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郑瑟

　　1月13日，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的主题进行深入讨论。专家认为，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谋划经济工作的根本指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王安顺致辞并主持开幕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萌，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论坛第二单元分别作主旨演讲。

　　李伟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我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他提出，2018年是我国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年。展望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总体判断，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苗圩在主旨演讲中说，过去几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各级政府到各行业、各企业，围绕着振兴制造业、建设制造强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未来，工信部将着力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着力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和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推动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着力推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厉以宁在题为《效率的潜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实现超常规效率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消除X负效率。经济学上，效率包括三种，即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其中，由于存在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不一致，微观单位中个体间存在矛盾，或者有各种地方观念以及工人未能摆脱惰性等原因会产生X负效率。消除X负效率可以采用目标分解、求同存异、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在新时代、新观念之下，X负效率将会逐步减少，我国经济将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辜胜阻在主旨演讲中说，推进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创新驱动供给侧，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二是要以“破、立、降”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三是要以改革引领来提供制度供给，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围绕“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途径”，韩俊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旗帜、大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强化钱、地、人等要素的供给，解决长期以来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的问题;二是强化制度性供给，通过改革创新要彻底打破城乡人才资源双向流动的制度障碍，解除要素下乡的制度限制，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的各种资源要素活力。

　　李萌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当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可能有千条路万条路，但创新驱动是必由之路。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历史性交汇，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赶超的机遇，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能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未来怎么样?十九大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蓝图，我们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去解释。

　　第一个节点是2020年。经过我们的测算，按照2016年的美元计算，2020年我们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1.2万美元。

　　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远不只收入水平这一项。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27%至30%左右。到了2020年，中国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迈入了平均水平之上。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全球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很高，但是有大量的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两极分化严重。所以，到2020年，当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同样可以使全球不平衡的格局大大改善。2020年绝对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把过去非常贫瘠的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富裕农村。

　　2035年，十九大描绘的蓝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层面上而言，我们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30强，而且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0%。这个意义很重大，按一般的发展规律，只要人均GDP到了美国的50%，经济就会比较稳定，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折算下来，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2倍以上。

　　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跟西班牙差不多。老百姓收入水平高了，社会民主、法治、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百姓的心态，都需要跟上。

　　2050年，我国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收入和法国差不多。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70%，GDP总量是美国的2.8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前景。2050的发展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法治、民主、文明建设得更加完善。

　　2020、2035、2050，这些美好愿景会不会太乐观?事实上，这样的推算是保守的。比如达到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标准，只要我们在前面的13年按照5.5%去增长;接下来的10年按4%增长--4%是最近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发展速度，不算很高;再接下来最后那10年按3%增长--3%也不算什么，美国也有几年增长速度达到3%;按5.5%、4%、3%这个标准区间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有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国际经验证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砸锅卖铁，老百姓连金戒指都卖了，韩国第一国民银行也被卖给了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整个金融体系元气大伤，优质企业也得不到融资。

　　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拉丁美洲国家、当年的东南亚国家、韩国都是这个情况，别人忽悠他们，借钱给他们。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你们的经济发展好像不太好，你们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们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叫“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目前是储蓄大国，同时我们从外面借钱非常谨慎。

　　关键在于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身没有建设好，过分依赖贷款、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的交易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去抛售。这一些商品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公司破产，金融体系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

　　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也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

　　目前，中国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约合23万亿美元，而央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现在的换汇制度，只要有5%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的流动恐怕都需要管理，绝对不能听一些所谓的国外主流学者、经济学家的忽悠，这条线是不能碰的。如果把这些银行存款和现金逐步转换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债和国债、地方债，使流动性下降，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大国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很多表现，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从经济层面来讲，我们现在集中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即使是两个相邻的省份，经济状况差距依然很大。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不平衡恰恰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生产力要素，要流动起来:或者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从安徽逐步挪到江苏省。

　　提高劳动力素质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现在北京快递员的平均月收入还不错。他们也应该是最有忧患意识的群体。因为未来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说到底这是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要效率上去，“周末不休息只加班”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对标东南亚、印度是不行的。未来，快递小哥、工人等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这是关键。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快递小哥们会不会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取代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工作就被机器取代了，届时上百万的快递小哥怎么就业呢?一定要依靠教育、教育、再教育，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去适应未来需要。

