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

郑瑟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辅之中。《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

　　中国古代城市不但外面有墙，里面的坊巷也有墙，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镇，都有墙。图为河北省阳原县的开阳堡村是一个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开阳堡城墙东西长350米，南北长210米，面积73500平方米。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城市、金属、文字三大要素俱全的文明。这三大要素，年代最早，体系最完备，成就最突出，当属城市。 中国的城市是从中国早期的农业定居点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地点，画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这些定居点。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初具规模;春秋战国，形成体系;经过秦汉，大体定型。 秦汉以后的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没有太大变化，以至后来的地方志，可以在同一个州县下，历述其沿革，一代一代排下来讲。 中国的筑城体系有八大特点，可以总结一下。

　　(1)我国城市，城比市更突出。 现代汉语的“城市”，见于古书，本来是个合成词，“城”是城墙，“市”是市场。古人使用这个词，总是把“城”放在前面，“市”放在后面，这很有意思。我国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宫殿也好，坛庙也好，市场也好，民居也好，所有建筑都围在城里，“市”是围在“城”里。我们心目中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指有城墙的城市。城墙，各国都有，但中国最突出。我国城市，不但外面有墙，里面的坊巷也有墙，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镇，都有墙。这和欧洲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各国的城市(city)，多半指村(village)、镇(town)以上，人口比较多、规模比较大的定居点。这种城市，除了国家首都(capital)，除了军事要塞(fort)和贵族城堡(castle)，不一定有墙。现代城市更是如此，往往一马平川，拔地而起，有个楼群，楼群周围没有墙。它们的城市更强调“市”，和我国相反。

　　(2)我国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 城市是个复杂的中心，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各国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我国的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这点不容忽略。我国，历史上战争很多，内战多，外战也多，规模之大，死伤之众，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别是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之间的战争，对我国影响尤大。城市是定居农业的发明，但不是农业民族单方面的发明。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是老邻居。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来自东北森林、蒙古草原、中亚腹地和青藏高原的威胁。中国文明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产物。北方民族的入侵，一波接一波，有如洪水，也强化了这一发明。为此，秦汉帝国，因山为势，堑河为防，修筑了万里长城，有如拦洪的堤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确实是中国的象征。欧洲也有长城，如罗马帝国有对付北方蛮族的哈德良长城，波斯西北境也有对付中亚游牧民族的长城，但这些长城都不如中国宏伟。“高筑墙”一直是我们的特点。

　　(3)我国城市，自古就强调以中心统摄四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有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就是周代的王城。《尚书》的《召诰》、《洛诰》，还有今本《周礼》中的《考工记》，都讲到这个城市。周公卜宅洛邑，是把它当作天下的中心。司马迁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我们使用的“中国”这个词，见于西周铜器何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城市，不同于欧洲传统的自治城市，不是分散孤立、彼此平行的城市，而是分层设级、有统一的网络。比如先秦时代的城市，有国、都、县、邑四种。“国”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一个国家的中心(注意：当时“国”是首都，不是国家。汉代避讳，改“邦”为“国”，才把“国”当国家)，“国”以下的次级城市，有“都”、“县”(“都”是大县)，“都”、“县”以下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邑”。它们层层相套，最后归统于“中”。秦汉的郡县，“趋中”的倾向更明显。

　　(4)我国城市，多建于近水的平地。 中国古代，营建城邑，选址很重要。我国早期城市，三代王都和后来的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基本上都在北纬35度线上。《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有一门学问，叫“形法”，就和城市选址有关。班固说，这门学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我国城市选址，非常讲究环境。地理，川随山转，路傍川走，道路交汇处，往往会有城市。古人为城市选址，一定要依托山形水势，并考虑人口、物产、交通等因素。《管子·乘马》有段话非常有名。它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我国城市一般都选在高山之下、广川之上，这是个突出特点。虽然，我国的某些古城，因为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只能利用地势较高的平地筑城，有所变通，但所谓通都大邑，一般都建在黄河流域的低平之地，很少像其他国家，把城修在山头或山腰上。

