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

郑瑟

　　文泰国总理巴育是唯一有幸作为观察员到中国参加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厦门会晤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对巴育而言，参加这一会议可能比受到柏林或者布鲁塞尔的邀请更为重要。

　　欧洲无法应对快速发展的亚洲提出的要求，北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快速增长。似乎该地区越来越多的政府与北京协调一致：中国将确保安宁与经济增长。从欧洲的角度看，欧洲正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无法提供应对方案。

　　欧洲的光环正在消失，也因为中国——以及部分因为日本——向邻国提供西方拿不出的方案。大型项目的融资、建设和经营都由国家担保并通过开发银行提供资金。在德国，人们只谈论德国政府的出口保险。

　　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获得的影响力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东盟在今年夏天庆祝了自己成立50周年。越来越多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北京的发展模式似更有效。在过去200年里，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这不仅同中国的强大、而且也与欧洲的衰弱有关。

　　如果美国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东南亚的战略秩序将会怎样?有3种可能。第一，两个地区大国——日本和印尼——将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其次，东盟将担负起领导角色。第三，中国将成为最有能力填补该战略真空的大国。第三种场景最有可能成真——其实，在缺乏美国强大军事存在的情况下，整个东南亚很可能都将为寻求利益而搭上中国的“顺风车”。

　　美国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如撤出驻日韩军队并非完全不可能。民调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试图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前先解决其国内问题。大选时祭出“美国优先”大旗的特朗普曾这样威胁美国盟友：如果你们再不增加军费，美军就将撤出亚洲和欧洲。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可能的场景是日本和印尼试图填补战略真空。但印尼基于其作为东南亚面积最大和人口第一大国而争取领导权的努力，不太可能获得该地区的认同，因为其缺乏吸引其他国家支持的军事或经济体量。日本拥有力争成为美国“继任者”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其在二战期间侵略并占领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将成为障碍。而第二种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东盟担负打造多边秩序的领导角色。但外部国家的角色是这种基于东盟的战略秩序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中日各自寻求取代美国的过程中，东盟成员国很可能面临在中日之间选择的难题，而日本在东南亚的历史包袱将使其成为不可能的选项。

　　因此，最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中国将填补美国留下的战略真空，而整个东南亚都将跳上中国的“花车”。在这种状况下，东南亚战略秩序将建立在中国的软/硬实力基础之上。中国的硬实力特征显而易见，但其软实力相对尚未到位。中国的软实力并不存在于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内，而是蕴含于其“一带一路”倡议中。利用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该倡议令人想起中国在其经济鼎盛时期的辉煌过去。

　　“一带一路”对该地区充满吸引力，是因为它建造从未存在且将东西方关键市场连在一起的基础设施。从大多数沿线国家的反应来看，该倡议背后的经济逻辑令人难以抗拒。为获得与中国一道增长的机遇，东南亚将很可能接受中国的领导地位并顺应北京的关键战略利益。一些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东南亚国家或将发现中国“无可争辩的主权”言辞令其不安。但即便是它们，在衡量利弊后也将很可能得出结论：在美国不在场的情况下，它们能够或必须与中国主导的战略秩序同生共处。强劲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对此心知肚明。

　　相较于中长期发展的有利态势，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政治多元化进程在短期内存在明显不确定性，很可能引发权力结构层面的政治风险，从而对“一带一路”及相关国家的对华合作形成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稳定性来看，核心圈层的政治主导权变动，有可能影响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主流看法与官方立场，甚至有可能引起明显的政策调整。在菲律宾，杜特尔特掌权后，中菲关系明显改善，“一带一路”更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面对传统家族集团的政治压力，杜特尔特的政治前景并不明朗，如果发生意外就有可能引起局势逆转，甚至再次形成阿基诺三世执政时的不利局面。

　　第二，从协调性来看，相关国家的各派力量在尚未划定“权力—利益”边界的情况下，将很难就对接“一带一路”的体制机制改革做出妥协与让步。

　　“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要求各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唯有切实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方能满足“五通”发展的需要。其中，仅就贸易畅通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至少包括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双多边合作。但是，任何事关体制机制的改革，都或多或少地需要面对既得利益分配体系的协调难题。

　　第三，从有效性来看，权力结构调整的政治博弈，有可能引起相关国家执行与监管能力的下降，使其难以保证“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得到有效落实。东南亚相关国家在政府的执行与监管方面普遍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新东盟国家缅甸与柬埔寨，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腐败严重，难以有效满足“一带一路”对开放条件下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多元化使“一带一路”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有必要转换工作思路，针对相关国家不同圈层的权力集团与社会群体开展工作，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民心相通格局。

　　其一，加强智库建设，针对“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与项目合作的可行性，开展跨国联合研究，改善相关国家核心权力集团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与立场。

　　相关国家的核心权力集团对“一带一路”存在顾虑甚至偏见，将会成为最直接的潜在政治风险。对此，有必要通过政治游说的方式，引导其改变看法与立场。但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交流与沟通并不合时宜，因为在政治多元化进程中，很容易引起其他权力集团的质疑与不满，产生不必要麻烦。依托智库开展游说工作，将是更为合理的解决路径。一方面，智库具有非官方性，相关研究也属于学术建议，而不是官方承诺，有助于避免政治猜忌;另一方面，智库研究在客观性与准确性方面更具有说服力，有利于提高游说工作效果。

　　其二，加强与相关国家知识精英的交流与沟通，增信释疑，培养新生代知华人士与友华力量，提高相关国家在具体工作中对接“一带一路”的执行能力。要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工作的有效落实，就必须在相关国家的人治环境下，争取掌握体制机制裁量权的知识精英的支持，否则将很难克服执行与监管方面的现实瓶颈。

　　其三，加强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相关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理念的直观感受，促使相关国家形成自下而上的对华合作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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