　　我们现在的短板在哪里，事实上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收入可能很高，大量的学生初中毕业赶紧去就业，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将被机器替代，必须转变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点对应的政策，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要多学点软的技能，包括心理学、历史、外语等内容，这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政府与市场同向使劲，比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政府也必须给相关的家庭提供经济激励，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经济动力去读书，而不是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工资日益高涨的打工大军。企业也必须有激励，多雇佣短期来看工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简单的年轻的初中毕业生。

　　合理应对老龄化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来解决。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老有所乐也行，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

　　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人最怕的是健康出问题，长期住院，给社会、家庭带来负担。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新型开放发展战略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必然要走出去投资。投资的学问很大，投资不仅不能浪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要获得好的回报，而且要对世界作出新贡献。“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支持周边沿线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兄弟国家搞建设，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也是一个世界梦。

　　海外投资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走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钱多、人傻，被世界笑话。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多给人家钱，别人反而会瞧不起你，会认为你傻，认为你不精明。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理论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面对误解和曲解，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立不住脚，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难有发言权。

　　十八世纪60年代，英国人搞工业革命，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我平衡。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人都能发挥效益，且人人都从中受益。亚当·斯密不仅创造了理论，还创造了一种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接近一个世纪后，马克思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他的《资本论》有着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潜在的本质性矛盾。马克思的理论恰好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并指导了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和理论。

　　1933年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英国人凯恩斯作为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佣工人从事劳动。他的思想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没有出经济学的大家，没有出思想家为自己辩护。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的教授阿尔文·汉森，把凯恩斯主义引入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可见当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还是落后的。阿尔文·汉森的学生萨米尔森奠定了很多经济学的基础，建立了现在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萨米尔森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完美者，但是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起，称为古典综合。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一步一步地发展，总体而言，称得上成功。但是坦率地讲，思想层面有点欠缺，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宏观稳增长态势下的新旧动力转型的阶段，旧动力逐步出清和转型、新动力逐步接替。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在“基建+房地产”的传统增长模式的动力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将增长动力平滑切换到消费等内需，以及创新、转型上来。而金融监管架构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使得金融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财富网：您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哪一阶段?有何特点?

　　巴曙松：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影响深远的经济转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新经济替代旧经济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从金融市场的变化来看这一转变。

　　金融市场主要通过市值比较来评估，上市公司市值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影响力的转变。目前市值最大的中国公司是腾讯，近一周腾讯市值达4.59万亿港币，约5千亿美金。十年前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中石油，最高的时候8.8万亿，现在不到2万亿。如此大的变化，不是中石油的管理层工作不努力，而应当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剧烈转变，进而反映到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变化。

　　目前，按照市值计算，一个腾讯相当于两个中石油，这从侧面体现出资本市场对两个产业的不同估值和看法。也可以说，新旧动力转换正在进行时，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行业分化整合期。2017年的中国股市有个特点，指数上涨而多数个股创出新低，三千多只股票中上涨的只有700多只，其他的跌出了新低，背后反映出行业在洗牌。如果买所有细分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里面市值最大的，这些股票2017年的组合模拟收益率超过60%。如果买到不同行业中处于后50%分位的公司，可以预期，其中多数股票在2017年的表现是缩水的，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出现整合，有一部分产能被去掉。对被去掉的那部分产能来说，这是在做减法，而对于剩下的产能来说，就在做加法。因为剩下的产能效益会不断上升，整合之后，去产能的好处就落在龙头企业上，这也是产业结构的转变。

　　中国财富网：从今年的经济增长来看，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为6.9、6.9、6.8，保持了一个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您如何评价目前的短期经济形势?

　　巴曙松：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考察，1997年，中国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举措，包括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注资股改上市，加入WTO，启动房地产市场，这几个政策的综合作用带动了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持续十年的上升期，到2007年是阶段性的高点。2008年碰到全球金融危机回落，到2009年触底，在以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带动下，到2010年的一季度增速超过10%。之后刺激力度逐步减弱、退出，这一阶段又叠加中国经济转型，所以增长速度在逐步回落。现在还是在回落探底、寻找新增长平台的过程中。

　　中国财富网：您所说的这种回落探底是否是新常态的一部分?

