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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四年，在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称担任了元朝官员，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
1289年波斯国王阿鲁浑的元妃去世，阿鲁浑派出三位专使来元廷求婚。忽必烈选定阔阔真为元室公主，马可波罗趁机向忽必烈大汗请求参与护送任务，在完成使命后，他们可以并顺路归国。1292年春，马可波罗随三使者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起航出海到波斯成婚。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意大利。
回意大利后，马可·波罗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
但是，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在过去由巴德礼-波尼(G. Baldelli-Boni)与马尔斯登爵士(Sir William Marsden)等早期编译《马可‧波罗行纪》的学者们于19世纪初期提出。他们主张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因为在其行纪中并未述及长城、茶叶与缠足等中国事物。而德国中古史家于勒曼(Karl Dietrich üllmann)在1829年更主张马可‧波罗未曾越过今日俄国喀山(Kazan)以南的地区。这些质疑都为玉尔爵士(Sir Henry Yule)于1860年再度提出。而吴芳思(Frances Wood)1996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汉译版1997年由新华出版社发行)，则是这些质疑的现代版化身。
吴芳思的怀疑论调，很快就受到欧洲中古史家与蒙古学家异口同声的反对。其中又以杰克生(Peter Jackson)1998年刊登《伦敦亚非学院学报》上的《马可‧波罗及其<行纪>》(“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一文，以及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1997年在《中亚研究》发表的长篇书评《马可‧波罗去过中国》(“Marco Polo Went to China”)为代表。
杰克生将吴芳思反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理由归纳为三点：1)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并未交代缠足、饮茶与长城等任何外国人游历中国时会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2) 马可‧波罗的名字从未在任何中文文献中被提起;3) 马可‧波罗自言曾参加过围攻襄阳之役，而这明显是他个人的自吹自擂。为了反驳吴芳思的说法，杰克生认为我们必须要先对《马可‧波罗行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做比较公允的评价。因此他的文章主要处理以下几点问题：1) 《马可‧波罗行纪》是什么?2) 其撰写目的为何?3) 书中究竟说了什么?4) 该书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马可‧波罗的个人经历?
首先，杰克生分析了《马可‧波罗行纪》的作者与传抄者，比较了巴黎版、托斯卡纳版、多明我会的托钵修士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语译本、另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拉丁语译本，以及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6世纪整理的版本等等，说明《马可‧波罗行纪》并非出自马可‧波罗本人之手，而是透过其牢友鲁斯蒂谦(Rusticello)的记载而反映出来的马可‧波罗游历。因此我们不能对其叙述多加着墨。而马可‧波罗书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无可能存在于其他已失传的版本中。
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有其人，根据其他的历史文献记载，达揆(Jacopo d’Acqui)曾述及马可‧波罗在1296年与热那亚人的海战中被俘，而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说的尚不及他所见的一半。而医生与哲学家狄阿巴诺(Pietro di Abano，1316年过世)也说自己曾见过马可‧波罗。最后有关马可‧波罗家族的文献也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马可‧波罗真有其人的证据。
有关《马可‧波罗行纪》的撰写目的，杰克生认为《马可‧波罗行纪》是由一个职业传奇冒险故事作家所作。但是在后世传抄与流通的过程中，对该书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该书事实上是一个世界各地的百科全书式研究，但并非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组织而成的。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为个人观察还是道听途说的问题，杰克生认为即便如教皇使者柏朗嘉宾(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经亲历蒙古汗廷，但其游记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国等道听途说之词。《马可‧波罗行纪》也不例外，但行纪的作者确实试着把个人经验与道听途说进行区分。
至于马可‧波罗究竟去过哪些地方，杰克生认为他除了去过云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确实去过印度。他特地强调了印度行纪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1290年左右，马可‧波罗结束了印度之旅回到汗八里后，由于陆路不安全，才决定改由海路护送元朝宗女阔阔真(Cocacin，即Kökechin)前往伊利汗国。
至于欧洲人在元朝的情况，杰克生提到在马可‧波罗之前，1261年已经有富浪国(即法兰克人)访问忽必烈汗的纪录。但是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访问远东的意大利人。而在他之后，才有方济会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307年抵达汗八里，并且成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而在他与威尼斯商人达鲁卡隆戈(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讯中，也曾经透露后者为其在中国买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是早于前述两位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意大利人。
针对马可‧波罗未能提供许多中国生活细节这一点，杰克生认为首先马可‧波罗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忽必烈汗效劳，例如出使印度等，因此不一定长期待在中国一处。此外，他身为色目人的身份也可能使他减少了与汉人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此外马可‧波罗声称自己通四种语言，但从他将伯颜丞相的名字误释为百眼可知，这其中可能不包括汉语。但他很可能通波斯语和突厥语，前者为当时欧亚大陆所通行的语言。这也反映在他以波斯语或是突厥语的形态来转写地名与人名上。
