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图书走出去面临着绝佳的机遇

郑瑟

　　“一带一路”倡议对出版意味着什么?第15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期间的“红沙发”访谈上，“红沙发”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的理事长聂震宁给出了答案：“一带一路”对出版来讲，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而且中国出版界谁都绝对不能缺席。聂震宁这次分享的主题是“‘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的新阶段”。

　　“地方出版也好，中央出版单位也好，走出去是我们天然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中国出版行业的从业者，我们要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向世界推送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我们天然的责任与使命。”聂震宁说。

　　中国出版业是国家整体建设的一部分，在“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出版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聂震宁提到的责任与使命。在聂震宁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通过传统的地域联系，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推进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出版行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倡议。

　　在聂震宁看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便是要求走出去，这一阶段中走出去的比例是15:1，即引进来15个版权，输出1个。

　　第二个阶段是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版权输出从15:1缩小到2.6:1，而且要走到欧美发达国家，也就是国际主流文化市场。”聂震宁谈到，当时中国跟美国的版权贸易逆差是100:1。每年美国引进中国三五个版权，中国从美国引进300个。中国的版权更多走到了东南亚和海外华文地区，主要是亚洲。现在，中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版权输出和引进的关系已经快速缩小。以美国为例，2015年中国引进版权不到200个，而输出到美国也有近100个，差不多是2:1。

　　第三个阶段，中国将不再以简单缩小差距为目标，而要更好地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我刚刚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德国知名出版机构斯普林格集团的签约仪式。包括11位院士在内的100多位中国专家，撰写了一套智能机器人理论与技术研究丛书。智能机器人是4.0时代，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斯普林格是世界著名的出版大鳄，它们引进了50种。”聂震宁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阶段。

　　从古至今，标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标准往往代表的是话语权及国际地位。联合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太协会国际专家委员会研究员西蒙·朱用“定标准者，定天下”这句话，揭示了标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谈到标准对于一个国家国际上影响力的重要性时，西蒙以微软、英特尔等顶尖企业为例，这些公司在行业中都是佼佼者，掌握着最核心、最尖端的技术，无可厚非他们可以在行业中制定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制定者又牢牢掌握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定价权和价值分配的话语权。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际合作部组织处处长李东方更是用“标准是出版业发展的基石”来强调标准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意义。李东方说：“目前我国正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标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世界通用语言。标准更是出版业发展的基石，能够有效引领和规范出版产业发展、提高出版物质量、促进出版产业转型升级。”

　　国际化契合了科技出版的本质要求。巴斯德有一句名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李广良认为，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科学家固然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能国际化的科技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娱自乐。”

　　知道了科技出版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之后，可以更细地去看标准国际化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很多行业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公司在海外建设项目也越来越多，这都对标准规范的外文版翻译提出迫切需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直接点明了标准走出去的重要性，他还提到，外文版标准的出版对我国援建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尤为重要。沈元勤说：“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标准规范极不完善，我国在援建时需按照中国的标准规范进行建设，当地政府在验收工程时也需按照中国的标准规范进行检验，因此，英文版中国标准规范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蒙进一步强调，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在输出中国技术、中国资金、中国人才的同时，切实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

　　明白了标准的重要意义，也明白了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重要意义之后，还需要看清我们目前的位置。邬书林说：“在标准走出去这个领域中，我们是后来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标准出版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是做强科技出版工作，出版行业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看待标准出版，把标准出版放到整个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当中考量，要找准自己的服务对象、服务重点和服务路径。”

　　“一带一路”让中国出版走到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有机遇，也有挑战。

　　对于出版行业而言，文化差异是最大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涉及66个国家50多个语种，光是印度就有4个官方语言。“4个官方语言中，每个官方语言都覆盖着几千万人，这就要求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与当地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地方语言的能力，就要完全靠英语做中介，在这过程中就会面临很多困难。”在聂震宁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在合作出版中的每个环节都体现出“复杂”二字。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引导出版走出去?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的出版单位合作，最重要的是“因社制宜”。

　　“中国能够走在前面，我们这样的学术成果就能够走向世界，从这方面看我们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向高端迈进的过程。”聂震宁谈道，现在是进入国家战略重点时期，在这个时期要更多地开展合作，使得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好的实现。“对出版人来讲，更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国家的整体安排做好出版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性任务。”

