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准备的一揽子经济合作计划

郑瑟

　　来自中国、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学者日前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南亚各国深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讨论和理解，通过加强与中国的联通来加速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声明指出，“一带一路”不只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而是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准备的一揽子经济合作计划。南亚各国之间应当彼此更加包容，以友好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促进区域合作，才能够更好地与中国互联互通从而惠及各方。

　　声明呼吁各国学术机构建立共享平台，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充分了解。

　　由加德满都大学法学院主办、主题为“南亚-中国联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加德满都举行。来自中国和南亚多国学者参会，热议“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南亚区域合作的话题。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周边外交势必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为此，笔者主张“中国需要制定‘周边外交方略’”，并阐述了若干原则：把周边分为若干次区域，按规模大小对周边国家进行分类，然后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与次区域大国保持适当接触，但把重点放在扶持次区域中等国家使之成为该区域的支轴国家，同时兼顾某些小国;东道国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将决定中国的态度：以热心对热心、一般对一般、不热心对不热心(见《世界知识》2017年第5期)。具体到南亚，又该如何操作?

　　南亚联盟八个成员国中，印度无疑是次区域大国，人口均过亿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为次区域中等国家，其余五个为次区域小国(其中的不丹与马尔代夫属于微型国家)。而从对“一带一路”热心程度看，最热心的无疑是巴基斯坦，其次是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与阿富汗再次，印度与不丹均不热心。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数量众多，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整体不如发达国家，而且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政府间合作。因此，东道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政府的态度，进而决定中国在该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巴基斯坦用几十年时间证明：无论哪个党派、人物上台执政，都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这样的国家在中国周边不多。而且，巴不属于次区域大国、面临来自印度的战略压力、人口众多、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中国政府把中巴经济走廊列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不能不说，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至于投入的规模是否太大、速度是否太快、项目是否有经济效益等，属于相对次要的环节，需要在实施过程中逐步调整。

　　孟加拉国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不亚于巴基斯坦，但不敢像巴基斯坦那样对中国“一边倒”，希望与中国的合作采取“少说多做”的模式。中国当然理解孟加拉国的立场，也清楚孟加拉国人口众多、致力于工业化、政局大致稳定、治安环境整体优于巴基斯坦，因此，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入逐年稳步上升，孟未来很可能成为不亚于“巴铁”的“孟钢”，特别是经济合作方面。

　　拉贾帕克萨时期(2005.11-2015.1)的斯里兰卡，奉行高度友华的外交政策，因而也成为中国在南亚合作的重点对象国，经济、文化、安全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甚至超过了孟加拉国。西里塞纳上台后，斯中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谷期，现在虽然大致上恢复，但已经很难再达到拉贾帕克萨时期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拉贾帕克萨对于其家乡的汉班托特港项目，已经从在台上时的大力促成，变成下野后的不支持甚至反对。

　　对阿富汗来说还谈不上经济重建，主要的任务是实现政局的稳定与治安的好转，只能控制喀布尔及其周边有限地区的阿富汗政府，甚至无法为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因此，中国很难将阿富汗列为南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对象国。中美阿三方都希望中国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与战后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中国实际上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改变。

　　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严重受制于新德里，中印洞朗对峙是生动的例证。

　　印度以“领土主权”的藉口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以“国家安全”原因抵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中尼印经济走廊也心存警惕，还推出了“香料之路”计划与“季风计划”以对冲“一带一路”。除了自己不热心，还或明或暗抑制南亚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那么，中国在南亚应实行什么样的地区方略?

