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的说法完全是指鹿为马

郑瑟

　　2005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格拉姆•拉詹，曾发出金融市场积聚巨量风险或将崩盘的警告。之后，他于2013-2016年担任印度央行行长，将“深陷泥潭”的印度经济带回正轨。2017年，1月14日，拉詹在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上海金融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展望——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将如何影响新兴市场”主旨演讲，并在论坛间隙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针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言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拉詹直言，特朗普声称“是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的说法完全是指鹿为马，真正抢走美国人工作的不是中国，而是高科技。他还判断，民粹主义兴起将会造成四个政策后果：一是决策层更多考虑民众的意见，二是政府放松监管可能会出现问题，三是关税提高最终会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四是发达国家可能违背国际协定，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一定冲击。总的来说，民粹主义所引发的政策将更突出短期的增长，而淡化长期的发展。

　　在拉詹看来，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力量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前就已集聚，其源于对就业前景和收入停滞的担忧，并呈现出反精英和在社会中倾向于保守和排他的特点。

　　特朗普在竞选时是旗帜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声称中国“抢走”了许多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此，拉詹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移民等政策都是民粹主义的后果，以贸易为例，特朗普发表了太多有关美国民众因为贸易而失业的言论，过度强调贸易战其实存在指鹿为马的嫌疑，抢走美国人工作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高科技。

　　“很显然，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一些工业化国家工作机会不断流失，最显眼的流失往往就是国际贸易带来的。例如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你可以指出一个工厂在美国关门却在别的地方开业了，那个地方往往是中国。但如果你问经济学家，他们就会告诉你，大部分工作机会的流失是因为技术的推行，而不是贸易。”拉詹强调。

　　过去5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对GDP的占比长期都是保持在12%的水平，因此并不是美国在制造业方面不再具备竞争力，只是美国改变了从前的做法，他们不再生产钢铁煤炭，而是实现了价值链升级，转为生产更高科技的产品。

　　拉詹曾在他的著作Fault lines(《断层线》)中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均衡”。而特朗普成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抓住了美国最底层人的夙愿。

　　“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到了很多政策，但他上台后究竟会不会全部落实他在竞选中喊出的口号，我们对此还是抱有怀疑的，他很有可能会表里不一。不过尽管如此，对于特朗普的一些主张我们还是应该警醒。”拉詹指出。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改革调整和刺激，美国已接近充分就业，那些没能就业的人并不具备必要的技能。因此，拉詹认为，不确定特朗普提出的大兴基建等刺激措施能否提高就业。“未来的增长点在于加强对低技能人员的再培训，特朗普上台对于就业最应该做的是努力提高人们的职业技能，而不是过度强调贸易战。”

　　拉詹还预计，很难让那些流失出去的制造业重返美国，但美国会限制贸易和提高关税。这些政策的调整其实对服务业的出口也会带来冲击，所以，特朗普竞选期间的一些承诺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短期问题，但会带来更多长期的问题。贸易关税提升会影响消费，消费者不得不接受更高的价格，这对于美国的消费者也是一个伤害。比如，沃尔玛在全球进行采购，很多商品都是来自中国，更加严格的关税制度就会伤害消费者利益。特朗普政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一个平衡的态度。

　　民粹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政策会造成哪些后果?拉詹判断，美国已接近充分就业，但劳动力市场未参与者并不具备必要的技能，加之财政赤字上升，通货会再膨胀，为此，首要任务是稳定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而在美联储的收紧政策影响下，美元相对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升值，降低后者的货币宽松压力，贸易、移民和跨国投资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为此，短期来看，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通胀和美元将呈现积极态势。中期则会存在巨大变数，尤其体现在新兴市场中。

　　“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后，新兴市场试图拉动内需来补偿外部需求的下跌，在资本流入的辅助下，各国出现了信贷繁荣。2013年，美联储暗示将削减量化宽松规模，同时巴西、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这引发了‘削减恐慌’，新兴市场资产遭受重创，商品价格崩盘，并累积了超额债务。之后，新兴市场一致实施整顿，聚焦可持续的国内和地区需求。而如今，民粹主义或将对新兴市场带来负面冲击，发达市场可能出台的反国际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政策将影响和约束投资和出口的前景;另外，美国进入了加息周期，将导致新兴市场资本流出。资本流将会继续波动，中国也面临着上述问题。我认为，新兴市场必须更多着眼于需求，而不是过度依赖工业化国家的需求。”拉詹说。