　　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路上，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输出图书产品，帮助他们进行文化建设，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在这一新阶段的重要途径。

　　“虽然说在‘一带一路’倡议阶段，中国出版走出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聂震宁提到，现在的中国出版走出去要有一种“传教士”精神，中国出版人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一带一路”倡议的层次越多，越给中国出版业提供机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聂震宁说，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出版走出去会让这些国家对我们优秀文化认同感增加。

　　聂震宁介绍，近3年来，一批适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传播的中国出版物加快了翻译出版进度，迄今为止，已经翻译成29个语种的中国图书在当地出版。我国出版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了本土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力度，据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我国出版业正在实施或者已经立项即将实施的本土化境外投资项目多达52项，参与企业37家，覆盖“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形势很好。

　　“国际书展是加强国际传播效应的宽阔平台。”聂震宁感到，我国出版业积极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所产生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出版内容拥有浓厚兴趣，当地华人华侨也比较集中，增加了书展人际交流的亲和力，效果很好。

　　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中国·山东“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上，签订了240余种图书的版权协议，其中输出220余种。“我们发现小语种国家是可以做大文章的。”山东出版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陈刚说。事实上，多家出版社已经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下一步走出去工作的重点，而且做好了内容、人才、平台等多方面的准备。

　　2017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版权输出明显呈现出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转型的势头。据集团副总经理佘江涛介绍，截至8月底，集团的输出国已经涉及9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输出品种87种，占今年输出总量的3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透露，该社2016年输出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图书版权比例约占总量的49.83%，特别是哈萨克语、乌尔都语等文版首次实现版权输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范晓虹深有感慨的是，“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外研社的国际化踏上了新征程”。今年 1—6月份，外研社签约版权输出及合作出版数量已达到137种，超过了2016年全年总量，其中70%的签约来源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范晓虹说，外研社保加利亚“中国主题编辑部”已挂牌成立，将与波兰和法国的出版社合建“中国主题编辑部”。该社“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中心，打造从出版到数字内容到网络平台的全方位内容资源。同时，已经积累一大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人脉资源。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出版人抓住了这一机遇。

　　“现在，西方世界正在经历转变，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未来几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之源，或者现在已经在发生了。”荷兰雷奥诺出版公司总裁雷纳德·沃尔特斯的这句话，道出了这些年讲述中国故事的图书如此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这其中，反映当代中国的主题图书在海外产生的影响力尤为明显。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22个语种，全球发行642万册;《摆脱贫困》《习近平讲故事》多语种版已出版或实现版权输出;《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海外销售3万册;《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出版了12个语种;“马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俄罗斯出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出解读。

　　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多语种版权输出和翻译出版也越来越热。莫言、麦家、刘震云、曹文轩、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在巩固提升英文版翻译数量和质量的同时，阿拉伯文版、希伯来文版、越南文版、泰文版等多语种、小语种的版权输出和翻译出版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新增版权输出100多种，翻译成20多个语种出版;麦家《解密》输出33个语种版权，海外出版英文版、西文版等21个语种23个版本……

　　五洲传播出版社图书中心主任郑磊认为，国外读者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已有一定认知，他们现在更想通过文学深入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

　　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大大提升了中国少儿作家和作品在海外的知名度。近年来，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多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实现了版权输出。截至2017年7月，仅《青铜葵花》就实现了在13个国家的版权输出。苏少社社长王泳波告诉记者，从2013年以后，苏少社在现实题材少儿图书方面加大了出版力度，深挖名家扶持新人，不断推出高质量原创佳作，不仅赢得了国内市场，同时还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此外，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我国科技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图书，也在不断探索以学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是其中的代表。据该社社长刘佩英介绍，2012年至今，“大飞机出版工程”项目已经陆续出版了100多本高端学术专著，其中近20本图书版权已经输出到海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投资9.3亿元人民币，建设了15个对外投资项目，已在美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拥有稳定的版权输出基地。“以平台来提升外向型内容和渠道的层次，长远来看这一点最为重要。”佘江涛特别提到，这四大版权服务商平台，也真诚乐意为全国的兄弟单位牵线搭桥。