　　(5)我国城市，一般都是土城，但很早就包砖。 古代城防，主要靠三类设施，第一是城墙，第二是城壕，第三是城楼。城门有门楼，四角有角楼，马面有敌楼，都可用于守望。中国建筑，一般是以石材作房基和台阶，而以木制的梁柱为框架，四面用夯土或砖、墼为墙体，而以斗拱承覆屋顶，上面铺瓦。中国的筑城方法，是属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城墙多半是土墙。很多古城，还有断壁残垣存于地面，不仔细辨认，就像是旷野中的土垄。中国古代的城，很早就包砖。如北魏洛阳城的阊阖门就已经包砖。《水经注·浊漳水》讲邺城，说“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塼”。还有唐代壁画上的城，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的《城制图》，也都画着包砖的城墙。

　　(6)我国城市，一般都是方城。 中国早期城市，5000年前到4000年前(个别可以早到6000年前)，有些是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但三代以来却日趋方正。我国城市设计，一直都把方城当作主流。古人理想的方城，都是坐北朝南，正方正位，四四方方。例如《考工记》描述的周王城，九经九纬十二门，就是反映这种理想。但早期古城，唯一接近这种设计的例子是曲阜鲁故城。虽然实际上，中国早期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管子·乘马》说，“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古人并不傻，他们会根据山形水势和居住区的实际范围调整其设计，该曲则曲，该直则直，但这种理想总是隐含其中。中国最后的皇城标本，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7)我国城市，很高很大，自古已然。 中国古代的城，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首都)方九里(《考工记》)，大都方三里，中都方一又五分之四里，小都方一里(《左传》隐公元年)。汉唐注疏，据以推论，说公之城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方九里，是长宽各3，742.2米，最大;方一里是长宽各415.8米，最小。城墙高度，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高九雉，诸侯之城高七雉，都城高五雉(《考工记》)。高九雉是20.79米。前人说，即使最矮的城，也没有低过三雉以下的。高三雉是6.93米。中国古城，早期(前3，000-前2，000年)已经比较大，很多都属于方一里到方二里的大城。商周古城，像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则是方四里的大城。东周古城，一般都在方四里以上，大的可以超过方九里。如燕下都古城、齐临淄城、楚纪南城和中山国的灵寿古城，就都超过这个数字。很多后继的古城还不如这些古城大。郑韩古城，现存地面高度仍有17米，比明清北京城还要高出5米。

　　(8)我国城市，人口多，也是自古已然。 我国是农业古国，养育人口甚众，虽经战祸，死人无数，还是可以维持在几千万的水平线上。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我国人口数字是59，594，978人，将近60，000，000人(《汉书·地理志》)。城，西汉晚期，县、道、国、邑，全部加起来，有1587个。当时的县，一般只有一同大小。一同方百里，约合1728.9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到县，大县在万户以上，小县在万户以下，全国有七个四万户以上的大城，长安人口最多，可以达到246，200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公元2年前，我们没有可靠数字。但战争规模，可以提供参考。战国，很多大国都拥有几十万军队，秦国军队，甚至有百万之众。很多大战，杀伤是以十万为计。总体数字，估计与西汉差不了多少。 战国时期，攻城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孙子·谋攻》说“十则围之”。《墨子·备城门》也说，当时守城，敌人10万，四面来攻，攻城队形，最宽是500步，4，000人足以应之。其他三面，用不了多少人。投入兵力，大约有10，000人也就够了，敌我比例正好是10：1。攻城是十倍于敌，守城是以一当十。 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技术含量最高，要属攻城术和守城术。刘歆《七略》的《兵书略》著录了四种兵书，攻城术和守城术属于最后一种，古人叫“兵技巧”。此类兵书几乎全部散亡，只有一部书保存下来，就是《墨子》的城守各篇。这是讲守城的经典。

