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是中国的机遇

郑瑟

　　“不少外国人也爱追电视剧，今天他们追剧的时候也开始喜欢一边嗑瓜子一边追”，“嗑瓜子是我们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是‘中国人’这个品牌形象的一部分”。春节将至，一批国人熟悉的中国品牌正通过天猫平台得到全球消费者追捧，它们不仅热销全球，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反映着当下中国人的时尚主张、现代生活的文化传统，而成为全新的“中国名片”。

　　在外国人心目中，继“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之后，网红、火锅、嗑瓜子和羽绒服成为全新的“中国名片”，即用代表当下中国最好的制造水准和创新能力来传递中国价值和中国声音。

　　笔者认为，四大“中国名片”不仅代表中国品牌通过电商平台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追捧，其所折射出的深层次含义更值得中国人欣慰，即意味着中国制造以及中国商品从传统的“卖产品”转向“卖文化”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迈上了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居功至伟。不过，我国对外贸易追求的是速度、规模，我们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生产要素，甚至以牺牲环境等为代价，从而赢得了产品的成本优势，一时间中国制造所向披靡。但不得不说，中国制造的产品还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处于“微笑曲线”附加值最低的部分。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衫的利润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这故事道出了中国制造“卖产品”低附加值的辛酸泪。

　　附加值是附加价值的简称，指在产品的原有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附加价值可以说是一种企业获利的潜力。一般的制造、组装的企业就是所谓的低附加价值产业，技术研发能提高企业的附加值，但附加值最高的还是文化及品牌附加值。

　　实际上，四大“中国名片”指的一个涵盖了服饰、美食、电子等行业的庞大出海军团的代表，与以前靠规模、廉价取胜的传统中国制造不同，产品被附加上浓烈的中国文化元素，从而提升了文化和品牌的附加值。这让外国人发现，中国还有众多中国品牌正在用质量和服务传递着自己的价值和声音，打造出在全球传递的“中国新名片”。

　　被誉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代广场，一向是全球顶级品牌热衷的秀场。春节前夕，一幅题为“中国的洽洽 世界的洽洽”的巨幅广告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让中国人的年味走向全世界，吸引了全世界游客在这繁忙的“世界十字路口”驻足观赏。

　　天猫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有超过1万个中国品牌共计12亿件商品通过天猫出海计划进入海外市场。天猫双11当天，“三只松鼠”就卖到了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而“南极人”的数字是165个。这些贸易数据不仅仅代表经济层面，而且在无形之中将外国消费者带入到了中国式的日常生活中。

　　洽洽出口超过2亿元人民币，销往47个国家，让更多的外国人学会了如何嗑瓜子。也就是说，现在，通过天猫出海的商品，除了作为商品本身之外，也把其与生俱来的中国“软文化”传向全球，这才是四大“中国名片”的更大意义之所在。

　　正如“新四大发明”一样，中国四大“中国名片”走红并非偶然，背后寓意深刻，从微观层面来说，喻示着中国制造以及中国商品从传统的“卖产品”转向“卖文化”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迈上了新的台阶;从宏观层面来看，则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做为强大的支撑，中国品牌及中国电商才能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20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所谓“一系列经济活动”，从纵向看，涵盖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它们部分乃至全部建立在数字化之上，经济活动的参与性、规模和效率以超越常规的增长方式得以进行。从横向看，数字经济的产品存在于国民经济三个产业中，其形态首先是无形的数字产品，也可以寄寓于有形的物质产品当中。

　　数字经济不是国民经济三个产业之外的“第四产业”，而是内生于国民经济三个产业当中。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二是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即传统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导致的新增产出部分。

　　它包括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属于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各种“互联网+”，诸如电子商务、服务外包、交通工具和住房资源共享等新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属于数字经济的融合部分。

　　数字经济在给企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带来更多方便的同时，使经济规模和运行速率大为提升。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这些新的信息技术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催生出新型服务业态和服务产品品种，使得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进一步扩大，也改变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方式，使之升级换代。

　　“亚太地区具有独特的机会来扮演设定全球数字贸易标准和规范的领导角色。”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前TPP谈判首席代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温迪· 卡特勒(Wendy Cutler)近日在美国的双边主义和亚太经济整合主题研讨会上表示。

