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郑瑟

　　让我们聚焦舟山港边的一艘船。

　　长154米、宽24米，吃水9.1米、载重量2.2万吨，蓝体红底，这艘叫作江海直达1号、正在进行最后安装调试的大船看起来平淡无奇，却因为既能通江又能达海而注定写入中国造船史。

　　这是继江船、海船标准后，按照第三套江海直达标准建造设计的船舶。“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干的事将创造中国之最。”舟山增洲造船厂江海直达1号轮机技术员张凯源自豪地说。

　　过去万吨以上的船舶船体因为桅杆过高，一到南京长江大桥就只能望桥兴叹，而未来，江海直达1号将从舟山出发，穿过南京长江大桥，沿着长江水道一路到达马鞍山等长江沿线港口城市，一路无须减载装卸。

　　船体中暗藏着玄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可倒式雷达桅。通过油缸的液压，在过大桥的时候放倒，过了大桥油缸装置再自动把雷达桅顶起来。”江海直达1号检验经理蒋建平这样描述。

　　在人们印象中，一艘艘拖着一长队的平板船的拖轮行驶在长江之上，一节又一节，冒着黑烟，扬着粉尘。从海上运来的货物便是通过这样的驳船一次次转载到目的地。而江海直达1号投入使用后，这样的场景将一去不复返。舟山市港航管理局江海直达船舶工作组组长俞展伟表示，江海联运实现后，将缓解长江水上交通拥堵，变三程运输为二程运输，减少煤炭等大宗散货在沿岸装卸中的逸尘现象，成就一条绿色联运的长江。

　　中欧班列也值得一再书写。2017年12月28日，伴随着汽笛声响起，全国第一班启动铁水多式联运的中欧班列——东风120338号列车从重庆果园港缓缓驶出站台，开往11000公里外的德国杜伊斯堡。“果园港的投入使用，真正实现了中欧国际铁路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之间的无缝衔接，将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更上一层楼。”重庆港务物流集团副总经理黄继感叹道。

　　此前，渝新欧班列是从重庆团结村铁路始发站出发开往欧洲的。而从重庆保税区果园港距离团结村尚有近40公里的距离。这意味着通过长江逆流而上的货物想要搭上渝新欧班列这班快车，必须增加每标箱1000元的汽车转运费用。“不仅增加了金钱成本，而且时间上还要多耽误一天来卸货、编组，甚至散货拼箱。”黄继说。

　　长江航运局副局长闻新祥也用数据印证江铁联运的便利性：“成本可以比公水联运下降20%～30%，江铁联运比例每提高1%，区域整体交通运输效率可提高10%。”

　　正是江海、江铁联运,甚至未来基于长江更多方式的联运，将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连成线、串成行，成为协同发展的“共同体”，构筑起中国经济地理的横轴;也正是江海、江铁联运，使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互联互通。

　　目光转移到长江沿线的另一座城市，安徽合肥。

　　“请打开窗帘。”随着讲解员隔着3米距离发出指令，窗帘缓缓打开。当大家还在为语音控制智能家居而惊叹的时候，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友国却挥挥手说道：“这不算什么，我们已经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研发更先进的脑电波控制家居。”

　　这意味着不用声音，只要用意念就可以操控家居设备。在2017年11月讯飞年度发布会上，中科院院士张旭现场验证了这项“黑科技”。当张旭随机抽出“打开空调”的指令之后，一位穿戴头盔和特制外套的演示者对着墙壁全神贯注地思考了一会儿，大屏幕显示家居语音后台接收到了脑电波指令，随即完成了相应的操控步骤，空调打开。

　　而在2017年早些时候，讯飞研发的机器人“智医助手”以456分的成绩轻松越过360分的分数线，通过了2017年国家临床执业医生资格笔试评测，在安徽两万多名考生中排名前100位。

　　依靠自主创新，科大讯飞从一个在校大学生创业企业，发展成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同样依靠自主创新，合肥从一个家底薄弱、默默无闻的中部城市陡然发展加速，成为长江经济带耀眼的创新高地。

　　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超导核聚变中心、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合肥中心、联合微电子中心、离子医学中心，依托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合肥有了数个世界第一;打通产学研，这个总书记口中的“创新的天地”塑造了更多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正在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凝聚新的动能，现代产业走廊雏形初具——四川、贵州等上游省份的电子信息、大数据和智能制造产业后发赶超;两湖、江西等中游城市群加速布局光纤光缆、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长三角地区，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取得重大成果。

　　长江机械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工人李岩正拿着专业的检测设备，对手中的主转毂内缘直径进行抽检。“标准是在52.98毫米到53.01毫米之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合格。”他抬头看了一眼贴在工作台正前方的作业指导书，精确到0.01毫米的数值被清楚地记录在上面。

