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正是属于中国最当代的一种影像，是一个时代的审美”

郑瑟

　　以前形容女生长得好看，会说你长得好像挂历上的。

　　据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星红不红，要看能不能上挂历，那时候没有PS，都是原汁原味的美女。

　　“那时候的挂历是没有库存的……新华书店经常整面墙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挂历，真是‘琳琅满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金光远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在内容纷杂的挂历中，衣着清凉的美女挂历夺人眼球，摄影师刘卫兵在《回望20年》的书中回忆，当时满大街飘荡着“比基尼、三点式”美女挂历。九十年代，国家新闻出版署下令，比基尼泳装挂历的画面限于体育活动，不得选用当代裸体摄影作品，“可通知归通知，人们喜欢看，有市场……人的内心都是爱美的，可当时人们在电影、电视和出版物上能见到的美很少，又没有休闲娱乐，只好看看挂历上的美女满足一下审美需要，也算解解馋吧”。

　　迪斯科、披肩发、流行歌曲、朦胧诗、裸体画、“伤痕文学”“星星美展”……有人将中国的80年代与20世纪初俄国的白银时代相提并论，大家对美的好奇和未来的憧憬，在久经禁锢后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美人挂历的产生便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但“美人”走上挂历，仍需一段艰难的历程。北京摄影师梅生曾回忆说，最开始流行的是风光挂历，其特点是一要“有色儿”，四季分明，春花秋月、白雪青山;二是“打远”，就是要有大景深，近处远处都是实的;第三则是要“有点儿”，意思是所拍摄的景色要有名气，比如三山五岳。

　　奚天鹰没想过，为方舒拍摄的这张生活照会被印成挂历。之前，他只为单张年历拍摄过古装美人。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此之前，这属于‘封资修’，是要被打倒的。”

　　1983年年初的一天，奚天鹰和中央影视公司的几个朋友聚会聊天，突然发现每个人手里都有几张知名女星的肖像照。他灵机一动：是不是可以集中起来，出一本挂历?

　　在杭州市武林路125号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暗房里，当时社里几乎所有的领导，以及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人事处处长都被邀请来，观看这12张“可能会惹麻烦的照片”。

　　此前唯一可供参考的案例，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出版的一本影星挂历。但那是一本双月历，画幅较小，只有8开，6位影星分别是陈冲、刘晓庆、张瑜、陈烨、黄梅莹、麦小英。据承印这本挂历的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徐志放撰文回忆，为拍摄这本挂历，在扬子饭店辟了一间专室，请专人化妆，但既没有背景也无布光，拍成120彩色反转片后制版。

　　虽如此兴师动众，但终因“文革”刚过，对各方态度都没有把握，最终只刊印了2万册。没想到，发行后供不应求。但无论出版社还是印刷厂，都没敢再版。如今，要出版一本13页的美女挂历，命运会如何，没人心里有把握。

　　照片投影在巨大的幕布上。大家被画面中洋溢的青春和美所震撼，又有些隐隐的不安，但谁也说不出哪里不妥。看了几个小时，讨论仍围绕着“头发是不是应该遮住耳朵”这样细枝末节的问题打转。

　　会议做出了没有决定的决定：还是让一把手拿主意吧。

　　社长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为了赶进度，特许奚天鹰坐飞机赴京。在华都饭店，奚天鹰把全部样片摊在社长面前。社长一张一张地看，依旧举棋不定：“要不让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给点意见吧。”

　　于是，奚天鹰又拿着样稿赶到天津，找到正在开会的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向他汇报工作。奚天鹰记得，刘杲把反转片的样稿一幅一幅拿起，对着阳光仔细审视，又一幅一幅放下，不发一言。奚天鹰紧张地站在一边，一个字也不敢说。

　　出版一本挂历，最终要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同意，这绝非小题大作。

　　身为摄影师，奚天鹰对这段时期中国的变化感受极为强烈。整个70年代，中国既没有思想上的审美，也没有身体上的审美。他还记得，1981年时为沈丹萍、刘晓庆、张瑜等当红女影星拍摄杂志照片时，手里的相机始终在挣扎。他无法克服内心的恐惧。最终，仍是放弃了拍摄带有身体曲线的照片，把镜头上移，只拍摄肖像照。

　　也是在那一年，艺术家徐冰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素描时，第一次使用了裸体女模特，那位女模特背对着绘画者，怎么也不肯转过身来。有报道说，脱掉袍子的那一刻，模特紧张得浑身发红，小声哭了出来。1983年拍摄的电影《原野》被禁了7年，原因是刘晓庆在剧中的一个时长不到一秒的镜头：胸部的扣子开了。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陈醉，当时刚刚研究生毕业，完成了一本名为《裸体艺术论》的专著。为了通过审查，申报时，书名被改为《人体艺术论》。

　　然而整个社会对美的向往，以及其所象征的美好而自由生活的追求也不断从缝隙中钻出来。衣着变了，发型变了，年轻的姑娘，开始向往用眼影、胭脂和口红打扮过的面孔，小伙子们，开始迷恋《大众电影》一类封面有女星照片的杂志。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出版发行一本全是影星的挂历，不仅牵扯到市场，更牵扯到政治。

　　回到1983年的那个下午。沉默而仔细地看完了所有样片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终于转过头，对奚天鹰说：“这些演员的照片都很健康，我看，没什么不可以出的嘛!”