　　其一，对印度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是必要的，优于不接触或对抗。经济领域围绕具体项目的合作依然可以推动，并探讨中巴经济走廊向印度延伸的可能性。文化领域有一个值得挖掘的潜在亮点：把分布于中国西藏、尼泊尔与印度北部的佛教与印度教圣地、圣山、圣湖串联起来，构筑“中尼印文化走廊”，为亚洲古老文明的共存共荣提供新范例。

　　其二，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三国当作在南亚的重点合作对象，将之塑造成不同类型的支轴国家，这是南亚方略的核心内容。

　　其三，“一带一路”是长期战略构想，“可持续性”比“短期成效”更重要。为此，有必要更多强调合作项目的质量，并适当减少对数量与速度的强调。这适用于任何对象国。

　　综上可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推进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都或多或少面临一些共有的挑战和风险：

　　一是南亚合作伙伴的政局不稳，政策稳定性和延续性较差。南亚地区各国国情各异，但都存在党争严重、朝野互攻、军政缠斗、政局持续动荡等问题，对外政策连续性不够，履行合同意识不强，政权更迭往往直接导致外资在当地已有投资遇阻。此外，南亚家族政治严重，贪腐猖獗，政客动辄煽动民众暴力抗议。该地区大型投资面对这类风险时相当脆弱。有些南亚政治势力将中国投资视为“唐僧肉”，谁见上都想咬掉一口，争相分肥。

　　二是暴恐极端势力威胁与袭击频现，对“一带一路”项目构成直接威胁。南亚是全球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本土恐怖网络与“基地”、“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势力相互利用、相互渗透，共同威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恶化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及外来投资环境。

　　三是域内外大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开展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作为南亚首屈一指的大国，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开展互联互通项目一直保持强烈的警惕。2015年12月印度知名智库、观察家基金会(ORF)一份研究报告明确表示，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印度既不了解‘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更担心由此带来的安全威胁”;印度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尤为敏感，因为“中国在印度洋的任何存在都会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一旦印度认定其南亚邻国与中国合作“危害印度核心利益和关切”，肯定以各种手段向其南亚邻国施加强大压力，设法搅黄中国与南亚中小国家的合作项目。除印度外，美、日等西方大国对中国影响力扩大满肚子酸水，骨子里不愿见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通过或明或暗的伎俩加以干扰和破坏。

　　四是环保、良治等软性议题逐渐成反华势力抹黑 “一带一路”项目的火力点。南亚“地头蛇”、域外大国、商业对手、西方非政府组织及少数南亚政客出于私利，不曾放过抹黑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任何机会。近年来，环境保护、投标程序、文物保护、南亚国家良治、宗教及社区完整性等“软性”议题，频频成为有关方面攻击中国南亚政策的暗箭。尽管面临上述挑战和风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依然逆势而上，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开花结果，扎根落地。“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稳步推进的同时，也遇到一些挑战，这是正常现象，也是中国成长过程中必须交付的一些“学费”。未来继续未来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中方应更充分预估潜在的安全、政治及运营风险，未雨绸缪，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一是高度重视项目所在国政局变动。在周期性选举社会中，政权更迭、政党轮替是常态。中国需与当地朝野政治势力、商业、行会、民间团体、重要非政府组织等实体广泛交流，广积人脉，与当地社会各主要利益攸关方确立有效联系管道，确保大型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抗震性。

　　二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面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等在宗教、文化、政治形态相对传统保守的区域，中国对外投资除了通过传统的基础设施、能源、矿业、旅游地产、物品贸易等方式进行投入外，还应拿出适合这些国家特殊文化、政治、经济议程的投资方案和文化互动方案。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时，应更重视与对象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积极促进当地民生与就业，共同获益共同发展。

　　三是重视与地区利益攸关方良性互动。由于印度对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戒备心理根深蒂固，中国“一带一路”具体合作项目应主动与印自身地区战略和南亚地区既有合作机制相衔接，打造利益共享的地区合作公共产品。即便两国联通倡议短期内无法有效对接，也应确保大抵和平共处，良性竞争。

　　四是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中国实体在海外推“一带一路”倡议时，应与项目所在国的省、州、邦、社区的政府、工会、行会、宗教团体、环保组织等发展友好关系，注重倾听民间诉求，及时合理做出回应，与当地人民结成利益、责任及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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