　　相关专家认为，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全球已经进入数字革命时代。而数字贸易是经济全球化、数字化的必然产物。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未来，而亚太地区因为市场规模等原因，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比很大。《2017 数字贸易指数报告》显示，201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体的数字贸易交易规模占到全球76%，数字经济贡献了22.6的全球GDP。

　　当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的市场机遇与主要贸易限制》研究报告也显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商业以及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2016年，全球数字行业实现总收入895亿美元。在大多数数字内容领域中，美国都拥有最大的数字内容市场，然而，凭借着强大的手机游戏市场，中国在视频游戏领域紧随其后。

　　“数字贸易是中国的机遇。中国有机会掌握数字贸易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形成全球数字贸易看中国的新格局。”敦煌网创始人兼CEO王树彤曾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关专家分析，随着中土跨境电商平台、中秘跨境电商平台等平台的搭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国跨境电商的合作，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已落地到更多的国家，再加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亚太数字贸易领域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2013年，我作为中国代表发起跨境电商能力建设项目——APEC CBET，从发起到2017年初，这个项目已成为21个经济体都来参与的全球合作项目。”王树彤说，2016年，APEC CBET被写入给G20领导人的政策建议中，并累计培训了覆盖亚太地区21个国家的3000余家中小企业。

　　与此同时，中国在亚太数字贸易的发展进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于立新、武夷学院商学院研究人员何梦婷认为，我国数字贸易在各领域发展不均衡，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且数字贸易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无法有效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

　　“在领先的产业领域，目前，中国还没有能力制定产业的游戏规则和标准。”王树彤强调，在政策上也还不完善，无论跨境电商，还是数字贸易都是新生事物，都需要从创新的角度去制定新的政策。政策要既能起到监管作用，还能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

　　不仅仅是政策方面，王树彤说，高素质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也是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瓶颈，中国在电商领域人才的缺口大概是500万。

　　数字贸易如此重要，各国在讨论市场开放和贸易管理时，就需要有国际可比数据做支撑。这个问题目前仍在各个国际组织和各主要经济体的探讨之中。

　　请读者们来回顾一下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开发过程，这个过程有助于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测度的开发思考。

　　1994年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列举了4种服务交付方式，作为测度服务贸易的概念基础。如何把此概念转化成国际统计规范，出现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另起炉灶，开发一套全新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方法;另一种是基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统计体系，通过补充性工作，实现4种服务交付方式的数据采集。

　　由于前一种思路很可能与现有统计体系冲突，且开发时间过长，被放弃。最终按第二种思路于2002年开发出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2017年3月，经合组织的一个统计工作小组提交了一份阶段性研究成果--《测度数字贸易:走向概念性架构》。该研究认为要实现对数字贸易的测度，需要先开发出一个关于数字贸易的概念性架构。世界贸易组织对此表示赞许。这个研究下一步如何进展，有待观察。

　　2016年，美国商务部《当代商业概览》发表艾莱克西斯·N·格立姆(Alexis N Grimm)的文章《美国的通信技术服务和通信赋能服务贸易趋势》。该文尝试用现有的国际收支表的服务子项核算数字贸易的进、出口额和贸易平衡。这个思路在世贸组织的测度方法暂不能出台的前提下，不失为一种替代思路。

　　在此，笔者建议对我国开展数字贸易尝试性测度。

　　可将服务贸易分为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和不可融合服务。所要测算的数字贸易包括:A。通信服务全部贸易;B。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中已融合的服务贸易。

　　由于现行统计制度不支持获取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中已融合的贸易数据，这就需要主管部门采用现行统计制度之外的方式来获得数据，可以有如下三种方式:

　　⑴通过重点企业服务贸易统计监测，测算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中已融合的贸易额占比，以此测算全部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中已融合的贸易额。

　　⑵借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服务业各行业数字经济对全行业增加值占比，去测算全部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中已融合的贸易额。

　　⑶构建数学模型测算各项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中已融合的贸易额。

　　上述3种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使用。

　　开展数字贸易尝试性测度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为国内各方提供参考性数据，二是为将来参与国际组织数字贸易测度方法和制度的开发提供中方见解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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