托管制度、每日估值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公平交易制度以及严格的监管执法，是投资者权益保护最为充分的大众理财行业。

　　截至2016年底，公募基金资产规模达9.16万亿元，产品数量达3867只，是我国A股市场持股比例最高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个人有效账户数达到2亿户，85%的基金账户资产规模在5万元以下。自开放式基金成立以来至2016年末，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为16.52%，超出同期上证综指平均涨幅8.77个百分点;债券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为8.05%，超出现行3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5.3个百分点;公募基金已经成为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为上亿消费者创造了巨大收益和金融便利。公募基金在助力养老金保值增值方面也做出重大贡献。截至2015年底，全国社保基金资产规模约1.91万亿元，成立14年来年化收益率达到8.8%，超过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6.4个百分点，资产增值效果显著。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全国社保基金最主要的委托投资资产管理人，在18家管理人中占16席，管理了超过40%的全国社保基金资产，在机构投资者中树立了良好声誉。

　　一是投资工具属性弱化，资本市场买方功能受到削弱。2012年以来，银、证、保等各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但是，运作最为规范、真正做到“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公募基金规模仅有9.16万亿元，占比不足10%。以精选标的为目标的股票型基金份额规模自2013年以来持续下降，与2012年末相比减少52.6%(2015年提高股票型基金持仓下限也是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混合型基金大量兴起，精选个股、长期投资让位于趋势择时，对投资标的内在价值的关注让位于短期波动收益，投资工具属性弱化。2008年以来，公募基金持有A股总市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由历史最高的7.9%下降到历史最低的3.4%。公募基金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功能严重弱化，无论是作为大众理财的专业化工具，还是作为资本市场的买方代表，公募基金的主体地位远未体现。

　　二是资金流入流出波动大，缺少长期投资生态链条。从资金来源看，公募基金以散户化投资为主，真正的长期机构资金占比很小，养老金、保险资金等有长期配置需求的资金主要通过专户管理，对公募基金无法起到支持作用。产业链发育不足，过多依赖外部销售渠道，代销关系削弱了公募基金募集职责，销售利益最大化加剧频繁申赎，公募基金认申赎总量与资产余额之比达到320%，其中，货币型基金认申赎总量与资产余额之比高达550%;从持有期限看，多数基金投资者并没有把基金作为长期配置工具，平均持有期短，少于一年的占44%，少于三年的占67%。

　　三是公司治理偏离信托要求，投资人利益无法在治理层面得到充分保证。与上市公司类似，公募基金同样面临国有股话语权独大，股权治理僵化，董事会功能受限、受托责任履行不充分等问题，股东利益尤其是大股东利益主导管理人行为和管理绩效评价。从基金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导致公募基金过于追求短期规模和业绩增长，投资人利益无法在治理层面得到充分保证;从基金公司与员工的关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导致对人才专业价值重视不足，缺少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核心人才队伍不稳定，多年来人才流失严重，2015年基金经理离职率达24.4%，创历史新高(2016年有所降低，为12.5%)。

　　四是投资运作短期化，缺少长期核心价值。当前，短期功利主义是制约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结构化产品、定增基金、定制基金等短期资金驱动型产品层出不穷，短期化行为突出。公募基金如果不能投资于未来，那么自身也就没有未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即ESG原则是公募基金投资于未来的重要标准，全球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建立并遵循比较规范的ESG投资基准，有力推动了公募基金的发展，我国还停留在少数探索性实践阶段，缺少系统的、与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转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资与评价体系。

　　五是大资管法律基础不统一，冲击信托文化根基。从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看，各类资产管理业务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也有《商业银行法》、《信托法》、《保险法》，导致在监管层面，既有信托关系主导的突出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的监管规则，也有民商关系主导的遵从平等合同主体地位的监管规则，受托财产法律属性不清晰，相关主体受托责任不明确，出现大量信贷业务与投资业务混同、违背委托人根本利益的现象，“刚性兑付”、“资金池”、“通道”、高杠杆结构化产品等违背资产管理本质的业务屡禁不止，助长了投机文化，冲击大众理财本质和信托文化根基。分业式监管叠加以机构为主的监管，导致大资管行业监管标准各异，监管标准与业务性质发生错配，风险无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监管，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十分突出。

　　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资产管理业需要一场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完成行业的自我革命，真正承担起提供普惠金融和推动产业创新的责任。

　　一是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统一行业法律基础和监管规则。应当推动《证券法》和《基金法》成为规范资本市场各类活动的根本大法，摆脱部门法束缚，强化功能监管，统一同类业务行为规则。资产管理业应当全面遵循《基金法》作为信托关系专门法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和规范，根据公开募集和非公开募集两类产品的特征制定针对性监管标准，统一公私募产品运作规范。公募类产品必须满足面向非特定对象募集的特定要求，保证产品结构简单，低杠杆或无杠杆，保证高流动性和申赎自由;私募类产品必须满足合格投资者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充分信息披露。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均必须杜绝资金池业务，杜绝“保底保收益”，严守不“刚性兑付”的底线，回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受托理财本质。

