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仍然是传奇

郑瑟

　　8月2日至4日举办的“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活动中，新希望集团捐赠了110万元现金用于贫困户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这在新希望帮扶贫困地区23年漫长历程中，只是沧海一粟。1994年4月23日，在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组织推动下，刘永好等10位民营企业家发出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号召全国民营企业家到老、少、边、穷地区兴办项目、开发资源，为缩小地区差异、促进共同富裕作贡献。光彩事业由此发端。

　　1日，沿着盘山公路，记者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贺波洛乡跃进村的“喜德县生猪产业扶贫示范基地”。门口“防疫重地、谢绝参观”的标示牌十分醒目，所有访客必须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才能进入养猪场内。宽敞的院落、整洁的圈舍，各区域标志明晰，管理严密而有序，与沿路看到的农户散养生猪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样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基地，正是在新希望集团技术人员的驻扎指导下一步步建设运转起来的。

　　新希望集团西昌希望饲料分公司总经理谢杰告诉记者，2016年3月，新希望集团针对农民养殖的不确定性，创造性地制定了生猪代养精准扶贫新模式，在凉山州喜德县贺波洛乡跃进村成功试点首个集约化生猪养殖项目。据贺波洛乡乡党委书记尔古吉黄介绍，项目采用了“1+1+1+N”(政府+龙头企业+家庭农场+N个贫困户)模式，目前已建成2个年出栏1000头的猪场。2017年3月15日，首批500头育肥猪出栏，惠及该村20户贫困户，共计81人。

　　养猪场工作人员吉日五达告诉记者，在“1+1+1+N”模式下，农户每年能拿到养猪场利润10%的分红，在养猪场工作还有每月2000元的工资。吉日五达说：“养猪场建成前，我干农活一年收入2000元左右。打工也挣不到多少钱，光来回车费就是很大的开销。而去年后半年，我和妻子在养猪场工作，拿到了2万多元，再加上猪场每年2000元的分红和闲暇时做些农活，一家五口实现了顺利脱贫。”

　　据谢杰介绍，在总结喜德县跃进村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新希望集团又在凉山州昭觉县特口甲谷村创造出新的扶贫模式，项目采取“1+1+1+1+N”(政府+扶贫单位+龙头企业+村集体+N个贫困户)的模式，即：“昭觉县政府+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新希望六和+村集体+特口甲骨村64户贫困农户”，由新希望六和提供猪苗、饲料，派驻技术人员，提供全周期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持，负责生猪销售，承担生猪养殖、销售过程中存在的疫情风险、市场风险等一系列风险，并保底支付代养费。

　　养猪场里有“希望”。“昭觉县特口甲谷村模式”和“喜德县跃进村模式”精准地将一个乃至几个村的贫困户纳入到现代化生猪养殖的合作平台，使贫困户享有持续股权收益，保障了不再返贫、持续增收;又让贫困户与合作平台建立起共投、共管、共享机制，增强了参与扶贫的企业的信心，促进了合作平台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还为村集体经济带来可观的持续收益，用于改善村社会事业，提高了村党组织在基层的威信，实现了精准扶贫脱贫的多赢局面。

　　8月4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将近期与凉山州政府签订《凉山州产业精准扶贫60万头高效生猪养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总额超过20亿元的产业投资，针对彝区深度贫困县内生造血能力不足的实际，给予更加集中的支持。

　　计划实施后，将带动5000户以上贫困户精准并持续地脱贫;增加130个村集体经济收入;改良土壤14万亩以上;培养新型养殖人才1000人以上，进一步激发彝区脱贫的内生动力。

　　新希望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传奇，兄弟创业，然后在单一行业做到世界顶级。新希望在中国国内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那么当他们走出之后呢?新希望仍然是传奇。2017年1月，宁夏卫视《解码一带一路》栏目来到埃及，采访了新希望六和股份埃及片区，栏目主编、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专访了新希望六和股份埃及片区总经理杨成彬。

　　马晓霖：2011年，埃及爆发革命，政治局势不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恶化，使中国投资者面临员工安全和投资风险提高等挑战，很多中国公司都放弃或推迟了在埃及的投资计划，为什么只有新希望留下来了?

　　杨成彬：埃及有接近1亿人口，是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对于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有市场我们才会来。所以当时爆发革命以后，很多中资企业都选择回国，但是我们没有。当时我们考察组就躲在农村，因为城市相对不安全，我们买了100多斤土豆、洋葱，还有萝卜，因为就怕出现恐慌，东西买不到，就这样准备过长期艰苦的日子。还好，没持续多久这个形势就扭转过来了。我们继续考察市场时看到，埃及民间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埃及革命不是针对企业，也不是针对外国人。第二，我们坚信埃及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机会。我们照样开展工作，跟养殖户进行交流，获取第一手的市场信息，这为我们后来进行投资奠定了很多基础。我们公司基本上一年就建好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所以坚持总是会有好结果的。

　　马晓霖：新希望埃及公司所在的萨达特城，离开罗有95公里，是在沙漠公路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外边缘，为什么把厂址选在这个荒漠里?