　　“方形”可能是很多人对中国古代城市形状最为深刻的印象了，对于这一现象很多人将其归结于主要受到“天圆地方”观点的影响，不过这一观点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

　　就建造技术而言，与其他形状，尤其是圆形城市相比，虽然相同城墙长度的方形城市所能包容的面积较小，但在建造时所需要的测量技术和工程技术是最低的，而且由此一来城墙之内的面积更为规整，也有利于对城内土地划分。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经由规划、迅速建成的城市绝大部分都是方形的，如罗马在征服过程中兴建的数量繁多的军城，西方殖民者在美洲修建的众多的殖民城市。

　　中国古代也是如此，那些事先经过规划的都城基本都是方形的，如隋代的大兴城，也就是唐代的长安，其外郭城东西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近乎于规整的长方形，但如此宏大的城市其兴建时间仅仅9个月;稍后兴建洛阳，其外郭城东西约长7300米，南北约宽7200米，其修建时间也只有10个月。这两座规模宏大的都城修建得如此迅速应当与其采用了最为简单的方形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采用方形或者近似于方形的都城还有曹魏邺城、北魏洛阳、东魏北齐邺城、北宋开封、元大都等，它们或是完全新建，或是在原有城市基础上规划新建的。此外，历朝历代新建的地方城市以及汉代的边塞城堡、明代的卫所、清代的满城，凡是当地条件许可，大都也是方形。因此，与其说中国古代城市采用方形是“天圆地方”的影响，不如承认城市规划中方形最便于建设。

　　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某些城市兴建时被特意规划为圆形，如上海以及清乾隆十九年(1754)修建的凤阳府城、19世纪兴建的台湾宜兰县城等，只是这样的城市数量很少。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规划而成的方形城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大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会发生“变形”。导致这种改变的最为主要的应当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中国古代城市的城墙并不是城市范围的界线，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城市在主要交通干道所经的城门之外往往发展出规模不等的聚居区。战争期间，为了保护这些聚居区的居民，就会在老城之外修筑新城，使得原本方正的城市变得“奇形怪状”。

　　譬如北京，明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之后，城市的整体轮廓大致为方形。由于北京的主要交通干线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干道和由南而来的大运河，因此在城市以南聚集了大量人群。嘉靖时期，受到蒙古俺答汗的威胁，试图围绕京城修筑一道外城，但由于经济不济，最终只围绕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南地区修筑了一道城墙，这也使得原本方形的北京城变成了凸字形。

　　明清时期，由这种原因造成城市“变形”的例子非常多，北京之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兰州、西宁、固原等，根据统计大约可以占到当时1500多座府州县的10%以上。

　　还有一些城市形状的变化与军事因素有关，如榆林，明初只是一处军屯，正统二年(1437)才修筑了土城，由于级别很低，城池规模很小，形状非常规整。此后，因北部防线逐渐吃紧，榆林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原有狭小的城池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官署、军队的需要，因此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弘治九年(1496)和正德十年(1515)三次扩建，其形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如清《榆林府城图》所表现的，榆林城的中轴线上存在大量楼阁，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极为少见，这些楼阁中的一部分正是多次扩城后留下的原来城门的遗迹。

　　清代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在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市内部或者附近修建了满城，用于驻扎八旗军队。如银川，也就是宁夏府，原本城市的形状近似为东西向的长方形，而新建的满城为正方形，都较为规整。但由于两座城池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和人员的交往，沿两城之间的道路两侧发展起来的聚落逐渐将两座城池合二为一，因此其形状也逐渐变得不规整。类似的还有乌鲁木齐、呼和浩特。