　　许多出版社负责人也像佘江涛一样，踊跃地介绍自家平台。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林清发说，现在，走出去渠道平台更加多元，每家出版社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如果把这些平台资源共享，中国出版走出去就能实现整体联动。

　　据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社长荆孝敏介绍，该社打造的that’s阿语数字阅读平台，目前在国内规模最大。她希望出版社可以多多参与、合作。“我们特别希望和大家建立协作机制，共享这个通道，把这个平台用好，解决走出去共同面临的实际问题。”据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方正辉介绍，外文局承担的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项目，主要是解决选题针对性、翻译、渠道等问题。“这个项目仅凭一家之力是做不好的，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方正辉如此呼吁。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建国更提到一个创新合作。该集团旗下智明星通公司，是一个游戏研发、销售、推广和技术服务平台，2016年海外收入达45亿元。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和出版走出去嫁接，目前成立了脑洞工作平台，其核心技术就是全球众筹翻译技术。他透露，平台正在改造，很快会推广，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标准出版工作方面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

　　李东方表示，作为中国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委正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实施《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和《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助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工作方案》，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大力推进中外标准互认，积极推动中国标准的海外应用，开展中国标准外文版制定和中外标准比对分析。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技术管理处副处长于光以交通运输领域建设标准为例，指出行业技术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专业技术文化，行业标准外文版的出版发行是中国科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是世界各国技术领域间的文化交流。于光说：“我们在2009年11月正式启动了中国交通建设标准的编译工作，并特别制定了相关领域标准外文版编译工作的管理办法与出版印刷规定，切实保证外文版标准编译质量和出版印刷质量。”

　　人民交通出版社作为交通部直属出版社，承担着交通运输行业公路、水运、邮政三大类标准的出版任务。据人民交通出版社总编辑韩敏介绍，交通社从2008年起，着力充实标准规范编辑部的力量，全面参与标准规范建设工作。韩敏说：“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图书走出去与标准规范走出去工作的需要，我们招聘了一批英、法、美、意大利等海外高校留学回国人员，为全面参与外文版标准的总校会、编辑出版打好基础。基于图书出版工作所积累的资源，我们与企业、科研院所、设计单位、高校联合，形成多个具有海外工程经验、业务水平过硬、外语水平突出的翻译团队，并逐步积累一批外籍审稿专家资源，邀请他们对译本进行通读审查。针对某一大类专业，超前出版名词术语中外互译标准化词典。如我社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翻译工作，提前出版《公路工程行业标准(英文本)词汇》，为标准规范的翻译做好基础性准备。”

　　在工程建设标准方面，据沈元勤介绍，从2003年开始，建工社即与中国建筑标准协会共同策划出版标准规范英文版，选取使用范围最广、使用率最高的规范进行权威翻译。截至2017年5月底，英文版标准规范已出版47种，全部为国家标准。沈元勤说：“购买英文版标准的用户主要是在国外承揽工程的建筑设计、施工企业，或者在中国中标的国外设计机构。”

　　在水利水电标准物出版方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社长汤鑫华提到，2013年8月，中国水利水电社出版了水电行业的首套英文技术标准，截至目前，由中国水利水电社出版的水电标准英文版有50项，2014年，出版社还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开始共同出版《世界水发展报告》中文版。

　　看到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标准规范走出去的出版工作也存在不小的难度。

　　沈元勤以英文版标准来说明：一是英文版标准规范的翻译出版难度大，鉴于工程建设标准技术性较强，要求翻译和审校人员，以及加工、复审、终审的编辑不仅要有很高的英文水平，也要有较高的工程专业知识。二是英文版标准规范投入大、发行量小，难以收回成本支出，对于出版社而言，目前这项工作主要还是为了社会效益。三是标准规范的编纂专家因各种原因，对承担此项工作的积极性也不高。

　　对于出版社提出的困难，于光建议：“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资助项目对标准走出去给予资金倾斜支持，对翻译人才培养项目等进行资助;支持并鼓励部委出版社建立专业的标准翻译专家委员会，加大高水平翻译人才储备;国家出版基金将专业中外文名词术语对照手册优先纳入支持范围;围绕外文版纸质标准，需要开发出系列的数字化素材。

　　除此之外，李东方还建议，架设标准对接平台，加强标准体系兼容，唱响标准合作之曲。韩敏的想法与李东方不谋而合，韩敏希望联合相关出版社，共同建设一个外文版标准规范数字化服务平台，方便在国外的从业人员查阅使用标准及国外同行了解我国标准全貌。