　　二是完善股权治理和激励约束，建设行业信用文化。应积极推进基金管理公司健全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管理层信托责任和行业信用管理，推动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构成多元化，鼓励专业人士、成熟私募机构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在私募基金领域，已经初步形成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合同指引、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投资顾问到资金托管和中介服务的完整自律规则体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依托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要求，积极打造私募行业机构、人员诚信数据库，为从业人员建立完整的从业信用记录，使私募基金管理人成为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合格后备军。公募基金管理人要优化激励约束机制，培养投资管理人的风险控制意识，以及对公司和客户利益的忠诚;坚持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产品的业绩表现和风险控制相结合，打造股东、员工、持有人利益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平台;创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发展环境。

　　三是系统推进ESG责任投资，发挥公募基金长期价值。在基础资产端，应建立上市公司ESG评价指标体系，出台上市公司ESG相关信息披露指引，基于ESG信息披露开展对上市公司践行ESG有效性的评价，最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价值观统一、真正创造长期收益的上市公司ESG指数。在投资工具端，应建立公募基金ESG投资评价体系，改变短期规模业绩导向，鼓励公募基金真正发挥买方优势和专业化价值，根据被投企业公司治理、社会与环境义务的改善和长期价值创造进行投资决策，提升长期回报能力。在资产配置端，应推动有税收递延优惠支持的三支柱养老金建设，将短期理财资金转化为以长期投资为目标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或公募型FOF产品，遵循ESG原则进行长期资产配置，从资金端约束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行为，形成投资人、资产管理机构、企业经营者利益一致、行动一致的良性发展机制。由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与信息披露、基金ESG指数以及长期资金ESG配置基准构成的ESG发展原则有利于全面改善中国资本市场基础资产质量，激发经济增长的技术新动能，推动上市公司和公募基金履行社会公民责任，为全社会贡献长期价值增长。

　　四是发展不动产证券化和公募REITs，丰富长期投资工具。在绿色发展和经济提质增效过程中，将产生大量具有持续稳定现金流的优质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对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进行资产证券化并上市交易，通过公募REITs完成标的挑选和组合持有，可以极大地拓展传统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动产证券化 公募REITs可以实现公共不动产的社会化投资和长期持有，让长期资金与长期资产通过股权而非债权的方式有效对接，缩短融资链条，切实降低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公募REITs可以充分发挥公募基金运作规范、监管透明的制度优势，在传统股票和债券之外，为公众投资于优质不动产、获取长期稳健收益提供专业化工具，为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理想渠道。

　　五是建设资产管理三层架构，优化行业生态。资产管理市场应当形成三层有机架构。从基础资产到组合投资交给普通公私募基金以及公募REITs等专业化投资工具，由公私募基金从投资人利益出发，充分发挥买方对卖方的约束作用，关注科技动向、产业发展趋势、公司战略、企业家精神，跟踪经营成效，发现具有低成本、技术领先和细分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者寻找有长期稳健现金流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建立特定投资组合，打造适合不同市场周期的投资工具，形成“春、夏、秋、冬”完整产品链;从组合投资工具到大类资产配置，交给FOF和目标日期基金(TDFs)等配置型投资工具，全面开发满足养老、教育、理财等跨周期需求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有机生态中，通过投资工具的分散投资可以化解非系统性风险，通过公募FOF的大类资产配置可以化解系统性风险。为此，应当推动理财销售机构转型为真正的募集机构，承担起销售适当性职责，推动理财资金通过公募FOF产品转化为长期资产配置需求，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专业机构和个人从事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应当推动各类养老金专注于长周期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通过公募基金、公募REITs等专业化工具配置到基础资产端。

　　六是推动完善资本市场税收制度建设。税收制度是影响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加快研究有助于资本市场投融资效率和促进长期资本形成的税收体制，建立公平、中性税负机制，提供合理的税收激励，推动更多长期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推动税收递延优惠支持的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拓展实体经济所需长期投资的资金来源;推动《基金法》税收中性原则落地，避免基金产品带税运营，推动REITs等长期投资工具更好地对接长期资产，服务实体经济转型。

　　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不断释放、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前期货币政策稳健偏松、年中企业回补库存、世界经济有所复苏等多重因素主导下，2017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延续了2016年四季度企稳回升的态势，呈稳定增长势头，预计一季度GDP将增长6.8%左右。

