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一带一路”的主人

成舍我

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埃及、老挝、沙特、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代表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各国將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將给沿线国家带来无处不在的经济机遇，集中体现在数字经济合作领域。数字经济有助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力、打造新兴产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数字经济强国，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在移动支付、智慧城市和数据经济等三个领域的合作將值得期待。

在移动支付合作方面，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移动支付系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移动支付所引发的巨大洪流，正在改变著世界的营商模式和消费模式。中国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先进的移动支付技术，推动沿线国家全面转用移动支付方式，此举不但可降低交易成本，为消费者的支付和消费行为来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和便捷，也可提供更多有用的营商、消费大数据，为各国的企业带来新的经济机遇。

智慧城市合作方面，近年来，智慧城市被视作新的增长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选择。隨著移动互联网、资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有277个智慧城市和3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中国已从最开始的智慧城市的学习者转变成了全球引领者，中国企业可通过自身的资源、经验、技术和开发模式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共建智慧城市。此举不仅有利于提升沿线国家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沿线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准，使商务、教育、医疗等一体化生活服务配套，推动沿线国家的现代化进，让沿线国家的民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数据经济领域合作方面，在众多行业领域，加大开放沿线国家政府的资讯数据的力度，將产生巨大经济效益。通过合作，各国政府可以做到开放免费的公开资料，被民众用来创立新事业，创立更多提供新公共服务的产业以造福人类。如开放政府资讯数据，能够帮助企业从资料中挖掘、重组，“混搭”出更具价值的创新。而且，隨著互联网技术的日新夜异，资讯储存系统越趋廉价和互联网在全球的不断普及，能够把开放资讯数据提升至全新的应用领域，不但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更有可能在过程中改变今天的世界。

未来，中国除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进行合作之外，还应探討共同利用数据经济的机遇，通过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据丝绸之路”，打造数据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最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赵磊在党的十九大之后赴欧洲三国访问——荷兰、捷克、奥地利，三国均对“一带一路”高度关注。中国机遇对欧洲特別是中东欧的影响是扎实显现的。例如，2012年赴捷克旅游的中国人只有3万人，到2017年赴捷克的中国游客达到了50万人。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场演讲中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参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有两重风险：债务风险、就业风险。那么其实究竟如何？

判断“一带一路”是机遇还是风险，要看其內涵实质，即如何定位“一带一路”，今天国际社会需要互联互通，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后依然需要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早期建设需要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长期建设需要政策沟通、人心相通。

债务风险已经严控

蒂勒森认为，中国为获得基建专案而进行的投资，將致使接受投资的国家形成庞大债务。从投资合同上分析，蒂勒森还强调称，被投资国很容易陷入债务不履行困境。东南亚国家还是应该以美国为核心，团结一致地对抗中国强势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能被中国庞大的资金所控制。

在早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重要基础设施专案通常需要数十亿、百亿美元的投资，且投资週期长，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主力。这样的专案往往需要多方或多个国家的参与，中国国內的银行或专案国家的银行在资金规模和服务能力方面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共商、共建、共用。过去4年，中国政府一方面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臺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基于BOT形式的PPP模式，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同时，“一带一路”越来越重视能够发挥软联通作用的轻资产专案，这些专案的主体往往是民营企业、跨国公司。

对很多国家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债务风险而是连必要的基础设施都没有。例如，老挝处于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地带，但该国的交通非常不便，国內仅有一条约3.5公里长的铁路，还是于2009年才通车运营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420公里的中老铁路开建，承载著老挝从“陆锁国”到“陆连国”的转变之梦。建成后，將极大提高该国运输效率和便利化水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老铁路专案预计总投资70亿美元，折合人民幣约400亿元，由中老双方按70%和30%的股比合资建设，中老铁路是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並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的境外铁路专案。在投融资安排上，曾出现过质疑，认为总投资70亿美元，超过老挝年度国內生产总值的一半。认为中老高铁给老挝带来高负债的说法，源于只看到70亿美元投资总数额，而中老铁路由中老双方按73的股比合资建设，老挝需要承担的只是总投资额中的30%，即为21亿美元。而且对于融资，中国给予了老挝足够的优惠政策。首先，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提供30年期低息贷款，老挝需承担的总额是21亿美元，不算利息，按30年的还款期限计算，每年也只需要还款0.7亿美元。此外，中老双方同意以“资源换资本”，老挝主要向中国提供钾碱。

总体来看，在“一带一路”专案的投融资问题上，中国坚持“一国一策”、因地制宜。例如，中泰铁路，泰方是独立自行融资。在实践过程中，在“一带一路”专案建设中，中国坚持以经济社会效益为导向，严防给专案国造成新的债务风险和財政负担。

就业风险也是就业机遇

隨著中国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警惕心理正在加强。蒂勒森认为，中国在投资参与海外基建专案时，不会热衷雇佣当地居民，反而有大量的中国劳动力被输出到当地，以缓解中国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因此，基建专案与中国的合作，在增加当地就业上也没有好的作用。

从理论上分析，基础设施领域的就业创造潜力十分明显。有研究表明，每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將带来1.3万~2.2万个就业岗位，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创造潜力將更大。此外，中国企业也在改变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之前，很多企业在海外认为，有专案、不污染、能纳税就是履行社会责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明白要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即要实现充分“本土化”(in where，for where)。例如，自中远海运集团接手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业务以来，不但没有无故解雇工人，反而直接提供和创造就业岗位2600多个，间接提供和创造就业岗位8000多个。曾经的债务危机重创希腊，公司和商铺一家接一家关闭，但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附近的商铺和公司的合作伙伴则成了例外：不但没有关闭，生意还越来越红火。

持久就业不仅要解决工资问题，还要解决技能问题。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由红豆集团等中国企业联合一家柬埔寨企业共同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笔者2016年6月赴该园区调研，当时区內已引入来自中国、欧美、日韩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102家，其中84家已生产经营，从业人员达1.6万名。西港特区开创了数个“第一”：柬埔寨政府批准的最大的经济特区；西哈努克省发展最好、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特区；第一个联合中国高校培养留学人才的经济特区。红豆集团组织了中方大学生免费讲授中文，资助柬埔寨优秀青年来红豆大学和无锡商院深造；联合无锡商院开办西港特区培训中心，至今已培训当地工人2.3万人次。

可见，“一带一路”的就业红利是实实在在的。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8万个。

大家都是“一带一路”的主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弥补美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治理赤字。2017年8月，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跨境资本流动缩水了65%。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跑到世界各地慷慨投资，而纷纷提出“某某优先”的口號，本国的工人和就业比海外投资更加重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动力熄火。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由1.8万亿美元下降至近1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却与日俱增。所以，“一带一路”不仅有经济功能，也有和平与安全功能，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流动性变差导致各国的经济粘性变弱，战略互疑大大增强。

经济下行、互动下降、信心缺失，往往使人们主观上认为陷阱颇多，如防范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执政者可能遇到的“塔西佗陷阱”现象、新兴大国崛起中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家面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一带一路”不是陷阱，而是机遇，致力于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可以判断，即使没有“一带一路”，中国人也要全面对外开放，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国际社会也要经济合作、文化通心、智慧对接。“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合作共贏的机遇，不要动不动就谈中国在设置陷阱。客观地看待、评估“一带一路”，不需放大，也不必矮化，在这一倡议的建设进程中，大家都是主人。

根据网易、新华网等综合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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