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

郑瑟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消费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愈发彰显，这在日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中更是可见一斑。

　　2017年全国人均GDP达到59660元，折合约8836美元，有观点认为到2022年，我国将有望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是1.26万美元)。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已然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

　　我国消费升级态势明显，空间巨大。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上年增长7.1%，其中，食品烟酒、衣着等衣食类支出所占比重连续三年呈现下降趋势，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消费支出逐年上升。

　　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游购娱”中，也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消费升级的浪潮。

　　服装消费方面，人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商场里千篇一律的成衣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小众设计、定制化服装愈发得到消费者的青睐;

　　饮食消费方面，健康安全、品质体验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消费者愿意花费更高昂的价格买绿色有机的生鲜蔬果，更愿意为精致的包装与舒适的餐厅环境买单;

　　居住方面，旅居成为热门，标准化、连锁化的快捷酒店远不能满足多元化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富有情调与品位的酒店建筑与室内设计、独特的景观环境、有惊喜与创新的酒店体验服务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住宿者的需求热点，消费者追求更多的不在仅仅是方便快捷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

　　出行方面，共享经济的理念激活了网约车、共享单车的市场;

　　娱乐方面，直播、网红、内容创业、短视频、自制剧等新娱乐形式不断涌向并快速更新迭代，满足着每个普通人也可以成为主角，成为明星的梦想……

　　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的不断升级正反映着人民孜孜不倦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将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金诚集团作为一家现代城市发展集团，以“新城市、新生活”为愿景，一直在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做着自己的努力与探索。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替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率达到58.8%，预计最终消费率也将显著高于50%。

　　在消费增长的同时，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也出现重大变化。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8.6%，达到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67.7%下降到31.2%。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消费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

　　在中长期视角下，消费虽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未恢复到历史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的结构性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78-2002年的“高消费率”阶段，期间绝大多数年份的消费率水平都超过60%，围绕着62.2%的均值水平上下波动，两个高点分别为1983年的66.8%和2000年的63.3%。第二阶段是2003年以来的“低消费率”阶段，期间消费率均值仅为51.5%，经历了典型的“U型”变化，即从2000年的63.3%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8.5%，而后持续回升至 2016年的53.6%。不仅如此，居民消费支出的占比也从第一阶段的77.7%下降到第二阶段的73.7%，2016年为73.1%。因此，从当前的变化趋势看，消费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未恢复到第一阶段的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特别是工资与福利性收入持续超国民收入分配，也可能会对中国经济走势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国民消费率在中高端消费供给短缺的制约下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在政府投资功能没有得到转变的前提下而实施的社会建设和福利体系建设，可能会侵蚀企业的投资收益，造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形成和研究开发——增速可能出现下滑。这不仅会导致短期需求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长期潜在增速伴随短期增速的持续下滑而下滑。因此，持续的超国民收入分配可能使中国陷入一个新的“两难困境”之中——要提高企业投资率就必须降低工资与福利收入增速，导致消费增速下降;而要提高收入与消费的增速，就要削弱企业投资收益，导致投资下滑，即“投资-消费不可兼得的困局”。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关键时期，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都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认为，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达2%，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目前不论政府还是企业，对于创新研发的投入都在稳步增长。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越来越大，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速、劳动生产率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创新驱动在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创新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新增长点。”牛犁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相关科技领域产品的创新发展以及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其它共享经济平台等新服务模式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虽然目前这些新增长点的体量还较小，但从长远看，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严鹏程表示，创新引领的作用日渐凸显，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这几年，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并茁壮成长，“互联网+”推动线上线下加快融合，特别是分享经济广泛渗透，跨境电商、在线医疗、共享单车等新服务模式层出不穷，这些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赵红军认为，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创新动力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二是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驱动;三是政府以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容忍创新失败，鼓励观念创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教育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整个社会迈向创新驱动保驾护航。

　　改革能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引擎支撑。实施消费驱动和创新引领，离不开改革的加速和深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认为，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一是市场化改革可以解决要素市场管制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市场化改革可以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利用率，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是市场化改革可以消除行政垄断与寻租空间，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而加快全社会技术进步的速度。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通过上述机制开启增长新动力，还可以改善资本积累与劳动供给的结构，进一步挖掘“老动力”，从而确保平稳地实现增长动力转换。

　　业内人士表示，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关键在改革。一方面，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贫困救助标准，调高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支持低收入者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降低中产阶层税负，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科技创新。针对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

　　面对居民收入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未来要利用目前比较宽裕的财政空间来化解“超国民收入分配现象”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要切实改变“政府出政策，财政不跟进、企业来买单”的现状，政府应当有效转变投资型政府的定位。一是将部分政府投资用于企业员工的社保建设上来，二是要通过减税来缓解企业当前的成本压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三是加大公共服务，加速民生建设，减少居民为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审慎性储蓄的水平，从而提升消费率。积极转换政府职能，使目前政府在各类产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更多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的建设。

　　另一方面，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不能就消费而刺激消费，而必须从更宏观和动态的视角来考虑消费促进。一是积极适应消费升级需求，考虑出台与扶贫补贴战略相对应的中高端消费促进战略。通过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适应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联合国富足标准后，中国居民日益迫切的消费升级需求，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中高端消费需求。二是加强消费市场监管，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改善消费市场环境。随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对于消费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应着重在健康、医疗、幼儿教育等新型消费领域，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大不良经营企业的惩处力度、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形成安心的消费市场环境。三是利用消费税减免等相关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支持等金融政策，鼓励消费增长，并积极引导资源向新型消费领域配置。鼓励符合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产品、新市场、新业态发展，提升消费规模和消费品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面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化，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走上高质量、可持续的新路子对于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站在历史新起点，要以经济转型升级为重点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迟福林表示，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历史性特点。在服务型经济比重不断提升的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助推产业变革的新动能;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消费时代”;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并进的趋势明显增强。并且，他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而且，产业变革也会进一步助推经济转型升级。此外，他指出要走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与环境治理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之路。

　　其次，经济转型升级是一场深刻变革，要按照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表示，“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是创新变革，核心是发展实体经济，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此，他认为应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为重点加快企业制度变革、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

　　再次，经济转型与扩大开放相融合，要适应经济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将赢得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的主动，使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迟福林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十字路口，“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动力、新平台。他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基础设施给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已超出基础设施投资收益本身，它将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务实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也将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迟福林进一步强调，“赢在转折点，以转型赢得未来，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务实选择，也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贡献。”从国内看，它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升级带来深远影响，并将明显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国际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全球影响显著增大：它形成的巨大内需市场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突出亮点;它推动的自由贸易新格局将加快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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