　　巴曙松：2012年、2013年后，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变化，我们现在把这叫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很小。从目前的情况看，2017年、2018年应该还是在6.5为中轴的上下区间波动。对比日韩经验，如果中国经济能顺利转型，在一个新的中速增长平台是完全有可能保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政策研究人员所理解的新常态：中国经济从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平稳转型，经济增长速度找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后站稳，此时的重点在于推动创新和转型，或者说宏观层面比较平静，微观层面则更关注的是分化和转型升级，这种特点预计会非常明显。

　　实际上这也就是新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旧经济出清和升级，新动力在逐步替代的过程。权威人士把这一走势称为L型，我理解是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经济增长速度慢慢站稳，L型的下边这一横站稳。从现在的经济增长态势看，现在可以说非常接近底部或者叫触底的验证期。触底的确切含义是基本站稳在新的平台。

　　因此，下一步的重点不应当过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重点要放到结构层面，怎么把新的增长动力培育起来。经济增长速度经过六七年的回落只能说现在逐步站稳了，但是新的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如何培育起来?如何促进新经济来替代旧经济?这可能是更关键的。

　　中国财富网：您认为旧动能和新动能分别指什么?新旧动能目前处于何种阶段?

　　巴曙松：先看旧动力，原来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三大块，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房地产是过去这么多年投资高增长的很大动力，基础设施也是政府重要的调控杠杆。现在制造业只是站稳了，回升还要找新的动力，要依靠转型升级。制造业站稳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去产能见到一定的成效，产能利用率实现快速回升。从金融方面来看，在制造业盈利有所回升的情况下，金融业相应的信贷增长明显恢复，实际上金融与经济也是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在2017年走出了长达54个月的收缩，从央行的企业设备利用水平和工业企业资产周转率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二季度后这一轮经济开始上升。企业杠杆率的斜率在慢慢趋平，这意味着企业的杠杆在去杠杆的压力下至少没有大幅进行扩张，进入盈利修复的一个出清期。

　　经济现在从需求端来看，经过回落开始大致站稳，生产性的投资略有回升，短期存在寻底过程。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原来“基建+房地产”的增长动力模式可持续性已经在减弱，怎么让它比较平滑地过度到内需消费和创新转型的新动力上，是经济政策真正需要关注的重点。

　　房地产投资已经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下开始回落。然而经济要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整个经济结构运行形成了一定的依赖惯性。2016年初经济有所改善，最初的动能还是来自房地产;无论是工业整体的营收，还是汽车、家具、建材、装修等细分领域，都和房地产的波动高度相关。要经济增长降低对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依赖，还需要在经济转型上付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财富网：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断加码，十九大正式将房地产调控的基调明确，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会出现转型?

　　巴曙松：房子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居住属性、实用属性，一个是投资属性。现在政策显然在抑制第二种，有的城市在限购里面已经加了一条买房五年之内不准卖出的规定。如果这个基调成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中长期基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必然会出现一个显著的转型。

　　十九大关于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定位所产生的市场影响，正在慢慢释放。首先融资渠道在发生变化，以前大家习惯批发式的开发贷款、按揭贷款，一次能做好多套，现在要换一种模式了。不让炒房，抑制过快价格上涨，鼓励使用，就使得房地产融资方式变化，倒逼卖不出去的房地产商拿房子进行出租以及开发其他运用渠道。

　　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信贷最活跃的银行是中国建设银行。建行做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建行成立一个房地产租赁管理公司，优势是有金融业的信用、低成本的资金，然后建行和开发商签约，一次性把十年八年的租金付给开发商。限购导致房子卖不出去的开发商，可以拿到租金，再去开发新房产项目，建行再租给居民常住，中间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跃的交易场景，给居民做一些配套金融服务，比如客户有一百万资产，可以到建行开个理财账户，建行把理财账户的经营跟客户房租之间做一个关联，这就把房子变成了可经营的资产。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个动向背后就可以看到市场的游戏规则慢慢在变。

　　对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当然也有很多疑虑，例如，深圳新房那么贵，房租并不高，开发商愿意吗?这主要看不同开发商的不同诉求。如果融资转型逐步做起来，实际上这个市场是很大的，粗略测算，中国居民持有的房地产市值在三百万亿左右，如果可以逐步把这三百万亿的资产盘活，有10%通过这种方式融资就是30万亿，目前无论上交所还是深交所，其市值也就是30万亿上下。

　　中国财富网：调控政策促使房地产市场转型，是否会使得房地产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下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什么阶段?

