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

郑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中国报业协会、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联合主办,以“数造中国,智领未来”为主题的2018中国数字经济高峰论坛暨中数信安联盟中数信安联盟年会1月25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和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简称中数信安联盟)的领导和专家,各省、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各省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工作委员会领导,各地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公司和合伙人代表,以及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媒体代表近千人参加了会议,并就“数字中国建设”、“两化融合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共享发展”和“数字化在民生中的应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主席刘欣华在《数造中国,智领时代:数字平台的社会化应用分析》的专题报告中谈到,三年来,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中央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为依据,以市场为机制,以科技为支撑,以企业为主体,以服务用户为中心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全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在科技创新、体制模式创新、发展理念创新等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常态下的社会组织发展道路。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三十年,数字经济将继续快速发展。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领衔打造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方式通过金融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完成全生产力要素重构,必将有效加快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社会就业、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现代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生活和社会服务的现代化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为大会做主旨报告,他从两化融合与数字经济的关系入手,回顾了中国数字化的进程,展望了数字中国的未来,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把脉。

　　为扩大数字化技术和平台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与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签署了“数字科技文化发展基金合作协议”,与中国文联签署了“青年电影人发展基金合作协议”。年会中,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与有关单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年会还表彰了14个先进集体和45个先进个人。

　　在人类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每一次新热潮都蕴含着新的技术进步。从蒸汽机、电力、汽船、铁路、石油，到计算机、光纤通信、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进意味着生产力的极大释放，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质的进阶。近些年来，随着ICT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尤其是通过各个方向的商业化探索，公众对互联网、智能终端、4G、wifi……从观望、熟悉，甚至到须臾不离;没人能否认现代信息技术对生产、生活、连接方式的重大影响。我们曾经熟悉的工业时代的资源、生产要素、组织方式、行为逻辑都在动摇。今天，我们把信息技术革命、互联网思维、智能制造等提法聚焦到“数字经济”这个主题，其实是默认一个新的生产力“大跃进”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将以数字为核心，围绕数字价值重新构造新的经济过程、社会结构，甚至是文化心理。

　　“数字”或者说是数字承载的信息(也可以称为数据)从两个方向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经济活动的脉络，一是促进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二是其本身作为一种资源要素参与经济全过程。如果进行粗略的划分，“数字经济1.0”时代围绕第一种价值，即在现有的经济条件和规则内，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使沟通更便捷，使信息更迅速地传导，优化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渠道，这类似铁路的作用，它直接降低运输成本，更大发挥各种经济资源的价值潜力。“数字经济2.0”时代更多围绕第二种数字价值，即依托一种新资源——数字开展经济活动，这背后有巨大的价值潜能可以挖掘。有人将数字比喻成石油，是一种新的战略性物资。最为难得的是，与石油、煤炭这类有形资源相比，数字资源依附于知识资本，其规模报酬收入不降反增，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数字规模”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工业规模，其对应的投资逻辑、金融逻辑、产业监管逻辑、宏观管理逻辑都将发生深层变化。

　　阿里巴巴的存在，正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并且深刻改变着实体经济运行方式的最好印证。2017年，阿里巴巴纳税366亿，比去年增长50%，平均每天纳税超1亿元，带动生态上下游纳税超过2900亿元;在创造就业方面，仅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就直接间接创造3300万就业岗位。

　　阿里巴巴亲身示范了“数字经济”的两种价值，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对数字价值的充分挖掘。一方面，阿里巴巴通过“新零售”，重构了零售的渠道和用户端资源，有效整合供应链上下游，有效优化了传统的商业资源配置方式，也有效扩大了中国企业和中国品牌的市场空间，成为以利用数据这一工具升级传统产业的典范。。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推进“新制造”战略，以大数据为武器，让数据直接渗透到生产领域，科学分析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为商家提供可靠的行为预测。从天猫的创新中心到美的的洗碗机等一系列新物种，阿里巴巴在挖掘数字资源潜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已经成为制造业新的生产资料，制造业的深度变革已经发生。

　　阿里巴巴自身是产业变革的重要推手，掀起的电商平台热、技术经济热、互联网热，更对中国企业家群体产生重大的激励和影响。在近两年的企业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论从事传统产业还是科技型产业，言必称马云，阿里模式，平台经济。虽然其中很多有盲目跟风之嫌，但是必须承认阿里巴巴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一系列对新技术、新模式、新思路的探索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针重要“强心剂”。可以说，阿里巴巴示范作用的外部性是多层次多领域的。

　　阿里巴巴数字经济实践成果斐然，证明了“数字经济”绝不是虚拟经济，它不与实体经济争利，而是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创造社会价值。阿里巴巴纳税的“真金白银”，创造的就业机会，都反映着这个新型“经济体”的强劲活力。从简单的电商平台到集商业、物流、金融、制造等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一体化的提供商，阿里巴巴践行着将“数字经济”与我国市场优势、产业优势相结合，后发先至的务实创新路径。

　　数字经济大势所趋，在新时代的开端，明星级企业的模式、目标、原则和文化对于塑造整个产业的走向至关重要。回想美国AT&T作为电信业的开宗立派者，其最早倡导的“普遍服务”(无论提议动机如何)，即使到今天仍然是行业默认遵守的基本义务。我们期望，阿里巴巴能够继续秉承“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念，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树立标杆，推动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全球竞争的主动权，有效促进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前景可期。

　　这份名为《数字中国：提升经济全球竞争力》的报告指出，当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2016年中国电商交易额占全球电商交易总额比重超过40%;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移动支付市场，去年移动支付交易额相当于美国的11倍;在全球260多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初创企业中，中国企业约占三分之一。