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前往伊利汗国一事，一直被视为是证实《马可‧波罗行纪》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之一。阔阔真一事见于波斯文与中文史料，前者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后者则为《永乐大典》(最早由杨志玖所发现)。然而马可‧波罗的名字不见于波斯文与中文史料中这点，构成了吴芳思不承认此一证据的主因之一。然而罗依果认为《马可‧波罗行纪》精确记载了三个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两人死于途中一事。这点已经足以证明其叙述的真实性。至于马可‧波罗之名未被记载之因，罗依果认为这只是说明马可‧波罗并不像他声称的一般在使节团中有重要地位罢了。而杰克生则进一步认为这与中国将外国商人视为贡使的传统相关，但事实上商人在使节团中只是作为蒙古大汗之商业利益的官方代表，并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会被记载入史册当中。
罗依果认为马可‧波罗获得蒙古大汗的牌子，也是曾经来过中国的重要的证明之一。牌子，简单来说就是圣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征用他所需要的资源，各驿站也有义务提供使者膳食与马匹。他同时也澄清马可‧波罗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个牌子，而非吴芳思所称行纪中对牌子数目的记载有混乱的情况。根据罗依果的统计，1266年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在第一趟旅程中从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91年波罗一行三人从忽必烈汗手上拿到两面;1293年三人从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一共七面。牌子的数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吴芳思认为后来马可‧波罗骗了马费奥的钱而导致争讼，其中牌子成为两人争夺的焦点。但是罗依果认为吴芳思误读了记载，因为原文并没有提到任何欺骗的行为，只是纯粹赔偿在特拉布宗(Trebizong)经商的损失罢了。
很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证据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记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有很多色目人来到中国，但也都没有出现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济会士孟高维诺，他的事迹也不见于中文史料。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属于幕僚或顾问性质的非正式工作，并不在有品级的中国官僚系统之内，也因此不会出现在中文史料中。
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没有提到长城的问题，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的研究，在明代以前其实不存在长城。因此在《马可‧波罗行纪》没有留下相关记载就不成为问题了。
有关《马可‧波罗行纪》的性质，杰克生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1) 该书是一部对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马可‧波罗本人的回忆录或旅行日志。在许多事情上，《马可‧波罗行纪》提供了许多详实的资讯，以至于让读者很难相信在缺乏亲身经历者的口述下，鲁斯蒂谦能够编造出这些情节。马可‧波罗也许未曾游遍中国，但是他似乎确实在中国与印度之间进行过海上探险。对于他们曾游历的地方，相关的记述多半是组织松散的。马可‧波罗本人、行纪执笔者以及后世的传抄者等人在对中国的描述以及马可‧波罗的地位上，确实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是这并不能代表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克里米亚。
然而，即便吴芳思的怀疑论调已经遭受到许多反驳，但之后仍然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支持其看法。例如2011年意大利学者彼得雷拉(Daniele Petrella)就从考古学角度出发，认为从日本考古发掘的船舰残骸显示，蒙古船舰应为三桅船。这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五桅船明显不同。因此他认为其记载有问题，并怀疑其中国之旅的真实性。
近年来关于这个争论，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教授博汉思(Hans Ulrich Vogel)再度提出支持马可‧波罗曾经来过中国的证据。在其2012年新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与税收方面的新证据》(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中，他将数种《马可‧波罗行纪》不同版本中有关中国纸钞、贝币、盐币、盐业、税收制度的段落选出来与其他记载相对比，发现马可‧波罗的记载不仅在质量上都优于其他同时期欧洲、波斯与阿拉伯旅行者(例如柏朗嘉宾与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相关记载，同时也与中国的汉文史料记载若合符节。
例如博汉思就列出马可‧波罗在提到元代纸钞时，提到了纸钞的设计，13种不同的纸钞面额，颜色为黑色，纸钞尺寸大小随面额不同而改变，而且纸钞破损后只需付原面额的百分之三的手续费即可更换新钞，而且纸钞可以用来作为缴税、交易与付款的媒介等。这些与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若合符节。此外，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元代福建使用纸钞一事并非巧合，当时元朝货币系统在流通区域上存在着南少北多的不均衡情形。这肇因于在南方仍有许多南宋铜钱流通，且蒙古人对于新征服之南宋领地的统治仍然十分脆弱，加上地方官员敷衍塞责推行不力，或是囤积纸钞以待升值，另外纸币本身的品质不佳与数量不足，都导致了元朝纸钞当时在中国南方使用不广的结果。
另外《马可‧波罗行纪》中提及贝币在云南地区流通，且这些贝币是从印度输入的。这些记载对照汉文史料也都能够得到印证。根据元代的材料说明，这些贝币不只来自丝路南端，也来自广西、贵州与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市舶司，如上海、杭州、泉州与广州等地。其中马尔地夫又是当时亚洲贝币的主要产地。所以基本上可以说马可‧波罗的观察相当正确。
简言之，虽然如吴芳思等学者所言《马可‧波罗行纪》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其中所记载的中国相关资讯大体仍然相当准确。如果说马可‧波罗并未亲自走访这些地方，而仅凭道听途说而取得这些精细的资讯，确实很难让人信服。目前西方学界主要还是认为马可‧波罗确实是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而这个争论，未来随着更多考古与文献材料的发掘，势必还会出现更多的讨论。身为一个研究者，笔者也期待透过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对马可‧波罗以及他所游历的元代中国有更为深广的认识。
根据新华社、中新网、澎湃新闻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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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8 0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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