　　但综合相关指标看，当前经济企稳主要是企业增加库存的结果，一旦库存在今年上半年调整结束，经济将进入趋缓阶段。因此，经济稳定特别是工业企稳回升是阶段性、而不是趋势性的。

　　此外，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美国政策走向变数较大;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化解，汽车、商品房两大消费热点有所减速。因此我国经济或从二季度起呈稳中趋缓态势。

　　面对新形势，应继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化解局部领域金融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工业生产阶段性回升。今年1-2月份，规上工业增长6.3%，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大幅高于整体工业增速，新动能对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继续提升。符合消费升级发展方向的智能手机、智能电视、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SUV等生产均保持了较高增速。

　　一季度，工业生产将呈现阶段性企稳。一是自2016年7月以来，我国企业进入周期性的库存回补阶段，根据我国库存存在“两年减库存、一年加库存”的周期性特点，预计上半年年存货会继续出现回升趋势。二是外贸需求略有改善，1-2月份，出口交货值增长8.8%。三是一些高频数据显示工业好转，如1-2月份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9%，而去年同期为负增长。四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

　　但是，工业生产下行压力仍然很大，产能过剩与需求乏力的矛盾依旧突出，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侵蚀中下游工业企业利润，车购税优惠力度减弱将会导致汽车生产明显放慢。初步预计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6.2%左右，第二产业拉动GDP增长2.36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长小幅回落。2016年，服务业增长7.8%，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2%，比上年提升5.3个百分点。特别是四季度，大宗商品需求回暖和网购快递带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加快，财政扩张、互联网+、“双创”等因素推动其他服务业增长。从今年年初以来的情况看，受大宗商品物流需求回暖等因素影响，交通运输业有望继续加快，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继续快速发展。

　　但是，房地产市场在调控政策收紧后有所降温，春节前后央行普遍上调了各期限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稳健中性，金融领域开始去杠杆，债市受到抑制，金融业增速会放缓。总体来看，一季度服务业生产将增长7.5%左右，拉动GDP增长4.25个百分点。考虑到一季度农业增长2.8%左右，拉动GDP增长0.15百分点，三次产业合计，一季度经济增长6.8%左右。

　　投资增速有所下降。2017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8.9%，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0.8个百分点，但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去年一季度投资品价格下降2.7%，而今年一季度投资品价格会较大幅度上升，实际投资量同比降幅会更大。

　　受益于重大项目建设力度的推进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的165个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以及PPP项目的加快实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包括电力投资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3%，同比加快5.7个百分点。

　　其中，民间企业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同比提高11.5个百分点。由于房地产销售继续稳定增长，特别是三、四线城市销售增速明显加快，上年度企业拿地已陆续进入开发建设阶段，新开工项目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好于预期，1-2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8.9%，比去年同期加快5.9个百分点。

　　展望一季度，以城镇建设、专项建设基金重点支持的基建投资仍将支撑投资较快增长，但是制造业投资意愿较低、继续推进去产能工作、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收紧等因素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将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将放缓至8.8%左右。

　　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大。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5%，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回落主要受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影响，消费者为赶上优惠政策的末班车选择提前购车，导致今年1-2月份汽车销售出现多年来首次负增长，拉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0.7个百分点。展望一季度，消费增长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汽车消费会继续降温，居民增收难度加大，预计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9.7%左右。

　　外贸需求有所改善，贸易顺差减少。去年，外贸出口、进口呈现出逐季改善的态势。今年1-2月份，外贸出口、进口双双由负转正，按人民币计算分别增长11%和34.2%，贸易增速回升主要是受基数效应、价格和汇率因素的影响。展望一季度，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有望小幅改善，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经济体进口能力增强，我国外贸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对外贸易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但近期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不锈钢板带材等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率和反补贴税率。此外，主要考虑到上年同期基数极低，以及贸易价格指数特别是进口价格的大幅回升，预计一季度外贸出口将增长10%左右，进口将增长27.5%左右，贸易顺差为5050亿人民币，同比下降37%。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一方面，人工等成本上升推动服务价格持续较快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提升等带来部分成本推动压力。另一方面，社会总供求关系基本平衡，PPI没有传导到CPI，工业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暖冬使得鲜菜价格涨幅低于往年。1-2月份，CPI上涨1.7%，其中二月份上涨0.8%，预计一季度CPI同比上涨1.5%左右。工业品价格一季度达到高点。1-2月份，PPI同比上涨7.3%，其中二月份达到7.8%，成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