　　此外，中国在多个数字经济领域的风险投资规模均位列全球前三，包括虚拟现实、自动驾驶、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

　　报告认为，市场体量庞大、数字化生态圈丰富、政府持开放态度等三方面主要因素成就了今天中国数字经济的繁荣。

　　中国市场体量庞大，网民数量可观，为数字经济规模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201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达到7.31亿，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的网民总和。

　　中国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主导建立丰富的数字化生态圈已延伸到消费者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而生态圈中包括BAT在内的企业竞争进一步促进各项技术推陈出新。

　　此外，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创新态度开放，此外，中国政府从多方面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当晚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麦肯锡资深董事合伙人、全球研究院院长乔纳森·沃策尔说，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业生态系统，依托全球规模最大的本土市场以及充足的风险投资资金，中国企业旧有的效仿西方发展模式已成功转型为创新引领模式，中国已经成为消费者导向型数字经济的全球引领者。

　　近日，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的赛迪顾问发布了《2017中国数字经济指数(DEDI)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2016年全国31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按从高到低分为四个梯队，其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广东省以79.63的分数摘得数字经济指数桂冠;此外，北京、贵州、天津、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的表现突出。

　　报告还在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演变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经济的五型分类和评价体系，分别为：基础型数字经济、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和服务型数字经济。

　　报告认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在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生产方式、驱动力、发展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都与这些变化息息相关。目前，多个省市都在布局数字经济，试图以此实现经济弯道超车。

　　根据报告，DEDI指数前五位排名依次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它们指数均超过50，属于第一梯队。其中，广东以79.63的分数位列第一，这也是唯一一个70分以上的省份。其余各省的得分依次为66.33、60.46、53.64和52.03。

　　报告认为，广东之所以能够排在第一，主要因为该省基础型数字经济相对领先，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国首屈一指，2016年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48万亿元;从技术型数字经济来看，广东得益于本地良好的技术基础和资金优势，省内企业对高新技术的投资热情较高;在服务型数字经济中，广东在基础应用方面较为普及，尤其在即时通信方面，广东微信用户占全国总数的12.41%。

　　此外，从资源型数字经济来看，广东拥有全国接近半数的上市大数据企业和国内透明度最高的政务开放平台，在资源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一枝独秀;由于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科研资源，广东在融合型数字经济总体排名中位列全国第三。

　　不过，报告也指出，尽管广东在融合型数字经济指数中排名第三，但在智能制造方面相对于江苏、浙江等第一梯队其它省份尚有差距，省内智能制造就绪率仅有6.8%。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DEDI综合指数，全国资源型数字经济指数发展相对滞后，仅有广东一省的单一指数得分超过DEDI综合指数。报告认为，这说明中国对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尚未开发成熟，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交易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数据产业未来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根据报告，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从高到低可以分为4个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北京5个省(市、区)，DEDI指数超过50;

　　第二梯队：包括上海、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天津、河北9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35-50之间;

　　第三梯队：包括辽宁、陕西、重庆、贵州、江西和吉林6个省(市、区)，DEDI指数在25-35之间;

　　第四梯队：其余11个省(自治区)，DEDI指数在25以下。

　　根据四个梯队的区域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第一梯队的5个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第二梯队主要在东部和和中部地区;第三梯队分布于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第四梯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其它内陆边疆地区。

　　第一梯队凭借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加上进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较早，在“两化”融合和“互联网+”的产业浪潮中响应迅速，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情况良好。

　　如江苏的电子信息产业仅次于广东，2016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收入分别为2.75万亿元和0.81万亿元。北京凭借大量的科研资源和创新优势，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优势明显，2016年北京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超过6000亿元。报告还特别提到了山东在服务型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绩，称其在互联网医疗方面使用率较高。

　　在第二梯队中，上海、福建和天津等省市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各具特色，但从分项指标来看，相对于第一梯队，其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指数相对弱势;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凭借传统产业基础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消费红利，得以跻身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中，东北地区占据两席，两省在融合型数字经济指数上相对滞后。其余西部内陆省份整体数字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报告认为，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领域仍有突破空间。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在承接国际电子信息相关产业转移、搭建全球高端人才、技术链接方面取得绝对优势。

　　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扶持区域，在基础设施提升、资源链接、市场开放、政策先行先试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将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重大发展机遇。

　　如果将DEDI综合指数的排名和GDP排名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个指标的排序基本吻合，即GDP规模较大的省(市、区)往往可以取得较高的DEDI综合指数排名。但部分地区也有所差异，如北京、贵州、天津和上海四个省市，DEDI综合指数排名显著高于GDP排名，分别高出8个、7个、6个、5个名次。

　　报告认为，北京、上海的基础型和服务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得分较高，主要得益于两地良好的科研资源，新兴产业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两地第三产业发达，使用互联网数字服务的活跃用户数量较高。

　　天津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良好，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侧重制造业，在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智能制造就绪程度和企业电子商务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

　　而贵州的资源型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带动了综合指数的整体提升，贵州政府针对大数据产业提前布局，境内设立了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国家大数据行业的整体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高出GDP排名的，也有DEDI综合指数排名明显落后于GDP排名的省份。如内蒙古、河南、广西和河北四个省(自治区)，分别落后9个、7个、5个、5个名次。

　　以河南、河北为例，两省基础型数字经济发展缓慢，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河南、河北2016年软件业务收为331亿和226亿元，与东部地区8396亿元的平均值仍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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