　　这本名为《影中人》的挂历一摆上当年的订货会，出版社会计的算盘就噼哩叭啦响个不停。

　　“22万3千本?没算错吧!”奚天鹰吃惊地问。会计把各大新华书店的订单重新又加了一遍——没错。而此前，一本普通挂历能有两三万的预定量，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业绩了。

　　《影中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起，其他地区的美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明星挂历，并逐渐汇聚成一股持续十余年的潮流。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娄德龙在求学期间对中国的挂历审美做过专门的研究，并为此收藏了近三千张挂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挂历热，既与贫困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相匹配，也与长期处于思想枷锁后突然的思想解放相适应。“那个时期的美人挂历的标题往往是‘韵’‘纯’‘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定义，但画面中的女性，眼神又都是热辣的。可以说，在信息流动尚不通畅的时代里，挂历成为中国人审美启蒙和性感启蒙的重要载体。”

　　浙江人美社当时的摄影师钱豫强也深有感触。在农村老乡家里，他不只一次看到自己拍的挂历被一张张撕下来，贴满了整整一面墙。“每个月只看一张不过瘾。”老乡对他说。

　　旺盛的需求使得片源、挂历摄影师和模特都极为紧俏。多数出版社要提前向多位摄影约稿，才能完成一本挂历的组稿。

　　摄影评论家梅生曾以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个表演班为模特，为挂历拍摄过照片。一个是巩俐、史可所在的1985级，另一个是徐帆、陈小艺所在的1987级。他在回忆文章说，因为约稿的出版社多，许多人都采用“套裁”的方式拍摄。

　　“套裁”是服装工艺名词， 指在一块布料上裁制多件服装的裁剪方法。挂历拍摄的“套裁”，就是一个模特拍摄多个角度和构图，“这样付给模特一笔劳务费，就能出来三套片子”。

　　“但是到了订货会上，出版社就傻眼了：各家出版社拿出的挂历上，模特和造型都大同小异。”钱豫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为了获得独家照片，开风气之先的浙江人美社后来把钱豫强调岗为专职挂历摄影师。

　　玛米亚RB67型相机，柯达彩色反转片，杭州武林路125号老式四层楼办公楼里不足五十平方米的影棚和暗房，钱豫强拍摄了整整30年美人挂历。

　　钱豫强还组成了一个今天看来颇为传奇的“铁三角”：担任化妆的是当时到杭州闯荡、初涉化妆界的毛戈平;负责服装的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服装设计师吴海燕，那时，她刚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不久。

　　那时，挂历拍摄采用纯机械的大画幅单反相机，没有强大的后期PS技术，完全靠拍摄时的测光精准度和对画面质感的精准把握。脸部一个细小的瑕疵都会对画面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摄影师与化妆师必须紧密配合。毛戈平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条件下不断提高了化妆技巧。

　　中国的时尚革命也反映在挂历中：厚垫肩、萝卜裤、迷你裙、蝙蝠衫……这些新潮的港台潮流最初都是由挂历女郎带来的。钱豫强说，那时的很多挂历，会在每一页的背面，印上正面模特所穿时装的裁剪图纸。

　　这种时尚有时还会影响舞台艺术。钱豫强记得，他曾拍摄过一组越剧女演员的挂历照片。当时的越剧女演员，要在上衣的戏服里穿一件宽大的对襟内衬，外面再罩一层乔其纱，既古板，又沉重。拍照时，他索性把里面的内衬去掉，换上红色肚兜，在淡粉色的乔其纱下，或隐或现，灵动活泼。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在舞台上也都这么穿了。

　　1989年的一天，《浙江日报》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一则广告：招聘“美女”。这是一则浙江人美社的招聘挂历模特的广告。

　　当时社会上对美人挂历已有些批评之辞，此时已是人美社副总编辑的奚天鹰对广告的效果有点消极。但结果出人意料。海选当天，600多个青春少女将杭州市少年宫塞得满满当当。但身为评委的奚天鹰印象最深的，是在门口看到的一个怯生生的身影，无论如何不敢走进去。一问，才知道女孩的父亲文革时曾是美院的造反派，害怕被人瞧不起，但又渴望能改变命运。奚天鹰说：“就像现在的电视选秀一样，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孩子，素人和明星之间，可能就是一张挂历之隔。”