　　杨成彬：这里是埃及国家级工业区，土地手续办理相对比较简单，对我们国外投资者，相对风险小一些。以前的养殖业，主要集中在曼苏拉，也就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但那里是粮食种植区，随着人口的刚性增长，埃及政府已经禁止在这个地方再搞养殖业。埃及养殖业因此西移，全部移到了沙漠这边。这里离亚历山大港比较近，大概就两个小时的车程，对我们减少物流成本，包括我们以后出口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选择这里。

　　马晓霖：埃及算是鸡肉、蛋禽销售的大市场，但埃及同时也是一个养殖大国，行业竞争很激烈。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咱们作为一个外来户，怎么处理跟其他同行之间的关系?

　　杨成彬：我们刚刚进入埃及跑市场的时候，很多养殖户一提到中国制造都是摇头，说中国制造是廉价的代名词。那我们要怎么生存下去呢?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制造正名，一定要做高质量产品，让我们的养殖户获益，让竞争对手对我们刮目相看。于是我们的饲料公司为养殖户提供配套服务，帮他们解决埃及本地市场鸡苗短缺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来了之后，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现状。以前埃及养殖户养鸡一般要40天才能出栏，用了我们的饲料，基本上35天就能出栏，缩短了养殖周期。因此虽然我们的价格是整个市场上最贵的，比竞争对手要贵100到150埃镑，但客户还是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性价比高。现在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尊重我们，同行交流的时候都会说，你们新希望第一，我做第二就行。我们用事实告诉他们，新希望的产品是最好的，我们在埃及不但没有把市场搞乱，反而让这个市场更良性地发展。中国人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对埃及市场来说，我们可以提供好的饲料，埃及客户能赚更多的钱。

　　马晓霖：从给埃及做贡献，回馈埃及、回馈社会的角度来讲，能不能把公司这几年的成绩给我们量化一下，比方说带动了多少税收?带领多少养殖户脱贫致富?以及你们用工的情况，培养人才的情况。

　　杨成彬：我们到埃及来创业，只有依靠埃及人才能做得更强、更大。光依靠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可能做到很强，但是长时间的话有很多短板没法解决，比如说我们每年要回去休假1到2次或2到3次，那么接下来工作就会出现断层。在我们在这儿工作的埃及员工，他们都很有归属感。当然我们的工资水平也是整个国家制造行业的中上水平，大概是3000多到4000埃镑之间这么一个收入水平。再者，我们给当地雇员提供一个成长空间，你干得好，可以从基层员工做到车间主任，然后到班组长，然后到生产经理。当然我们对他们的培训、培养也很重视，我们会根据他个人的发展情况和水平，给他提供更高的平台，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埃及的员工工作到一定时间后，我们每年会让他们免费在中国旅游;如果更优秀的话，可以把他家人也带上，到中国去近距离感受中国的变化，他们也很期待。说到税收的话，我们一年在埃及交税大概是1000多万埃镑。

　　马晓霖：咱们新希望埃及公司在短短3年时间内，从生产销售到产业链的定位，以及品牌传播力、社会责任感，应该说方方面面做得非常成功，这是走出来的中国企业中很罕见的，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经验吗?我们一些企业要走出来，应该遵循哪几条黄金法则，要避免哪些弯路?

　　杨成彬：我觉得到一个新的地方投资确实风险很大。我们要走出来，第一步首先要考虑风险，国家政治上的，还有本身管理上的很多风险，员工安全方面的风险，都要去考虑。我们在国外投资，一定要考虑它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适不适合我们企业的发展?新希望虽然在国内很成功，我们把这种模式复制过来，能否跟当地接轨?会不会出现不适应症?我们选择这个行业对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在国内有没有优势?在这边优势是什么?一定要分析清楚，前期的考察很关键。埃及这个国家，其实是个机会很多的国家。中国人很勤奋，在这边只要做得比埃及人稍微好一点点，我们就有饭吃，就看我们怎么做。

　　马晓霖：您认为在埃及哪一类的资本、哪类的行业、哪类的企业更有投资空间，或者说适合于中国的资本走出来?

　　杨成彬：埃及目前的经济形势不是很好，实行浮动汇率之后，去年年初到年底汇率贬了155%。现在就埃及来说，能够赚钱的行业是哪一些?以我们饲料行业为例来说，现在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为浮动汇率，埃镑变成人民币就会有很大的缩水;但如果现在你要在埃及做一些出口型的企业，比如把埃及当生产基地，然后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回收的是美元，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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