　　巴曙松：当前房地产调整的宏观经济背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国际范围内对比一下，美国、英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基本上人均GDP到一万国际元左右，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明显调整。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这个行业对经济贡献度逐步降低也是必然的趋势。

　　从需求端来看，2012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置业人口占比不断下滑，2015年的占比比2013年下滑了两个百分点，所以现在买房子的人数在下降，再加上全国总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置业人口占比下降也应当是一个趋势。

　　中国的房地产在全国总量上大致已经平衡。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做户均套数或者叫家庭套数比，日本和美国的户均套数的波动基本在1左右时，其新房需求接近顶峰，超过1.1之后就非常接近峰值了。从全国总量看，中国的户均套数比在2010年达到1，现在大致在1.06左右，总体上应该说非常接近新房需求的峰值状态。

　　再换一个角度对比，自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启动依赖，中国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作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和日本，特别是2008年危机后，美国、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在降低，中国反而在增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12年之后，跟美国和日本的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基本上趋同，正在变成一个常规的增长速度。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二手房交易迅速上升。因为新房需求减少了，大量房地产交易转向二手房和存量房。现在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是新房的三倍，这不仅仅是2017年，去年没有调控之前新房还很火爆的时候，已经开始呈现二手房上升的态势。

　　二手房的交易能带来很多新的业务需求，如租金、物管、装修这些方面。全世界房地产企业在分类方面，往往不同的交易市场有不同的上市公司类型划分。有的国家主要是重资产运营的阶段，要盖新房子，房企放在制造业;有的变成服务业，做运营装修管理;有的则成为以金融收入为主的金融性质企业。这背后体现了房地产行业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段也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房地产金融业态、商业业态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转型阶段。

　　中国财富网：一般认为房地产是城镇化的“硬件”，城镇化进程的一大表现就是城市固定资产的大规模形成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市场转型，这对于城镇化有何影响?

　　巴曙松：本轮房地产调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些大城市群中的三四线城市也进入到限购名单中。以前的房地产调控，全国几乎同步进行，不同地区都有城市限购。这次限购，有些经济不太活跃、人口流出的地区没有限购，而一些中心城市群周边的二线、三线甚至四线城市，也开始进入限购名单，如北京的燕郊、上海附近的嘉兴。这表明中国这一轮的房地产市场城镇化进入一个转型阶段，就是以有活力的城市群作为主要载体，作为下一步城市化推进的主要平台。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常常有争议，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要通过小城镇来分散大城市病，另一派的看法就是发展大都市群。现在看来，公众用自己的双脚做了选择，就是有活力的大城市群。

　　日本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对照，上个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之后，东京就出现空气污染、水体污染，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那时候东京的很多河都变成了垃圾堆。当时日本提出了著名的东京疏散计划，把很多功能迁到郊区，建了很多高速公路网、铁路网用以联系。虽然用意很好，疏散一部分出去了，但这个便捷的交通网又吸引了更大规模的人涌入，最后进来的人比出去的人要多得多，东京的人口从五六百万、七八百万发展到一千万、两千万。这一趋势与当前的中国类似，大都市群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波房地产调控下市场波动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根据2016年全年的房地产数据，三个城市群环北京、环上海、环深圳广州，加上六个中心城市南京、合肥、武汉、长沙、重庆、成都，“3+6”城的GDP占到接近全国四成比例，人口占两成，新房交易占接近一半，二手房交易占超过七成。这也显示出城市群的趋势。

　　北京实际上有意识地在进行基于城市群布局的规划，京津冀一体化的期望值非常高，包括雄安背后的理念。廊坊市常住人口规划从2016年461.5万，到2020年是570万，2030年785万，也就是说未来还打算增长323.5万人，这都可以说是环北京城市群格局下的趋势。

　　中国财富网：回到您刚刚说的新旧动能转化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的转型，意味着旧增长模式的一大动力在减弱，那么，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巴曙松：在大幅度的房地产调控压力驱动下，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开始回落，综合城镇化这些变化来看，这是未来一个大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增速要到一个新平台，必须要找到新经济点，必须要用新经济替代旧经济。