　　他支持美联储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渐进加息，并对美联储当前的沟通工作表示满意。“美联储如今在政策声明中，总是会提到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状况，包括中国经济，信号更加明确，”他表示，随着2017年正常化进程推进，希望日本和欧洲央行也能效仿美联储的沟通做法。

　　此外，正是由于美联储加息，外加特朗普对于财政刺激的政策主张，全球通胀预期持续抬升，这也导致此前债市出现了恐慌性抛售。对此，拉詹认为通胀的确存在上行风险，但仍需要关注其后续的政策落实。

　　2017年，政治局势疑云将笼罩欧洲，英国将在今年3月底前启动“脱欧”程序，而之后，荷兰、德国和法国将迎来大选。

　　“首先，欧洲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边缘国家如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存在严重的银行业债务问题，即便是德意志银行也并非很健康。整个欧元区未来处于一个大选的集中期，人们对德、法的选举结果存在担忧。另外，像土耳其等新兴市场有比较大的波动性，土耳其的波动性也会影响整个欧盟和欧洲的资产负债表。还有一个可能触发欧洲银行业问题的事件是欧央行削减量化宽松规模，特别是德国，随着通胀的上升，央行可能会削减量化宽松，同时也开始加息。不过，德国的政策不可能对欧洲所有国家都适用。”拉詹评论称。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很多转变，包括经济增长以投资为主导向消费为主导，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以及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当然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怎么能够更好地来推动这些变革，更好地管理这些变革，我认为这些变革对政府来说形成了一些压力，但如果现在不推动改革增长率就会下滑，金融市场也会更加不稳定。”拉詹如此评价中国经济一系列的改革。

　　他认为，改革是必由之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了解如何推进稳定务实的改革，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不少，从长远来看，要想实现转变政府的干预应该退出和减少。

　　拉詹指出，中国要摆脱以债务为动力的经济增长，其中包括债务问题，医疗问题和养老金问题，这么大的债务谁来承担成本，这是工业化国家必须考虑的。另外还有在技术、移民和老龄化方面问题的担忧亟待解决。

　　不过，拉詹对于前景表示乐观，“技术和全球一体化毫无疑问在过去二三十年提供了很多好的解决方案，中国在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妥善管理这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看到随着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空气污染比较严重，未来还要依赖更多的技术变革来解决环境和资源等其他方面的压力和问题。此外，还要不断保持市场的开放来推动创新，这样的话中国毫无疑问能够继续保持增长。”

　　眼下，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也是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人民币在2016年对美元贬值近6%，而美元走强的趋势似乎在2017年仍在持续。

　　对此，拉詹认为人民币不会持续单边走贬，但他也建议，为了应对持续的资本外流，中国可以做两手准备。首先，他认为中国要强化国内信心，因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第二，中国刻意暂时增加对投机性、非法资金出境的门槛或障碍(friction)。

　　“第一步则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不强化信心，资金外流无法避免;但第一步并不充分，因为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会担心其他投机者的资金外流，也开始提前换汇，因此要‘两手抓’，”拉詹认为，第二步其实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当资本外流压力减小时，也可以减轻类似的管控。

　　他强调，尽管人民币一段时间来持续贬值，但这是基于市场供求的浮动。此外，“中国当局近期的做法都是在支撑汇率，这并不符合特朗普所称的‘汇率操纵国’名号。”

　　《陆家嘴》：您在多个场合都曾强调美联储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时应该考虑其政策对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但如今你又支持美联储加息，否则长期的低利率可能扭曲市场定价。对于这两种似乎矛盾的态度您如何解释呢?另外您认为新兴市场有多大能力抵御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

　　拉詹：首先，我认为最初要修复金融体系的话推行“量化宽松”(QE)政策是有必要的，但后来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行业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对此类政策已经没有太多回应，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效果非常有限，反倒会有故意间接贬值本国货币之嫌。第二，QE 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导致流动性大量流入新兴市场，推高这些国家的汇率，同时也导致这些国家债务高企。

　　所以我担心的是，QE 不仅加剧了发达国家也加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脆弱性，对定价机制有强烈的扭曲作用。一旦 QE政策遭到逆转，会让市场产生剧烈波动。正是因为发达国家造成了这些潜在问题，所以我才强调他们有义务保证不要突然退出类似政策，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风险。

　　但是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意味着市场的风险正在堆积，因此未来总有一天必须得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我认为，退出刺激政策永远没有最好的时机，如果条件具备，那么就应当启动退出程序。若因担心本国汇率上升而犹豫不决，则会给全球经济都带来风险。

　　《陆家嘴》：您现在对于美联储和市场的沟通工作如何评价?

