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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我国银行业通过银团贷款、产业基金、对外承包工程贷款、互惠贷款等多样化金融工具,合理引导信贷投放,支持项目涵盖公路、铁路、港口、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潘光伟表示。
据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2016年底,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过1100亿美元。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项目1200多个,签约金额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工商银行累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项目212个,承贷金额674亿美元;中国银行跟进“一带一路”大型项目460个,提供授信支持680亿美元。
除资金支持外,中资银行积极开展业务创新,为中外资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包括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结算、清算、汇兑等便利性支持,为跨境投资提供财务顾问、并购搭桥、股权融资等投行服务,帮助企业合理评估风险,提供套期保值、掉期等衍生工具有效对冲风险。
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表示,该行推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境外人民币融资、跨境人民币租赁、境外人民币债以及熊猫债承销发行等产品,建立横跨了亚、欧、美的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使在“一带一路”当中的资金融通能够比较畅通。
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离不开机构布局的完善。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包括18家子行、35家分行、9家代表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涉及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比较大。
据介绍,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储备项目有500多个,融资总需求达3500亿美元。工商银行的储备项目有400多个,3300多亿美元。
“我们储备项目的单体规模越来越大,从原来的几千万、几亿美元到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这些项目对当地经济乃至对整个区域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强。项目参与方和合作方越来越多,这对项目的执行能力和风险把控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们有信心做好。”张红力说。
潘光伟表示,“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资金需求量大,期限长,需要构建一个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国际性开发机构组成的多元的、开放式的金融服务体系,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不一样,在支持‘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发挥其各自优势,逐步建立功能互补、优势特色明显的开放性金融支持保障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市场化、互利多赢的金融保障支持。”他说。
潘光伟表示,在今后“一带一路”建设中,还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开展新型的国际投融资模式,吸引国际资本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继续加强同国际上的多边、双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联系,同时更好地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
针对如何平衡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限制资本外流的关系,潘光伟表示,最近出台的相关监管政策,目的是限制一些投机性的境外投资,比如说炒房地产或者风险较大的并购或海外投资,但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并没有限制,打开的窗户不会关上。
银行业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有发展机遇,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潘光伟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项目期限比较长,投资需求量大,部分项目经济效益不明显。而且各国政治、经济情况不太一致,有的企业履约还款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有一定信用风险。
他表示,近年来世界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不一致,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国际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动比较大,对银行业管控市场风险能力提出了挑战。此外,我国银行业“走出去”还面临如何遵守国际监管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特别是反洗钱、反恐等方面的监管规定。
国开行副行长丁向群表示,该行的贷款十分注重项目的自偿性,项目选择上一定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并且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的项目。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项目都产生了良好的现金流,还本付息正常。
“对少数主权类客户的贷款,对合作国的财政状况和主权信用等级等方面有严格要求,对授信额度以及贷款集中度等有着严格限制,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把住债务风险。”她说。
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孙平表示,该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别风险管理体系,对每一个国家都设计了债务上限,当贷款接近上限的时候,就会把握放款节奏,认真评估每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建立相互协调的机制,整合各种资源,我国银行业有非常好的内控、合规和风险管控的技术,这是我们应对风险的优势。”潘光伟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量巨大,非某一个国家所能独立负担。搞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合作,需要着力搭建利益共同体。中信银行近年来在跨境并购和项目融资领域都进行了充分的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动力减弱、增速放缓和全球治理乏力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中国的全球性角色地位凸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思想,为增进全球治理、同沿线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多个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货币直接交易、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等方面的合作也有了重要突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您怎么理解“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应当如何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资金?
易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愿望强烈,但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支持。促进资金融通可以给“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撑。
同时,“一带一路”旨在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资金融通也需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为“一带一路”搭建资金平台、促进资金融通,并不意味着单向的资金支持或单方面让利。尽管“一带一路”项目通常周期较长,但大多数项目具有商业回报。金融机构也是按照市场化的运作原则,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搭建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沿线国家资源,既有利于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我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同时还可以享受较好的商业回报,创造多赢局面。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设机构和提供服务的情况如何?
易纲:“一带一路”相关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会产生大量配套的金融服务需求。推动金融机构互设可以促进贸易畅通,有助于为对外投资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还有助于促进当地金融市场发展,有效动员当地储蓄,更好地实现资金融通和风险共担。
中国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降低和消除准入壁垒。截至2016年底,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5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1家一级机构,20个沿线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华设立了分支机构和代表处。通过推进金融机构互设,贸易和投资相关的金融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也有助于我国前期投资资金产生良好回报。
记者:市场很关注货币合作的情况,您可否介绍一下我国和沿线国家在本币互换和跨境结算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易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使用本币开展投融资可以充分调动当地储蓄资源,通过合理的回报形成示范效应,撬动更多当地储蓄和国际资本,也有助于降低换汇成本和汇率波动引发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在此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目前,中国先后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6个沿线国家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在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货币直接交易、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等方面的合作也有了重要突破。这些都有效降低了汇率风险,便利贸易和投资,提高清算效率,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与融合。未来,中国愿进一步与各国分享经验,探索扩大本币在投融资中的使用,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
记者: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如何有效地与多边开发机构开展合作?
易纲:多边开发机构成立时间较为悠久,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一方面与非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泛美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设立了规模总计70亿美元的联合融资基金,有效推动了中国企业在相关地区开展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于2016年1月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并于当年参与了EBRD管理的股权参与基金(EPF),有效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洲投资计划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战略顺利对接。
通过上述合作,我们成功借鉴了国际开发机构的成熟经验及做法,利用其了解当地经济情况的优势,不仅更好地为该地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使我国获得了较好的资金回报,成功打造了共同繁荣的共赢局面。
记者:习近平主席曾提出要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您认为应怎样发挥绿色金融在其中的作用?
易纲:“一带一路”不少沿线国家都面临着环境问题,通过将绿色金融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产业,不仅满足了当地经济的短期需求,还有利于解决当地环境问题、顾及了该地区长期发展的需要。中国绿色金融业务近年来已获得初步发展,2016年中国发行绿色债券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发行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也对发展绿色金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愿与沿线各国一道,不断进行业务创新,携手打造一条“绿色丝绸之路”。
记者:“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以此为契机,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还可以开展哪些工作?
易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因此,普惠金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过去20年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通过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推动科技创新等方式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国通过发展自助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渠道,使数字金融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这些成功经验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除了金融机构互设外,还可以通过推动金融服务对接、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的融通、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加强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有效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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