　　房地产投资增速总体是在调控中回落，基建其实也基本上是一个稳中回落的态势。PPP的大量上马，推动基建规模2016年上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现在又被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收缩抑制住了。

　　制造业逐渐站稳，2016年二季度之后，PPI的回升和工业利润改善同步进行。但是相比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说，制造业恢复的动能还是比较弱，所以进一步的回升还有待需求的释放和改革的推进。

　　2017年出口的整体环境不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出口也面临转型升级。全球整个经济环境都在回暖，带来贸易需求的上升，在中短期内也会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力量。然而出口正在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在现有出口份额基础上，要再增加是不容易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应该说也到了天花板，现在中国的昆山、东莞等很多制造业出口产业，已经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这些国家。中国的贸易已不再依靠出口规模的上升，而是逐渐向价值链两端来提升，这就是国际贸易上所说的“微笑曲线”，通过两端品牌技术的创新提升回报水平。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已经在向高端化、高新技术产品方向升级。

　　消费受收入的影响有一定制约，但是总体来看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是一个结构分化的过程。城乡居民的消费里面食品类、服装类的比例在下降，医疗保健类、文教娱乐类这些服务类的支出比例在上升，这也是大的产业结构转变趋势。

　　不同产业的转型进展不同，使得不同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下降，出现明显的分化。2008年大多数中国的行业往往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同步变化。而现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不同产业去产能转型进展有差异，宏观数字与微观产业的关联度越来越淡化，各行业的走势和全国增加值走势的相关性在显著降低，各个行业波动的时点明显地不同，这也说明全国的指标很难显著地体现结构的变化。

　　无论转型升级还是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经济来促进旧经济的转型过程。通常来说，新经济的增长速度比较快，旧经济速度比较慢，因此整个经济结构中新经济的占比越来越大，旧经济占比越来越小，这就是转型的过程。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模拟测算，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2020年新兴产业的占比能够上升到20%，这也显示出，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财富网：与经济转型进程相适应，金融政策需要作出何种调整?

　　巴曙松：谈到金融政策风向标，大家可以重点看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这是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会议，对金融政策的影响非常深远。观察中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政策动向，基本上就是观察一部1997年以来的中国金融政策发展史。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是1997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央下决心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修复银行不良资产负债表。我觉得从金融改革的进展看，往往是外部的环境压力大一点，更容易形成共识，对改革是好事，改革决策也容易推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金融界了解到，一个企业倒了就只是一个企业，而银行倒了，就会倒一片，而且银行真的会倒。决策者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这样才有了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对中国的金融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的银行业架构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

　　2002年第二次金融工作会时中国要加入世贸，加入世贸无疑国际竞争会加剧，当时大家对中国金融业很没有信心，觉得欧美的金融业比我们强太多，所以担心一旦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可能受到冲击。因此在谈判的时候，对金融业争取了五年的过渡期，这五年间可以对本国的银行业有一定保护，五年后内外资必须用同样的条款来监管。最近中国宣布了取消对外资持有中国金融机构份额的限制，外资可以持有51%的银行股份，三年后这个51%限制也可以取消。因此，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改革部署，督促国内银行利用五年的过渡期时间急行军，在五年的时间让中外资能在一个水准上竞争，目前看，这个阶段的改革非常成功。

　　第三次金融工作会也很重要，是要迎接世贸的过渡期结束，但从事后评估看，似乎没有觉得这次会议明显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内外部环境确实太好，2007年经过十年持续增长，信贷高速扩张，资产质量也很好，GDP也涨，银行的净利差也大，这是当时的环境。

　　第四次金融工作会主要是汲取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部署应对措施。2012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几年了，欧美金融监管出现很多调整，所以我们的监管规则受欧美影响做了一些收紧。

　　2017年金融工作会正好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了，增长动力有一个新旧转换。我们银行业原来习惯快速增长，现在增长慢了，原来投到旧经济的这些资产质量可能会慢慢暴露问题。怎么支持现有的新兴实体经济也是银行业不太熟悉的，银行比较习惯给重资产企业贷款，但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没有什么资产抵押。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金融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要熟悉新经济的融资需求，并且需要相应调整监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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