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遍布中国各类型、各领域的企业

郑瑟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10月15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正式开赛，中国有52位选手参赛。本届大赛还出现了不少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身影，中国选手、中国制造在赛场上同时闪耀。

　　当地时间15日，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正式开始。中国52位选手将参加全部6大类、47个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平均年龄不到21岁，年龄最小的是18岁的花艺项目选手潘沈涵。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参加花艺项目的比赛，潘沈涵希望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这个项目是第一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我希望能为国家争取一块奖牌。"

　　中国从2011年开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在已经参加的三届大赛中，中国选手的成绩节节提升。在2015年举行的上届大赛中，中国选手获得5枚金牌，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在数控车项目上，中国选手成绩提高很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宋放之教授是数控车项目的技术指导专家。他认为，中国在这个项目的技能水平已经不弱于其它国家，"数控车和数控铣项目在国内还是比较普及的，从业人员至少有几百万吧，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失的一个职业，我们选手的实力不错，但在以往大赛中没有获得过奖牌，这比较遗憾。这次比赛准备得比较充分，争取获得奖牌。"

　　本届大赛还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赞助商的身影。来自广东的三向教学仪器制造公司跻身三星、西门子等国际品牌的行列，成为本届大赛的主要赞助商，电子技能选手比赛用的工作台以及竞赛模块都来自三向。三向公司业务经理彭朝阳表示，在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制造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这一领域，我们公司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经验，知道每一个技术细节，包括技术核心，大赛电子技术方面的试题也是我们出的，所以成为赞助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公司希望利用这个平台展示自己，同时把公司推向国际，因为我们有成熟的技术和设备。"

　　在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精神，激励中国选手和中国制造不断勇攀高峰。这种精神正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上海雅淑公司总裁顾明祥对此深有感触。从一家家族小厂成长为中国申办代表团的赞助商，雅淑靠的就是在工艺上精雕细琢，在经营模式上转型升级。顾明祥说，"20年前，我们是一家服装代工企业，主要是给欧美的大品牌做生产代工，利润非常微薄，每件衣服利润只有0.5到1美元，走的是规模化、粗放型的生产路线，但从10年前，我们开始创立自己的民族女装品牌，建立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一整套的产业链。"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之前，上海成功获得了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办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表示，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有利于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养成"全民尊崇技能"的社会风气，"我相信，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我们不是为办赛而半赛，而是通过这个比赛的举办弘扬工匠精神，促进我们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工匠精神的弘扬，预计未来的4年，既是我们筹办世界技能大赛的4年，也是我们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4年。"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高端制造的今天，中国制造要成为中国‘精’造，需要秉承和弘扬工匠精神，持续提升技术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让工匠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制造品质革命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10月30日，在由新京报主办的“对时间的敬意——2017新京报大国匠心致敬礼”活动中，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博物馆首任馆长潘震宙表示。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品牌联盟专家委员会主席艾丰，新京报传媒执行总裁张学冬等多位嘉宾，与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各行业知名匠心人物汇聚一堂，探讨时代匠心精神，致敬在当今时代中精研、传承各行业工艺的领军人物。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人们对待工作、对待事业无比地精益求精。”潘震宙表示，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文化。呼唤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敬重、自信和坚守。它对于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在古代中国璀璨的历史和博大的文明中，很多发明和创新都是由工匠完成的。如木匠鼻祖鲁班、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等人，都是著名的能工巧匠。“在中国历史上工匠精神是驰名的，但后来，工匠精神发生了危机。”艾丰指出。而“工匠精神”这个词真正成为最近两年的流行词汇，还是因为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事实证明，以工匠精神打造的高品质作品，即使在当前的时代，也仍然有其拥趸。无论是榫卯作为传统中式工艺的为更多人所知，还是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受到80、90后一代的欢迎，都是“匠心”重新回归时代的明证。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文保科技部副主任屈峰认为，匠心的本初涵义就是追求极致，把普通的事情做的不普通，把平凡的事情做的不平凡，才能对得起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人们的期望。

　　不论什么时代，工匠精神都是推动社会生产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不仅是对传统精髓的传承，更是对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造、中国创造的呼唤，从而更有底气显示大国创新。”张学东表示。

　　在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简称中车唐山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身蓝灰色工装，一副文气的眼镜，文质彬彬的张雪松作为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20多年来，一次次攻克技术难关，奋力追赶并创造着国际先进水平。

　　“我觉得干技术，就得不断尝试，不断与世界先进的技术接轨，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我们就得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不能让新产品淘汰我们。”作为中国中车首席技能操作专家，张雪松总是信心满满地面对每一次技术挑战。

　　1973年出生的张雪松成长于铁路社区，爷爷和叔叔都是铁路一线的工人，张雪松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铁路上的那些事儿，对铁轨上的火车和装备有着强烈的好奇心。1992年，张雪松从唐山机车车辆技工学校毕业进入中车唐山公司，成了一名铁路技术工人。张雪松先后从事机械钳工、工具钳工、车辆钳工等工作。工作当年，张雪松便在唐山市青工技能大赛上取得钳工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了唐山市技术能手称号。

　　2005年，中车唐山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研发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制造技术，此举让长期从事传统铁路客车制造的中车唐山公司一下子站到了世界顶尖技术的最前沿。