　　另外，还有一些夹河而形成的双城，这种城市形状的形成往往与军事有关，如以关羽水淹七军及金庸笔下的大侠郭靖和黄蓉而闻名的襄阳和樊城。襄阳和樊城对峙于襄江两岸，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南北通道，不过由于中国历史上通常是北强南弱，位于南岸的襄阳往往成为北方政权控制南方的桥头堡，因此行政地位一直较高，而位于北岸的樊城除了短期作为县城之外，大都附属于襄阳。自汉代以来，襄阳的城墙多次改筑，基本近似于方形，樊城的城墙则时修时毁，大致沿着襄江河岸东西延伸，呈长条形，由此构成了典型的夹江而成的双城形状。类似成因的双城还有很多，如湖北武汉、江西瑞州等。

　　除了方形城市的变形之外，很多城市，尤其是那些修建于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城市，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往往要将周围的制高点纳入城内，因此形成的城市轮廓通常非常不规整。如泉州，最早兴建于唐代，当时只是围绕晋江岸边的山丘而建的一座长方形的城池，此后随着晋江向南的摆动以及海岸的堆积，城市在唐宋时期不断拓展，但每次拓展都将临近的具有军事防御价值的山丘以及江边和海边新堆积出来的陆地囊括到城内，由此城市的轮廓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城市有时后人会根据其形状赋予一些美好的别称，如泉州就被称为鲤城，山西的宁武府城就被称为凤凰城。

　　此外，有些城市因地形的限制无法修建得很规整，如宁波受到余姚江、奉化江等河流的约束，城市形状为不规则的卵形;又如，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重庆，受到两江之间陆地形状的影响，整座城池的形态也极不规则。

　　​北魏洛阳城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与扩建，至宣武帝时建成规模宏伟的北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单一的宫城正门前形成一条直达南城门的御街--铜驼街，重要的衙署府邸分布于街的两侧。御街与其后的宫苑构成了城市的中轴线，开创了我国皇都规划的新格局。结合城内的宫苑建设，对洛阳的水系又做了一次全面的整治，并在城的西北角增建金镛城，以加强宫城的防御能力，保障皇居的安全。

　　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功能分区较之汉，魏时期更为明确，规划格局更趋完备。内城即魏晋洛阳城址，在其中央的南半部纵贯着一条南北向的主要干道--铜驼大街，大街以北魏政府机构所在的衙署区，衙署以北为宫城(包括外朝和内廷)，其后为御苑华林园，已临近宫城北墙了。干道--衙署--宫城--御苑自南向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是皇居之所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它利用建筑群的布局和建筑体型变化形成具有强烈节奏感的完整的空间序列。

　　北魏洛阳城的特点:1.这个城市完全成熟了中轴线规划体制。2.构成宫城，内城，外城三套城垣的形制。3.主要的大内御苑华林园位于城市中轴线的北端。

　　唐长安城

　　唐长安城，即隋大兴城，是隋唐两朝的首都，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和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城市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唐长安城的人口一百多万，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划布局最严谨的一座繁华城市。规划者严格讲求左右对称。全城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之间的连线，也即承天门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以此为中心向左右展开。为突出北部中央宫城的地位，以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等一组组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压在中轴线的北端，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地上的城市往往是天上的写照，从而使城市称为宇宙的象征。"天子"居住的都城更是如此，唐都长安城这一人间杰作亦不例外。长安城总体上是中轴对称的格局，设计时参考了邺城和汉魏洛阳城的布局。长安城设有东西二市，是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在城市的东南方建造的芙蓉园，既是一座皇家园林，同时也定期向平民百姓开放，既可美化环境，又可成为民众的游览场所，是中国古代城市史上的一大创举。

　　宋东京城

　　东京原为唐代汴州，北宋王朝在此建都，东京地处中川大平原水陆交通方便具有经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以洛阳为西京，大体上类似唐代的两京制，形成"太平则居东京通经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的格局。