　　工业品价格出现“双八成”现象，一是一季度PPI翘尾因素高达6.1%，约占PPI涨幅的八成左右;二是煤炭、钢铁、有色和石化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约占PPI涨幅的八成左右。随着我国去产能过程中更多采取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原材料短期供需扭曲关系将逐步缓解，国际原油价格也因美国大量开采页岩油气稳中趋跌，我国翘尾因素逐季缩小，预计一季度PPI将上涨7.4%左右，2月份的7.8%将是全年最高点，并呈现出逐月走低的特征，全年预计在5%左右。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看，我国经济总体上仍延续2016年下半年以来“供给侧企稳，需求侧乏力”的特点，说明当前的经济企稳主要是企业增加库存的结果，一旦库存在今年上半年调整结束，经济将进入趋缓阶段。因此，经济稳定特别是工业企稳回升是阶段性、而不是趋势性的。

　　从物价看，我国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工业品价格在今年2月份触顶后将有所回落，即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也没有出现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说明供求关系基本平衡。而从表面上看总需求减慢了，实际上这样的总需求水平是合理的，是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需求结构变动的结果。

　　从就业看，1-2月份，城镇新增就业188万人，同比增加16万人，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维持在5%左右，说明我国就业基本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在目前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投资回报率水平下，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接近潜在增长水平。如果我国经济发展存在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和外部性的问题。

　　当前，不良资产、信用债违约、政府债务、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泡沫、资本外流等风险正在不断积累，风险点也较多。从各个风险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看，需要关注汇率和信用债市的联动。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外汇冲击风险，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核心和触发因素，一旦美联储超预期推动美元加息进程，年内人民币汇率将大概率承压，加大资本外流压力，导致国内资金偏紧、市场利率上行，进而冲击债券市场，造成信用债违约现象增多。我国信用债券市场杠杆水平较高，抗风险能力明显不足，如果处置不当，甚至会触发其他风险点暴露。

　　同时，债券市场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2016年新增融资规模达3万亿左右，占直接融资的70%以上。一旦债市融资功能受阻，债券发行企业将被迫转向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将抬升融资成本，加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债务负担。到今年2月份，企业债发行已经连续三个月净减少约3660亿元。

　　民间投资滑落一方面是民间资本应对经济转型、市场需求偏弱、产能尚未出清的正常反应，是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但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层问题。一是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在清除了部分产能的同时，也限制了企业的产量，从而在短时间内推高了价格。一年来，煤炭、钢铁、有色等工业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增加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二是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明显降低，民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再次成为突出问题。三是经营环境仍有待改善，产权保护、法制建设等制度建设仍显滞后，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进展缓慢，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业创新的措施力度不大。

　　近两年来，受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调、交易环节税收减免、限购限贷放宽等政策刺激，我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明显活跃、量价齐涨，出现堪比2005年、2009年的火爆行情。但是，副作用也伴随而来，多个重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资产泡沫风险明显加大，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群众的切身利益。2016年国庆节前后，重点城市纷纷出台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房地产相关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大，在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房地产税立法推后的情况下，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效果预期难以稳定。

　　2016年11月，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15%，简化并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加大基础设施支出;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德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否决了TPP，准备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并扬言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45%关税;放松金融监管，开放油气、页岩油等市场，退出巴黎协定等。

　　美国的经济政策一旦实施，将推高美国的物价和经济增长，促使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这将引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从而出现全球性金融动荡;引发新一轮全球税收竞争和税制改革，迫使各国依靠房地产税来调节贫富差距，依赖增值税、环境税、资源税等增加财政收入;引发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如何变化，对我国的贸易、金融、财税、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带来挑战，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我国在制定2017年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因素。

　　建议注重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加快推进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落地，释放制度创新红利和激发市场活力。坚持问题导向，促进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化解关键领域金融风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

　　短期内，央行汇率调控应保持定力，维持人民币汇率兑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中期看，要加快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做好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顺利转型。适度加强外汇流出管理。加大对大额非主业投资和一些不规范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力度，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逃汇骗购汇等违法犯罪活动。

　　重点化解债券市场风险。妥善处理企业债券违约事件，保护债市的正常融资功能。监控债券市场清偿风险，防止集中违约，重点关注产能过剩行业信用风险和短期债务偿还风险。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健全法治化、市场化的违约处置机制。持续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加强稽查执法力度，净化资产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

　　一是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取消不合理的涉企收费项目，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切实做到增速、户数、申贷获得率等“三个不低于”。二是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和再融资，积极推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规范发展，积极稳妥发展“新三板”市场和区域性股权市场。研究出台幸福产业系列专项债券、PPP专项债券等创新品种。三是鼓励发展支持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基金，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加大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四是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机构，提高担保服务能力，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一是完善地方政府住宅土地供应制度，因地制宜调整优化住宅用地规模，加强住宅土地供应信息公开力度，强化对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年度执行情况的考核监督。

　　二是完善房地产相关财税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覆盖住房交易、保有等环节的房地产税制。

　　三是完善住宅金融制度，加大中低收入人群购房融资支持，研究成立住宅金融银行。

　　四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五是优化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制度，适当增加中小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根据上海证券报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