　　“要准确定位，使标准出版走出去成为重要科技类出版社的重点工作，成为科技出版的重要方面、重要领域。”邬书林强调，标准出版走出去要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重要规划同步规划、同时考虑。要务实地选择优势产业、优势项目、领先技术，率先突破，“我们要具有前瞻性、预见性，以宽广的眼光注意吸收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标准，要站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高度，以务实、主动的态度向前推进。”

　　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出版业也要秉持自己的原则。

　　聂震宁谈到：“我们还是要秉持原则。首先是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成果，传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经验。”对于国际态度，聂震宁认为，都应该按照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基本原则来开展。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要脚踏实地地完成每一项国际合作出版任务，跟“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也要有这样负责任的态度。“一定要跟对方有很好的合作，特别是一些小国，一些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我们甚至要给它们更多的建议。”聂震宁说。

　　同时，还要坚持国家主导和市场经营有机统一、结合。“国家主导和市场运作要结合起来，使得它有再生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聂震宁介绍，“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和出版交流合作方面，许多工作刚刚开始，还需要不断创新改进。譬如，出版走出去，必须以内容为本，我国出版业应当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读者市场，主动做好内容和版权设计。在文化和出版走出去方面，必须以翻译为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语种为52个，除英、法、俄、西、阿等联合国工作语言外，还有46个为非通用语种，我国极少拥有这方面的翻译人才，许多交流只好借用第三方语言英语，并不利于双方的深度合作，为此，亟须开展和加强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还有，“一带一路”文化和出版交流合作还应当包括数字出版，在这方面，我国启动得比较早，应当利用先发优势，与相关国家形成更好的文化和出版传播的合作。

　　“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出版在国际上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一定水平了。”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阶段的中国出版走出去，聂震宁很有信心。“出版就是一点一滴的文化传播，要有‘传教士’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们的出版人到了一些小国家、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做出版，还要有很好的信赖和精神，跟当地的民众有更好的文化交流，然后把出版物更好的想办法推送给当地的民众，而不是出了书就回国。”在聂震宁看来，中国出版人如果有这样的使命认识，职业认识，以及这样的职业精神，“一带一路”倡议在出版业就能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已经成立8年，分社社长向安全说，科学出版社东京分社出版的中国图书现已全部进入日本图书主渠道。

　　“在日本建立一家出版社很简单，但是一家新的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要进入日本图书主流渠道销售是很难的事，因为出版社的品牌是在竞争中树立的。”向安全如此表示。近几年来，单一的图书版权输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需求，许多出版单位与海外出版社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并购或建立海外公司、搭建营销新渠道新平台，一系列新举措都是为了实现图书本土化，而最终目标就是让中国图书不仅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到国外普通读者心里。

　　据了解，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5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已经资助20多家单位在以色列、俄罗斯开设分支机构，形成一批战略支点。

　　今年北京图博会上，国内出版单位与国际同行合作成立中国图书编辑部成为一大亮点。五洲传播出版社与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合作建立中国图书编辑部，中译出版社与6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社共同成立的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逐一亮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也与国外出版社新成立2家国际编辑部。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认为，成立国际编辑部是中国话语权的全球表达，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新探索，有三个方面的优势：更契合在海外市场进行本土化运作的市场规律、风险更具可控性、更加务实。

　　直接收购或者建立海外公司，是走出去资本合作的另一个热点方式。2015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全资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这两年，搭建了跨国管理、经营、日常运作、选题互通、共同出版的先进工作模式。今年3月，浙少社又在英国伦敦正式注册成立了新前沿出版社欧洲公司。

　　除了内容的合作，在营销平台上，中国图书海外销售渠道已覆盖全球、多点开花。亚马逊“中国书店”在线品种67.3万种，海外发货37万册;“中国书架”已在埃及、阿联酋主流书店落户3家，即将落地美国巴诺书店;尼山书屋海外落地27家;易阅通等外文版中国图书信息汇总整合和推送平台建设进程加快，更多中国图书进入国际主流数字营销平台。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图书走出去面临着绝佳的机遇。“如何提质增效”已成为下一步中国出版走出去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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