　　李岩手里的这些零件，是汽车传动系统的关键零部件，主要为大众、本田等汽车品牌服务。近年来，随着一些全自动化设备的进入，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成本也将进一步得到控制。“以前每台机器都需要一个人来守，现在一个人可以看3到4台机器。”长江机械厂副总张诚说。

　　泸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毅贤介绍，长江机械有限公司是泸州实施“退城入园”后，进入机械装备产业园的50多家机电企业之一，通过政府的要素保障和政策扶持，产能已经从2014年的2000多万元提升至2017年的近5亿元，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与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促进长江经济带提质增效和绿色发展。就在同一年，泸州高新区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承担着泸州产业升级的发展重任，其中入驻机械装备产业园的长江机械有限公司，正是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由“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的代表。

　　坐拥邻江的便利条件，长江沿线和周边地区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布局了很多化工、钢铁、石化、建材等企业，仅以化工企业为例，长江沿岸及周边地区就超过40万家，产量占全国的46%。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发展理念下，推动传统产业整合升级，依托产业基础和龙头企业，整合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引导生产要素向更具竞争力的地区聚集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继续取决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稳定的增长活力。”德国NTV电视台网站近日刊文指出。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外专家学者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也是中国迎难而上作出的主动选择。这几年，中国的新发展理念正在落到实处，推动高质量发展着眼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经济正在走向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经济增长达到6.9%;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工业产能利用率创5年新高;过去5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超过11%，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2.2%提高到57.5%，据估算，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中共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变得更为鲜明。”荷兰莱顿大学经济史教授理查德·格里菲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格里菲斯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如环境质量下降、资源消耗过大等。过去几年，中国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些新发展理念正逐渐落到实处。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也是中国的主动选择。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可能不像此前那么“亮眼”，但是这是一种更加健康、更加持续的发展，值得鼓励和探索。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体现的是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的转变。过去5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城乡差距继续缩小，新发展理念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在格里菲斯看来，中国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问题。“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期“雪乡宰客”和“企业家质疑亚布力管委会”事件引发对东北营商环境的关注。“坦率讲，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进一步优化。”严鹏程说。

　　严鹏程强调，损害企业家、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应坚决制止，并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关注东北地区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帮助监督改进存在的问题。”

　　他指出，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一是开展东北地区优化投资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支持东北地区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引入推广“最多跑一次”改革。二是推进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三是开展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四是深入推进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引导和带动区域改革发展。

　　我国工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改变，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总体上处于中低端的局面没有改变。

　　要增强创新发展能力，加快突破5G、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领域，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当前，我国外贸大而不强问题依然明显，需要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要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大力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说，要创新思路打造利用外资新平台，重塑利用外资新优势，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去。

　　国家质检总局总检验师张际文说，要把质量创新作为推动广大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同时狠抓质量攻关，攻克一批长期困扰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江平说，将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大商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我国供给质量提升。

　　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基本解决了经济发展“有没有”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爬坡过坎考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瓶颈日益收紧，直接影响到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中国经济更需要着力解决发展“好不好”的问题。

　　韩国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宋璟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深化金融改革的同时，着力应对大气污染等环境和民生问题，这使得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为牢固。高质量发展将助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琼斯说，近些年来，中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和扶贫问题等，这既是践行新发展理念，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高质量增长是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途径。”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萨奇夫对本报记者说，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解决了经济发展不足问题，开始进入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从高速增长中获得了巨大的实惠，但经济的粗放式增长也导致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尤其是雾霾等环境问题困扰着人们。”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对本报记者表示，人民群众对协调和均衡发展的诉求日益强烈，这决定了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切实回应人民关切，避免因一味追求经济增速而付出代价。

　　据世界银行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复苏至关重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琼斯表示。

　　在萨奇夫看来，只有实现了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才能使高质量发展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提出的这些理念和经济发展方案对全球都有指导意义。

　　在开放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将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创造新的机遇，更可贵的是，中国将提供一条挖掘持续增长动能的根本性思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等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

　　李伟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李伟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着眼今年，我们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三大风险。” 李伟分析称。

　　他指出，从国际看，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二是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美国“缩表”和加息进程加快，欧洲也有望在今年开启“缩表”进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压力将有所增加;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

　　从国内看，一是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金融机构仍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金融严监管任务还很重。

　　二是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

　　三是地方举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下一步，必须坚持“逐步消化存量、坚决控制增量”、“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落实债务处置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在统筹考虑在建项目和资金链风险的同时，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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