　　当时32岁的钳工张雪松主动迎接了人生的新挑战。张雪松带领铆钳班研究高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生产技术，并在一个月内造出试验车体。

　　铝合金车体与传统的碳钢车体完全不同，极易产生焊接变形、翘曲等技术问题。当时，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和相应的设备、工具，更没有任何的制造经验，张雪松带领技术攻关团队，从一个个小的截面进行实验调整，2米成功以后延长到5米，5米成功以后延长到10米……历经上千次试验，制作出焊接夹具、装配定位板、反变形工装卡具等66套工具，形成工艺文件和操作指导书72项，为动车组整车生产制定出了“中国创造”的技术参数。

　　动车组开始大规模生产后，如何让生产动车组的几十台进口数控设备不“撂挑子”，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张雪松算过一笔账，请外国专家来维修，工时非常贵，由于技术上的短板，还总会受到别人的制约。为改变这种束缚，张雪松做了一个大胆决定，由钳工“转行”搞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做进口设备的“保健医生”。

　　从2007年开始，张雪松先后多次报名参加工厂数控机床培训，他在实践中边学边摸索，带领工友们完成了20多项工装设备技术改造，弥补了进口设备的缺陷，保证了正常生产，创造经济效益数百万元。

　　2009年，“半路出家”的张雪松又获得了河北省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第一名，成了钳工和机床维修的“双料”状元。

　　一次次的技术攻关和改进为张雪松赢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技术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张雪松还是中国中车首席技能操作专家、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高级技师、机修钳工高级技师。

　　2010年，中车唐山公司设立了“张雪松工作室”，由张雪松牵头专门开展一线技术攻关、工艺革新，培养高级操作技能人才。张雪松用满载荣誉和责任的双肩挑起高速动车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担当。

　　依托工作室，张雪松带动铝合金厂技术工人，成立了13个创新活动小组，每年工作室都能完成一百多项创新，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每年都有十多项高速动车组铝合金车体生产现场疑难问题得以解决。

　　2013年，“张雪松工作室”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张雪松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015年，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劳模创新工作室”。

　　从2017年起，张雪松开始带领团队着手研究铝合金车体“智能制造”新模式，寻求用自动化生产线和机器人来替代过去劳动强度极大的人工操作。

　　近年来，围绕职业教育发展，制度建设和决策层的重要指示不断，其目的显而易见，正是要对接日益强烈的经济社会转型需求，秉承培养出更多可用之才的初衷，通过不断完善包括法制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体系，旨在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成。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已然步入国家层面，同时，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形成。未来，新时期肩负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重任的职业教育，将与普通高等教育一并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现代职业教育，顾名思义，现代职业教育区别于有着传统定位向中低端产业输送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更凸显市场导向。根据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有关要求，现代职业教育的特点体现在五个对接之上，即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显然，发展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的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据记者了解，此次李克强总理考察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首个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高校。考察期间，李克强总理说，“你们未来不是一般的老师，是工匠之师，集老师和师傅于一身，既传道又授业，要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和理念，开阔视野，打牢基础，将来培养出更多又专又精的工匠，推动中国制造的产品上档次。”

　　实际上，依托专注于职业技能培养的职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正切中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对人才需求的关键。伴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步伐加快，我国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直接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方向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脱节。

　　对此，教育界也一直存有观点认为，应该加大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类型方向转型的步伐，促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目前以大专层次为主的基础上，适当发展本科层次乃至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体系结构。

　　而人才体系注重提升技术精英人才的培养，也正是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确保其制造业优势长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早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曾举例表示，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战略措施。

　　“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还面临着资金短缺、城乡投入差距较大、意识不到位等问题。”周洪宇坦言，当前，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证明，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逐步高移化，并要培养出高层次应用型技术精英。

　　根据《决定》的有关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然而，当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还用很多工作要做。

　　早在2015年7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以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组长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有关执法检查报告，详尽阐释了职业教育法实施取得的成绩、问题以及提出的相关意见与建议，并透露出将对已经施行19年的《职业教育法》展开修法工作，以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张德江委员长亲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并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有关执法检查报告，在我国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尚属首次，其背后透露出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长期关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进程的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遵民看来，其在对外传递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从此步入国家层面信号的同时，更吹响了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创造良好职业教育发展环境的集结号。

　　然而，现实可能未必如预想般顺利，吴遵民在此前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扭转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传统偏见，切忌盲目乐观。要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让职业教育真正和学术类教育并举，可能还需要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他强调，真正让职业教育得到社会认同，取决于通过职业教育走向就业岗位的劳动者，其工作岗位能否换来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旦就读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就业后获得了公认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薪水收入，并且有着自成一线的晋升道路，那么，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向才符合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要求。

　　一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着诸多阻碍与偏见，包括对职业教育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职业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多方面要求、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不够健全、教师队伍还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要、企业办学作用未能充分有效发挥、职业技能培训难以满足需求等多方面。其中，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唯学历倾向也催生出一些职业教育机构追求学历“升格”的问题，显然，这严重偏离了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就业导向。

　　吴遵民认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亟须尽快回归理性，重视职业教育无疑是对高校办学冒进、虚火病症开出了“处方”。而左右这张“处方”能否发挥成效的关键，就是确保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教育守法，如此才能将国家明确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得以落实，包括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规范职业教育院校自身发展、确保经费落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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