　　东京共有三重城垣:宫城，内城，外城，每重城垣之外都有护城河环绕。外城又称新城，是后周时扩建的，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略近方形，为民居和市肆之所在，设城门13座，南三，北四，东西各三。内城又称旧城，即唐汴州旧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除部分民居市肆外主要为衙署，王府宅邸，寺观之所在，设城门七座:南三，北一，东西各二。从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到内城正南门"朱雀门"是城市中轴线上的主干道--御街，向南一直延伸到外城的正南门"南薰门"。此外五丈河，金水河，汴河，蔡河贯穿城内，连接江淮水运，跨河修建各种样式的桥梁，包括著名的天汉桥和虹桥，形成便捷的水运交通，更促进了物资交流和商业繁荣。汴河是南北大运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东京通达江南的水运要道。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质源源不断的运抵京都，从而使东京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汴河就没有东京城的繁荣。五水贯都形成的水网不仅繁荣商业，而且解决了城市供水以及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东京城的规划沿袭北魏，隋唐以来的皇都模式，但城市的内容和功能已经全然不同，又单纯的政治中心演变为商业兼政治中心，为了适应城市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取消包围坊里和市场的围墙，打破里坊制度，改为街巷制，主要街道除天街外都是商业街，使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变化，推进了商业的发展。由于人口稠密，用地紧张，热闹街市的铺面房屋多为两三层，以酒店居多，故又称酒楼。为了防火，城内分布着若干座望火楼作为火警观察哨，另在各坊巷设置军巡铺面，以便随时巡回救火，这些都是宋以前的城市所谓有过的。

　　元大都

　　元大都，北京城的前身，原金中都。城略近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城为三重环套配置形制，共有11座城门。皇城位于外城之南部略偏西，周围约10 公里，皇城中部为太液池，池之东为宫城即大内，大内的朝寝两区的大殿成工字形。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总体规划继承发展了唐宋以来皇都规划的模式--三套方城，宫城居中，中轴对称的布局。但不同的是突出了《周礼 考工记》所规定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古制。社稷坛建在城西的平则门内，太庙建在城东的齐化门内，"后市"即皇城北的商业区，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大都城外由纵横的街道和胡同划分为50 个坊。城中设有三个主要的市，北市，西市，东市，也就是三个最大的综合商业区。城市商业网点的规划类似南宋的临安，除三个"市"之外，还有各种专业性行业街市和集市，分布城外。大街的两边排列着"胡同"，居民的住宅区即沿着胡同设置。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大量粮食输入京师的漕运任务大增，在营建大都时决定另择水源较为丰富的高粱河水系作为城市水源，由郭守敬全面主持引水工程规划，彻底解决了大都城的供水和漕运。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种:太液池，因水从西方来，故称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给;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较大，沿河设闸通船，所需水量很大。

　　明清北京城

　　明成祖继位后，自南京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在大都的基础上建成新的都城--北京，并确立北京与南京的"两京制"。将南城墙往南移少许，这就是内城。宫城即大内，又称紫禁城，位于内城的中央，城外围绕护城河--筒子河，共开四门:东华门，西华门，午门，玄武门。大内的主要朝宫建筑三大殿，整个宫城呈"前店后寝"的规划。中国古代将天空中央分为太微、紫微、天帝三垣。紫微垣为中央之中，是天帝所居处。明朝皇帝将皇宫定名为"紫微宫"(紫禁城之名由此而来)。当时的建筑师把紫禁城中最大的奉天殿(后名太和殿)布置在中央，供皇帝所用。奉天殿、华盖殿(中和殿)、谨身殿(保和殿)象征天阙三垣。三大殿下设三层台阶，象征太微垣下的"三台"星。以上是"前廷"，属阳。以偶阴奇阳的数理，阳区有"前三殿"、"三朝五门"之制，阴区有"六宫六寝"格局。清代时北京的坊、街、巷、胡同多有变迁和易名，但大体沿袭明代规模，皇城的情况则随着清初宫廷规制改变而由较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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