　　拉詹：好消息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宣布其货币政策时数次提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环境，这表明他们开始承担起国际责任了，而且给市场释放的信号也更加明确。

　　美联储最近提出经济已经好转，准备开始进入加息周期，我认为这是非常合适的，这也给其他国家央行空间，让他们不至于采取越来越激进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同时我希望这能也给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空间让他们也开始准备推行恰当的政策。

　　《陆家嘴》：近期，尤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通胀预期不断提高，债券市场出现了恐慌性抛售，您是否认为通胀存在持续的上行风险?

　　拉詹：预测具体汇率水平很难，但美国率先进入正常化进程，毫无疑问美元会升值，至于多少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同时，美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近期数据显示美国薪资增长较高。这意味着对有招聘需求的工作种类来说找工作的人在减少，因此薪资上升。这是利好消息，意味着过去通缩风险正在消除。

　　但通胀是否够强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今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中，减税、扩大基建投资等财政刺激政策尚未明确，且是否能真正落实还有变数。

　　现在美国已经非常接近充分就业了，而现在政府已宣布的政策大都是更强的刺激措施，所以我觉得风险更倾向于通胀。

　　《陆家嘴》：人民币在 2016 年对美元连续贬值，并且 2017 年美元还有较强升值预期，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外汇管制措施，你对这些措施如何评价?

　　拉詹：一部分资本外流是由于中国企业偿还外债导致的。不过，去年大部分的资金外流是因为中国企业提前偿还外债，这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的确是明智的。我认为人民币不会持续贬值，但我建议，为了应对持续的资本外流，中国可以做两手准备。

　　首先，中国要强化国内市场的信心，如果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就没有必要担心人民币贬值;其次，中国可以增加对投机性、非法资金出境的障碍。

　　我认为第一步是根本性的，如果不强化信心，资金外流无法避免。但仅有第一步还不够，因为短期内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会担心其他投机者资金外流，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此外还应该对投资性资金外流设置门槛和障碍，而当资本外流压力减小时，则需要减轻类似的管控。

　　《陆家嘴》：2017 年，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达极限，继续推进将遭遇瓶颈。因此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全球将进入“财政政策时代”，对此您怎么认为?

　　拉詹：两次危机后最重要的工作都是重建金融系统，这一点美国走在最前，所以经济也恢复得最快，而欧洲经济现在也逐渐恢复，德国、西班牙领导，希腊、意大利则差一些。

　　但是对美国来说，是否还有空间或者有必要进行更多财政刺激是有争议的。因为就如我刚才所说美国已经很接近充分就业。现在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因为失业人群不具备这些岗位需要的技能，所以对他们进行相关培训才是正道。

　　相比单纯的财政刺激，美国更需要的是增加潜在增长，例如兴建基础设施，采取恰当监管政策等。

　　欧洲如今债务高企，也没有太多实施财政扩张政策的空间，更需要的是结构性调整，尤其是服务行业，应当放开各种不必要的限制。

　　《陆家嘴》：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抬头，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各界认为新兴国家抢走美国的工作岗位，“中美贸易战”似乎不无可能，对此您是什么观点?

　　拉詹：特朗普政府认为是贸易导致美国的失业，但实际并非如此。过去 50 年来，美国制造业对 GDP 的占比长期都是保持在12% 的水平，所以并不是美国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这是竞争力发生了转移，石油、煤炭产量减少，高科技产品产量增加。因为技术进步，生产率增加，所以需要的员工减少。

　　与全球贸易相比，我认为，更应该关注的是技术进步而造成的失业。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升，劳动力需求下降，科技对失业的影响只会不断加大。美国的确有就业岗位，但失业人群并不具备这些岗位要求的技能。因此不应该只是关注贸易，而应该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培训。

　　“贸易战”这种说法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陆家嘴》：西方民粹主义的抬头可能会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不利影响，您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有什么建议吗?

　　拉詹：我们仍然要静观特朗普的实际政策。不过同时我认为中国应该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参与，例如最近中国强调所有国家对气候变化都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强调贸易对自身以及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例如，美国一直强调其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和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但实际上美国却是世界最大的服务出口国。

　　我们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责任，中国作为全球几乎最大的经济体，也有责任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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