　　挂历堪称那个时代的一个新媒体，既是一个流量入口，又是名利出口。挂历摄影师，便是第一把关人。每到招生季，钱豫强都会接到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招生办的电话，请他推荐学生;他也常常收到附上生活照的信件，以及来自亲朋的推荐;甚至，相熟的艺术团体如有空缺，也来咨询。

　　周迅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提到，她走进演艺圈，要感谢5个人，第一个就是钱豫强。

　　1990年，钱豫强到浙江省艺术学校去挑选模特，在舞蹈教室门口撞见了周迅。一众美女中，周迅皮肤黑黑的，瘦瘦小小，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脸还有些大。但钱豫强一下就相中了她。“她一边练习舞蹈动作，一边和其他女生打闹，眼睛里全是戏，顾盼生辉，流光溢彩。”

　　挂历上的周迅果然将她特有的青春灵动展露无遗：小麦色的皮肤，素绡的裹扎恰到好处的露出了锁骨，夸张的双层大耳环掩盖了略宽的脸庞，双眸明净，有一种勇敢的羞涩。周迅说，导演谢铁骊正是看到了这张照片，才在1991年拍摄《古墓荒斋》时，选中她扮演其中的“周公子”。

　　周迅之后，钱豫强看好的另一位模特是陈丽峰。她最为人知的角色是央视版《笑傲江湖》中的仪琳。金庸在书中这样描述仪琳：“秀色照人，恰似明珠美玉，纯净无瑕。”

　　陈丽峰最终没能在影视界闯出一片天地，但在油画界成为了名模。钱豫强分析说，相比于彩色反转片，油彩涂抹对细节不太关注，陈丽峰特有的静谧，反而创造出一种失真的朦胧的美，既婉约又疏朗。“挂历终究是一种通俗艺术，要的是热烈而张扬的美，追求的是一种跃动的美感。”钱豫强说。

　　整个90年代，“挂历大战”年年都会打响。《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介子平在《挂历风云一瞥》中写道，1995年，浙江人美、浙江摄影、西冷印社、中国美院四家出版社当年的挂历总发行量达210万册，许多品种单册印刷都达到了10万册以上。每年12月中旬，各大新华书店里的挂历已大部分脱销，存货很快也批销一空，出版社每年都会紧急加印十余万本，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那时的挂历，是没有库存的。”奚天鹰说。

　　价格也节节攀升。用80克国产铜版纸印刷的对开低档挂历，1987年的平均价格为每本8元，1988年就涨到了11元，此后以每年增涨3元到4元，到1995年时已涨到了40元。用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刷的高档挂历，在1995年的最高定价为288元。

　　挂历为出版社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效益好的那几年，奚天鹰原来的日本玛米亚相机，换成了瑞士哈苏相机。他骄傲地回忆，当时浙江省各个出版社集资盖楼，需要200万元，“人美社第一个交齐了钱”。

　　挂历界当时有个说法，南有钱豫强，北有贾育平。座标北京的自由摄影师贾育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红火那段时间，一有新片拍就，立刻就有出版商想方设法拿到他的样稿，然后照猫画虎找来长相相近的演员，制作相同的服装，拍出一张相同造型的照片，拿去印刷。这是那个时代的“盗版”模式。

　　在贾育平的印象中，最红火的要算1993年。那年他一共拍摄了47本挂历，最贵的一本卖了3.8万元，一共挣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大多数被他用来更新相机和镜头。京城摄影圈一度流传“贾育平家里有100多万的摄影器材”，便由此而来。

　　利益也催生了欲望。

　　当时，出版及销售挂历需要有新闻出版署核发的书号，搞不到书号的人便铤而走险。比如，1991年后，浙江义乌出现专门非法印制挂历的“挂历村”。盗印的渠道有很多，比如不经出版社允许，与印刷厂串通私自加印，或直接向别的印刷厂购买挂历版样印刷，一些实力较强的，还会自己拍摄一些着装暴露、尺度极大的女性照片，以扩大销路。

　　“那是个时尚疯狂增殖的年代，就像经济快速发展，美学也在大跃进，所以难免出现粗劣。”钱豫强说，“但我不愿意拍那种题材。”

　　果然，媒体上出现了对挂历美女审美的批评后，国家新闻出版署随后也推出规定：挂历中的女性“三点式”照片，必须在体育场馆范围内摄制。

　　那个年代的镜头里，不管是小腿肚上紧绷的肌肉还是胳膊上晃动的赘肉，姑娘们都大方地展示着自己真实的身体，千种韵味，没有唯一标准。用那日松的话说，“这真正是属于中国最当代的一种影像，是一个时代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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